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新四軍軍歌》誕生歷程
■袁振威
《新四軍軍歌》是我最愛唱也是我唱得最多的一首革命歌曲。因為我是聽著老前輩講述《新四軍軍歌》的故事長大的。我父親袁國平，時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我母親邱一涵在新四軍皖南時期任教導總隊宣教科長，《新四軍軍歌》曲作者何士德所在的文化隊又隸屬於教導總隊，因此她對《新四軍軍歌》的創作過程是十分清楚的。陳毅等前輩以及時任軍部速記班班長的李又蘭、《抗敵報》副主編馬寧有關對軍歌的講述，不僅讓我認識了軍歌，同時也讓我瞭解了許多《新四軍軍歌》的創作歷史，更讓我愛上了《新四軍軍歌》。近年來陸續發現的包括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聯名頒佈學唱《新四軍軍歌》的命令等歷史文獻，完全吻合了前輩們關於《新四軍軍歌》創作背景及創作過程的講述。
當我還是個青年學生的時候，陳毅伯伯就曾親口對我說：“你爸爸是著名的宣傳鼓動家，很有才華，《新四軍軍歌》就是他主持創作的。”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一日《抗敵報》刊登的頒佈學唱《新四軍軍歌》的命令及歌譜。
袁國平受命主持創作《新四軍軍歌》
1939年2月，周恩來到皖南新四軍軍部視察。在一次會議上，他和新四軍的領導同志一起商定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大家都非常興奮。
葉挺提出：“我們應該寫一首軍歌反映這個方針，讓全軍將士都知道我們的奮鬥目標”。與會者異口同聲表示贊成。項英當即表示：“葉軍長的意見很好，一首高水平軍歌的作用可大了，相當於為新四軍編寫了一本教科書，可大大提高我軍的戰鬥力，這一點我有親身的體驗。中央蘇區第一方面軍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方面軍總政治部向所屬部隊發出通知學唱《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當敵人發起第四次‘圍剿’時，我們一方面軍各部隊無論在戰前動員還是在行軍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提高了部隊的士氣，堅定了必勝的信念，戰鬥力大大增強。所以創作軍歌的工作很迫切，這件事就這麼定了。前方忙於作戰，我們軍部又人才濟濟，就在軍部徵集歌詞然後配曲。現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見還是各司其職，軍歌的創作由國平來抓。國平作詞是行家，我前面說的《三期革命戰爭勝利歌》就是國平寫的。他抓軍歌的創作是最合適的”。
接著，項英明確了軍歌的創作要求：“第一，應宣傳我軍的光榮歷史和優良傳統。第二，要明確我軍的宗旨和目標。第三，軍歌應該是進軍的號角，能催人奮進勇往直前。只有這樣，才是一首好的軍歌。” 袁國平表示，創作軍歌是政治部分內的事，作為政治部主任責無旁貸，但我對三年游擊戰爭的情況瞭解不多，還請各位指導。陳毅講，我正在寫一首詩，待完成後可供你參考。項英則說，我給中央的三年游擊戰爭的報告，你也可以看看。
在炮火硝煙中誕生
袁國平按照項英的要求，著手開展歌詞徵集，為此《抗敵報》還專門刊登了徵稿啟事。很快,朱鏡我、朱克靖及袁國平本人先後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鏡我及時在政治部組織了討論，一致認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項英對軍歌的要求，確定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優化。陳毅回到江南以後於3月底完成了敘事詩《十年》的撰寫。4月上旬，袁國平收到陳毅的詩並附有一封信。信中說，“我因在軍部滯留的時間較長，積壓許多軍務急需處理，又要忙於傳達周副主席和軍部的指示，為軍歌作詞之事只能作罷。現將詩稿寄來以供參考。”袁國平即責成朱鏡我考慮是否可將《十年》改成歌詞。朱鏡我和時任《抗敵報》副主編的馬寧先後著手修改，均感到此詩結構嚴密、邏輯性強，改動一字都困難。馬寧還說《十年》是敘事詩，與歌詞不是一個文體，很難改成歌詞。
袁國平決定召開會議進行討論。參加會議的除袁國平、朱鏡我、馬寧、朱克靖和政治部秘書長黃誠以外，還有副參謀長周子昆、軍部秘書長李一氓等。朱鏡我主持會議並彙報了有關情況。會議一致認為，政治部原選定的稿子完全符合軍歌的要求，已經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遂在此基礎上吸收了其他來稿的可取之處，做了進一步修改後，決定將其發軍部和各支隊徵求意見，同時交何士德譜曲。
陳毅收到軍歌歌詞徵求意見稿後，在給軍部的信中認為歌詞很好，表示贊同並建議將“光榮北伐武昌城下鐫刻著我們的姓名”中的“鐫刻”改成“血染”。
徵求意見稿返回軍部後，在政治部討論時，政治部秘書長黃誠覺得“鐫刻”更為深刻些，因為自北伐以來，國民黨中的將領常抹煞共產黨在北伐中的作用和功績，而“鐫刻”的寓意彰顯了在北伐戰爭中共產黨人的功績是彪炳史冊的。而袁國平則認為革命戰爭總是要流血犧牲的，他覺得陳毅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見將“鐫刻”改為“血染”也是可取的。針對不同的意見，袁國平最終拍板採納陳毅的意見，將“鐫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國平在組織創作歌詞的同時，還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譜好曲。袁國平向何士德著重說明了歌詞產生的背景，詳細講述了皖南的戰略環境、新四軍的發展方針，強調歌詞要突出東進抗敵和向敵後進軍的思想，譜曲時要加強戰鬥氣勢。袁國平還強調，“歌詞第一段最後一句‘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和第二段‘前進，前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要重複兩次”。他在聽完第一次譜曲後，又提醒曲作者，《新四軍軍歌》的“曲調應高昂雄偉，要有一往直前的進軍氣魄。”何士德按這個要求寫了第二稿。這一稿沒有馬上遞交審查，而是先在文化隊內部試唱，傾聽隊員的反映。大家認為這一改好多了，雄壯、高昂，節奏鮮明；不足之處是，新四軍指戰員大都出身工農，學唱難度較大。於是，他再一次作了大修改。第三稿完成後，使得曲調更加雄壯有力、鼓舞人心，充滿了藝術感染力和號召力。曲與詞的結合也相當完美,使得歌詞的意境得以充分展現。結尾處,連續三個“東進，東進！我們是鐵的新四軍！”曲調有層次地、一次比一次高亢雄健，推出了全曲的高潮。1939年7月1日中午，在雲嶺附近的新村文化隊禮堂，何士德指揮軍部文化隊的歌詠隊試唱了《新四軍軍歌》。當最後一個音符結束後，項英當即叫 “好”，並說：“你們唱得好，唱出了新四軍的光榮傳統，唱出了新四軍的英雄形象。”然後，袁國平當即代表軍部鄭重宣佈：“通過！”並將軍歌正式定名為《新四軍軍歌》。正當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悅之中時，突然，日寇12架飛機竄到了雲嶺、中村一帶的上空，狂轟濫炸，當地老百姓和部隊都有傷亡。在項英、袁國平等指揮下，文化隊的同志立刻分散隱蔽。
警報解除後，項英和袁國平在大家面前發表了義憤填膺的講話。項英憤怒地說：“日寇今天的轟炸對中國人民又欠下一筆血債。我們要用各種戰鬥來回擊敵人，大家要到部隊去教唱軍歌，用革命的歌聲激勵士氣，打擊敵人。”然後，他宣佈當晚慶祝“七一”的晚會暫停，要求大家到雲嶺去救災。
袁國平在講話中說,《新四軍軍歌》在戰鬥的血火中誕生了，大家要學好教好《新四軍軍歌》，用歌聲鼓舞指戰員，向敵人討還血債……
彈痕累累，硝煙未散，在項英、袁國平的一番義憤填膺的講話以後，大家帶著滿腔怒火和對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再次高唱軍歌。所以，《新四軍軍歌》名副其實是在炮火與硝煙中誕生的。
1939年6月15日《抗敵》雜誌第4號刊登的《新四軍軍歌》。
頒佈學唱《新四軍軍歌》的命令
新四軍軍部首長對《新四軍軍歌》的創作和學唱非常重視。在新四軍成立兩週年紀念日即1939年10月12日之際，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副主任鄧子恢聯名簽署命令，在正式公佈《新四軍軍歌》的同時，強調以軍歌為教材對全軍指戰員進行黨史、軍史和革命傳統教育。命令全文如下：
命令
茲審定並公佈本軍軍歌（附後），仰全軍一律遵照採用，全體指戰員應在最短期內，唱誦純熟，茲根據軍歌解釋，深入教育，使人人深切瞭解軍歌意義，以軍歌之精神為全軍之精神，並貫徹此精神於我軍戰鬥中，工作中，日常生活中去。軍歌應在集會時歌唱，唱時必須全體肅立，莊嚴鄭重，並不得任意修改歌詞與歌曲，此令。
軍長葉挺 副軍長項英
政治部主任袁國平 副主任鄧子恢
命令所附《新四軍軍歌》在註解中明確指出 “此係最後修正之歌譜，以後各部隊均以此為準”，命令還特別強調“不得任意修改歌詞與歌曲。” 這為統一軍歌的詞曲，提供了最準確最可靠的標準，也為確保《新四軍軍歌》不被演變，規定了鐵的紀律。其後數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軍軍歌》就這樣以集體作詞、何士德譜曲或作曲轉載在諸多刊物上，傳唱中華大地，經久不衰。
軍歌歌詞被史沫特萊譯成英文傳到國外
當年在皖南採訪的美國著名女作家、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被指戰員們學唱軍歌的熱烈氣氛所感染，她在聽了袁國平的介紹後，稱《新四軍軍歌》為“時代的強音”，並提筆將歌詞譯成了英文，傳到了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史沫特萊在奔赴北京途經英國時因病去世，臨終前她囑託朋友將她的歌詞手稿等遺物一起寄給了她曾採訪過的朱德總司令。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當即指定由上海的中國唱片公司錄製唱片。開國大典前趕製的編號為“大中華唱片廠38254”的唱片很快報送北京，其一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國歌》，另一面即是《新四軍軍歌》，這張唱片僅製作10張，可見《新四軍軍歌》在當代革命歌曲中的地位是多麼重要。
解放軍原總政治部在《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政治工作的卓越領導者》一文中就袁國平對《新四軍軍歌》所作出的貢獻給予了肯定：“他積極組織《新四軍軍歌》的創作，突出了東進抗敵和向敵後發展的思想，加強了戰鬥氣勢，使之成為一首雄壯有力、膾炙人口的著名軍歌。”
如今，袁國平和他的戰友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精心創作的這首《新四軍軍歌》，鼓舞了幾代人頑強奮進。這氣勢磅礴的雄偉戰歌產生於偉大的時代，產生於一群信念堅定、才華橫溢的中華精英。他們人已離去，歌聲卻始終響徹在祖國大地，永遠留在人民的心中代代相傳！
謹以此文紀念《新四軍軍歌》誕生八十週年。
本文刊於2019年11月10日《解放軍報》“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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