鄂州城隍庙古今谈

鄂州城隍庙古今谈


鄂州城隍庙古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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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的名称在周代已有,隍字本意为护城河,城隍一词的古义就是护城之河。城隍正式被认为是一“神”,始于南北朝时期,隋唐以后,城隍崇拜逐渐流行。明清时代,城隍崇拜达到鼎盛,民国以后走向衰落。鄂州市(古武昌)城隍庙历史悠久,几经毁建,现剩下一幢大殿为清代建筑,在城建中面临被拆毁的结局,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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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隍庙及其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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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间诸神信仰中,城隍被称为城邑守护神,又称为生活保护神。在建国前的中国乡镇,几乎无处不建有城隍庙,里面供奉着城隍老爷。每年,人们还会在几个特定的时间内去祭拜城隍爷,举办城隍庙市(即庙会)。

城隍,又称城隍爷、城隍老爷,是古代城邑的守护神。城隍由来已久,当初并不叫城隍。城隍,是民间传说中的守护城池之神。中国古代修建城池,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城”。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五“城隍神”条,城隍之名见于《易》,所谓“城复于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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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城墙对于国家的安全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城墙之外还要有护城河,因此,城隍神便具有保家护国的特殊意义,对于城隍的崇拜便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关城隍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天子蜡祭八神,其中七为水庸。据《礼记·郊特性》记载说,古时每年农历十二月农事告成时,天子要亲自祭祀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祗。其中,第七种神即是“水庸”,也就是管理田间浇灌的神。古人修建城池,多有护城的河渠,管理河渠的神叫“水庸”。相传此后的城隍神,即由“水庸”演变而成,逐渐成为整个城邑的守护神。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皆将祀城隍列入祀典,其神职也有改变,多为求雨、祈晴、禳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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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认为凡与人们生活安危密切相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这是原始风俗的残留,出于对自然界无知的崇拜、恐惧和迷信思想。后世将守护城池的城隍神视为神鬼世界中的一城之主,佛教和道教均把城隍纳入自己的神系,称他是翦除凶恶、护国保邦之神,并且管领阴间亡魂。此外,城隍能应人所请,旱时降雨,涝时放晴,保谷丰民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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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神的神职本来在于“攘外安内”,除了守城外,尚肩负社稷国家的安全,使无倾覆之虞。上古帝王时代的城隍,常与社稷同存亡。城隍祭祀普遍以来,随时代俗流所影响,其神职又渐渐地加重,诸如祈雨、求晴、招福、禳灾等,无形中兼管地方的冥籍,赏善罚恶,为冥府派驻阳间之地方冥吏。早期城隍神乃是自然神,虽然受到一定的祭祀,但因为既无庙宇亦无神像,无所凭藉,也异常清苦。只是后来随着神职的扩大,兼摄冥籍后,城隍亦神亦官(冥官),上达天堂,下通地府,神威异常显赫,于是才出入阴阳,领辖一方,享受“居有庙,依有像”的神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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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正式被认为“神”,始于南北朝时代,隋唐以后,城隍崇拜逐渐流行。

最迟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城隍神的记载。据《北齐书·慕容俨传》中记载,文宣帝天保六年(555年),慕容俨镇守郢城,敌军来犯,无法解围。郢城中有神祠一座,民间称为城隍神,慕容俨入庙求助,城隍神显灵,解了郢城之围。这是一则较早的关于祭祀城隍神的历史资料。不过这时的城隍神,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神,并无具体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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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建城隍庙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吴国赤乌二年(239年)所建的芜湖城的城隍庙。唐代以后,各郡县已开始祭祀城隍。当时的杜甫、韩愈、张九龄、杜牧、李商隐等人都撰有祭祀城隍的诗文。宋以后,祭祀和信仰城隍已经相当普遍,城隍神的形象也突破一统,呈现较大的变化,城隍开始变幻成人的形象。在封建社会统治机构的众多贪官污吏中,偶尔出现一个清明人物,人民就不胜爱戴,称之为“民之父母”,希望他们死后英灵犹在,于是纷纷把他们抬出来当作城隍,如苏州祀春申君、杭州祀文天祥、上海祀秦裕伯。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岁令一》载:“天下城隍名号不一。世传燕都城隍为文丞相,苏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即胡总制,近更周御史。”如此等等,足见城隍信仰具有较强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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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为管理人死后世界的神。城隍神不止一位,而有省、县、府、道各种行政建制的大小城隍。城隍之神都是剪凶除恶、护国保邦的忠臣义士。如北京城隍是宋代忠臣文天祥,苏州城隍祀春申君……各省、县又都有城隍庙,祭日开庙祷福。封建社会新官上任时,也要到本管辖内的城隍庙向神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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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主李从珂在清泰元年(934年),封城隍为王,开朝廷正式封祀城隍活动的先河。明太祖朱元璋当皇帝不久,就命人为都城南京城隍修造辉煌的的庙宇。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认为城隍未得到应有的显贵地位,于是根据明朝地方官吏制度,重新制定城隍的封号爵级,敕封京师城隍为帝(一说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壕、东和、平滁城隍为王,府城隍封号“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州城隍封号“监察司民城隍灵佑侯”,县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灵佑伯”,并为城隍组织了一套官僚机构,每个城隍都率有凶神恶煞的判官,以及手执刑杖、镣铐的衙役。每处城隍庙宇变得阴森恐怖,象官府衙门一样。朱元璋他曾对大学士宋濂讲:“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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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隍庙的建造和城隍爷的塑造,在众多民间信仰者的推波助澜下,使得各地拜神声势和规模愈来愈大。民间除了阴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到城隍庙里进香叩拜城隍神,以及在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城隍神出巡时举行盛大的出巡仪式以外,明代以后,逐渐出现了集城隍信仰、商品交易、民间艺能表演于一体的城隍庙会。城隍庙会源于城隍信仰,起初出于为城隍信仰活动服务的目的,但最终的客观效果却演变成为城镇中最主要的集市贸易活动了。如北京的城隍庙市,亦称庙市。明代北京都城隍庙附近之定期集市。自刑部街东弼教坊而北,延至都城隍庙,绵亘十里。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开市。凡日用之需、文物珠宝、书籍字画及国外奇珍、内府秘藏、精粗毕具,真伪杂陈。权贵势要之家,往往不惜重价购买,以至货价备增。外府州县,亦间有此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205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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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旧时山西大同城隍庙会是 雁同一带规模最大的庙会。相传农历五月十一日是城隍爷的诞辰,于是城隍庙会每年农历五月十一日举行,为期八天,久而久之,历史上就形成了传统的庙会。每年农历五月十一日拂晓,在城隍庙内要举行隆重的祝寿仪式。城内文武官吏也要来为城隍祝寿。庙会期间,每天均有戏班子唱戏。晚上除演戏外,还由佛门高僧念平安经。这时,练拳卖艺、变戏法杂耍等各路豪杰往往亦云集庙会,当地商贾及外埠商人也乘机前来推销商品。各路叫卖声遂将庙会推入高潮。城隍庙内,包括庙附近的商家也全部张灯结彩,为城隍神欢庆圣诞。

各种庙会中,城隍出巡亦格外壮观,官府带头,乡绅出钱,百姓参与。仪式多在春、秋、冬三季。在清明节曰“收鬼”,七月十五日为“访鬼”,十月初一是“放鬼”。都提到了“鬼”,显然借驱鬼去秽,来劝善惩恶。届时,队伍浩浩荡荡,观者如云。人们抬着城隍神像,前面鸣锣开道,扛写有“肃静”、“回避”各八面虎头牌,举二十八面绘青龙、白虎图形的大旗,执六十四种兵器的仪仗,持万民伞,敲几十个大鼓,后面是众多的走会杂耍,如高跷、秧歌、跑旱船、耍狮子、耍中幡、挑扛箱等等。到了晚上还要唱大戏,作法事,形成集崇拜、迷信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庙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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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道教影响,民间说城隍管土地,不但管着阳界,也管着阴界。视城隍神为负责进出阴界的神。百姓中凡有病、有冤、或灭灾求雨,都要去烧香求城隍,甚至某人客死他乡,也要求城隍发路票(条),以便安全送遗体尸骨回归故里。而装神弄鬼的巫师为求保佑者作“法”,常在城隍庙搞“夜堂”,借城隍神显灵去驱鬼。

对城隍神的崇拜,主要体现了中国民俗中的民情民意,从民间神的自然崇拜向供奉人神转化,由口碑好的忠臣良将衍化为令人尊敬的神祗。一些保卫城池的长官、将军常常被附会为某一城隍之神,崇拜他们也就是祈祷城市平安,人丁兴旺,表达了社会需求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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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鄂州历史文献上的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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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古武昌)历史上的城隍庙是在儒学的基址上改建的庙宇。城隍庙位于鄂州城区大西门内。据清光绪《武昌县志•秩祀》卷六记载:“城隍庙在县大西门内,其地为宋熙宁(1068—1077年)前泮池。明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孟吉(洪武三年任。孟吉,一作孟吉诚)建。国朝(清)顺治六年(1649年),知县鹿兆图重修。嘉(庆)道(光)间(1820—1821年),马迹乡刘可勤,县市施锦龙等捐资修建。咸丰二年(1852年),贼(指太平军)毁。光绪三年(1877年),知县刘笃庆,四年,知县凌心垣相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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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清光绪《武昌县志•学校》卷七载,晋征西将军庾亮,在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九年(334年),自安徽芜湖移镇武昌(今鄂州),于第二年,即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在武昌现在的城隍庙旧址开置学宫,即学校。“在武昌县(今鄂州)开置学宫,起立讲舍,又缮造礼器俎豆之属,将行大射之礼。”县志还转引《宋书•礼志》:“庾亮镇武昌,置学宫施教”。儒学(学宫)“旧在县城内西隅”(《武昌县志》引《康熙府志》),“即今城隍庙基,泮池在焉”。(《武昌县志》)。“宋崇宁(1102—1106年)中,迁于县治南里许”,“淳熙(1174—1189年)中,县令周復迁至县治东南,即今址”,“此为今南湖学宫之始”(清光绪《武昌县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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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志•教育》也载:“北宋庆历年间,武昌(今鄂州)置学宫于县城中心,规模宏大。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学宫迁到城西宣圣庙。南宋淳熙年间,又迁至南湖(洋澜湖边)。”

从以上历史记载看,明洪武三年前为儒学,后儒学迁建于南门外,知县孟吉将儒学改建为城隍庙。清顺治、咸丰、光绪年间,都进行过重建。从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起,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至最末光绪四年(1878年)至今亦有132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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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光绪《武昌县志》中,有关城隍庙的记载还有如下几条:

1、何远,字义方,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武昌太守。远在官,好开途巷,修葺墙屋,人居、市里、城隍、厩库,所过若营家焉。因秩奉钱,并无所取。岁暮择人尤穷者,免其租调,以此为常。所至皆生为立祠(《武昌县志》435页)。

2、韩相,号经垣,北直隶晋州进士,(明)天启知县。时黠吏盘踞,号称难治。相不露锋颖,一朝坐堂皇,以某弄柄,某舞文,治之如律,内外肃然。讯鞫如悬镜,枉直毕照,厘剔总书,押差,苛收诸弊,民皆乐输。性镇静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寻擢南台,邑人建祠于城隍庙左祀之,并祀名宦(熊志)(《武昌县志》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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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鹿兆图,山东贡士,(清)顺治知县(顺治五年任),值兵燹之余,招垦田地,抚集流亡,凡催科折狱,不尚严峻,民皆化之。清介自守,而葺学宫,课士子,则捐俸不惜。升汾州(今山西汾阳)同知,行李萧然。民为之歌曰:“做官不要钱,起身无盘缠。”祀名宦(《武昌县志》452页)。

4、周向青,字仲廉,号苏门,浙江钱塘举人。谳狱明敏,判断如流。有严甲与某乙争湖械斗,其父受伤,未殊,甲因而弑之,以斗死讼,莫不定谳。向青至,祷于城隍神,夜即庙中,听其狱,集甲与其妻及两弟、弟媳跪阶下,束刍为甲父像,衣以生时衣,令吏唱名,牵以入。向青坐堂皇,若亲与酬对。观者悚然,甲色变,其弟妇先吐实证甲,甲不能置辩,遂具服,论如法,县称神君。逾年去任,后十余年,终汉阳县知县。其后有云南进士保先烈者,谳断明决,人多惮之(《武昌县志》454页)。

5、刘笃庆,字季莼,陕西长安监生。光绪二年,署武昌县事,质性恺悌,与人接,蔼然和霁。凡催科折狱,不尚严峻。前知县张炅捐给文童试卷,不及武童,笃庆并捐之。县城隍庙,毁于兵,创捐修复。去任,民立“去思碑”,盖今日之宰官,有纤毫之惠政,而民亦思之而不忘也(《武昌县志》458页)。

刘笃庆知县不仅修复城隍庙,而且还勒石告示警戒不法奸商的欺诈行为,该石碑现嵌于城隍庙墙上,其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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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示勒石》

钦加同知衔调署武昌府(今武汉)武昌县(今鄂州)事,汉川县正堂加二级,随带加二级,记录十次,刘(笃庆)为出示:

禁事照得设立牙行(为城乡集市中专为买卖双方说合磋商贸易,即经纪人,又称牙商),原杜买卖欺诈,以昭公平。牙行所用秤、尺、斛、斗等件,务期出入一律,毋得任意增减,擅自使用,违者照欺诈律论,功令何等森严。兹查有县市煤炭牙行,竟敢勾串奸商一气,每於檼(yìn音印,平量意)炭时,歪斜斛桶,私用小戽,以少报多,欺诈乡民,殊堪痛恨!

除差传各炭行外,合行示禁。为此,示仰县属炭行经纪人等知悉,嗣后买卖,务须公平。遵用市斛,公平檼(yìn音印,平量意)炭,不得歪斜使用小戽。倘敢仍蹈前辙,一经访闻,或被告发,定即拿案,从严究办,决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画押)。

右仰通知。

光绪二年七月初八日(1876年8月26日)示。

《告示》:阖邑士民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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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涂淑儒,字放鲁,监生。善事亲,兄弟白首相友爱。督理家政,俾弟席儒从事於学。性戆直,是非无所假借。有以缓急告者,必须佽助之。邑中修葺文昌阁、城隍庙、韩公祠,淑儒始终经理之,不辞劳怨(《武昌县志》758页)。

鄂州(古武昌)的城隍老爷,相传一为南宋武昌开国子岳飞;一为浠水县刘某,姑妄存之。

现有城隍庙大殿、天花宫、万年台等。1984年被列为市重点保护单位。城隍庙前约50米范围内,为鄂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所属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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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鄂州城隍庙命运及现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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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古武昌)城隍庙,其自明洪武年间修建以来,命运多舛,经历了整个明清两个王朝,屡经兵燹破坏。清光绪四年复修后,又历经民国期间的战乱。建国后,六十年代经十年动乱,至七十年代末期人为和自然的损毁,已仅剩一幢大殿。现在,土地被卖给开发商建房,千年城隍庙面临拆除。目前,鄂州市民和地方文史专家誓保“古董”,是就地保护,还是拆迁异地重建?千年城隍庙命运岌岌可危,引人关注,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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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城隍庙问世以来,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变迁,负载着历史信息的沧桑变化。

城隍庙原是鄂州市最早的儒学,早在东晋时,征西将军庾亮镇守武昌,在此创办官学,即后来的儒学。宋熙宁年间,儒学迁建南门外,在此改建城隍庙。城隍庙原由大殿、中殿、左殿、右殿、厢房、天花宫、万年台及角楼等一进三重的群体建筑物组成。总占地面积为1087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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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1927年)前后,即北伐战争时期,贺龙同志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独立十五师部队曾驻扎在城隍庙。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令张耀棠等筹备本县中心小学,觅定城隍庙为校址,呈厅备案,旋委张耀棠为校长。是时,仅有3个班,因学生过多,原有校舍不能容纳,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1日,该校由城隍庙迁往新校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鄂城全县沦陷。城隍庙所在区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并将城隍庙建为日军司令部,直至1945年日军投降。解放战争期间,城隍庙又成为国民党军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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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鄂城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东路部队;武汉警备部队一五三四师四五八团驻鄂城时,均以城隍庙及其旧营房为驻扎地区。

建国初期,城隍庙曾先后作为大冶专署、鄂城县人民政府所在地。1959年为县博物馆址。1961年6月,鄂城县文化馆、鄂城县图书馆、鄂城县博物馆三馆合并,仍称鄂城县文化馆。馆址迁移到大西门城隍庙。1978年,文物、图书相继从文化馆划出,恢复鄂城县图书馆、鄂城县博物馆。1979年,文化馆在大西门广场南侧兴建办公楼落成(现为鄂州市三中校舍)。

鄂州(古武昌)城隍庙在明洪武三年、清顺治六年、光绪三年均分别进行过维修。1958年原鄂城县人民政府曾拨款修葺。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十年动乱期间,主要是在鄂州市建立前后,城隍庙遭到很大的破坏。据原市锻压机床厂(前身为鄂城县第一机械厂,1971年改名县锻压机床厂,1983年后改称现名)退休职工反映:城隍庙当年属文化局下属文博部门管理,第一幢为文博人员宿舍,为门楼万年台,他们还看见有“城隍庙”石碑。再往后为第二幢、第三幢。传说有关方面私下将城隍庙土地证、房产证转卖给市锻压机床厂作厂房用,付费20万元,时约1982—1983年左右。有人讲付给了市博物馆,属暗箱操作,“私下”协商。这个20万元,一说作为市博物馆的搬迁费用。

市锻压机床厂将城隍庙古建筑群接收后,因缺乏资金,暂不能改建厂房,未拆前作仓库使用。传说由于思想上仍有顾忌城隍老爷的“威灵”,故在第一幢殿堂作为放澎润土的仓库用,房子漏雨,引起澎润土扩涨,让古建筑自然涨垮,免城隍爷“报复”。1998年大风雨,终于倒塌了。时任厂书记为黄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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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幢殿堂在1981年先做仓库用,后被时任厂领导的熊某下令拆毁(熊某后死于“老鼠拖粪门”,即直肠癌)。

1984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称:“仅存后大殿(即现存大殿)、万年台。”万年台位于城隍庙西端,建筑面积290平方米。屋顶为四角歇山顶,东西两墙为猫拱式山墙,正中有对称四柱,顶端与斗拱结合,地板为木板构建而成。由于工厂的多次改扩建,现万年台已被拆除,整个城隍庙建筑群仅剩后大殿,面阔20.35米,进深13米,通高约9米,占地面积277平方米。为砖木结构(薄青砖灌斗,木列架支撑建构),屋顶青布瓦盖顶,为单檐硬山顶,莲花斗拱支架,雕梁画栋,重檐飞阁,红椽碧瓦,庄严雄伟。其向座北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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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鄂州市悠久的历史文化蕴育了一大批热爱国家民族利益的市民,他们淳朴善良,爱国、爱乡、爱家,与人为善,坚守正道,弘扬正气,维护正义。他们由几位热心肠又具有正直责任感的人士牵头,从1980年前后即开始筹集资金六七万元,自己动手,买材料维修殿宇,雕塑神佛庄严圣像。正当他们自觉自发地保护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城隍庙古建筑时,不料两年前市锻压机床厂改制整体搬迁,厂区土地被卖给开发商,用于建商品房。有关单位及个人,竟置国家法律予不顾,以三十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城隍庙土地及建筑物变卖给了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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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下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以及第二十条第三款也规定:“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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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变卖拆除城隍庙古建文物,是对国家法律和政府部门权威的蔑视和挑衅!是违犯《文物法》、《宗教事务条例》的违法行为!

所以,我们强烈呼吁:恳请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坚决制止破坏文物的违法行为,保护我们鄂州民俗历史文化。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古老的城隍庙打造成民俗文化广场,让千年的历史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再放异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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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千年城隍庙的命运引起了多方人士的关注。2010年6月23日,鄂州市有关部门和领导十分重视,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宗教界人士、居士林民众、市地方历史文化人士代表和市规划局总工程师代表出席的听证会。会上,30位各方代表一致强烈反对拆庙,反对异地迁建。鄂州文史和民俗专家等称,鄂州城隍古庙是历史留给社会的珍贵文化遗产,决不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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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文体局相关人员称,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文保单位原则上是就地保护,如需异地重建,则需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报告并获批准。鄂州市目前还没有向省文物主管部门提交此类报告。

鄂州市规划部门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尽管此处已作建设规划,但还没有颁发规划许可证。城隍庙的去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允许开发商动工建设。我们企盼着鄂州市古老的城隍庙,如同上海及全国其他地区的城隍庙文化一样,再次重光!

【主要参考文献】

1、鄂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鄂州市志》,中华书局,2000年7月版。

2、清·光绪《武昌县志》,鄂州市档案史志局2004年11月点校重刊版。

3、汪小洋:《中国百神图文志》,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6月版。

4、乌丙安、江帆:《中国民间神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5、东方暨白:《民间神佑大通书》,气象出版社,2005年8月版。

6、聆钟等:《中国传统偶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

7、王德华:《鄂州市民和专家誓保“古董”》,载入2010年6月26日《楚天都市报》

8、李洪江:《千年城隍庙命运引人关注》,载2010年6月25日《吴都周末》。

9、鄂州市城隍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关于要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千年城隍庙的紧急救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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