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到達美洲的旅行者曾驚訝於“新世界”居民在語言、飲食、社會習慣上與歐洲人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同時期來到亞洲的歐洲人，雖也感慨差異巨大，但畢竟沒有兩個世界之感。
在歐洲人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的幾千年裡，舊大陸的不同地區已經通過貿易、移民、衝突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
生活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人群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聯繫的呢？
這個問題本身，可以追溯到18世紀早期，是一個比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更古老的問題。
考古學家和文化人類學家分別從物質和意識兩個方面回答這個問題。例如，英國考古學家安德魯·謝拉特（Andrew Sherratt）認為，一個重要的時間點是公元前20世紀。
在此之前，舊大陸被帕米爾高原和塔吉克斯坦山區一分為二，存在著東、西兩種顏色不同物質傳統。
古代中國推崇白色和綠色的‘玉’，西亞和歐洲崇拜藍色的‘青金石’與黃金 。
這個東、西物質形式與審美的隔離，甚至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公元前20世紀以後，這一格局被冶銅術的東傳打破了。
另一位英國學者，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則認為，自公元前第3千紀以來，處於舊大陸不同地區的社會開始擁有了相同的發展步伐。
發生在西方的事，總能在東方找到映照。這種歐、亞趨同的腳步，在公元前8-3世紀達到了頂點。不同地區的人們開始用“懷疑”的眼光審視原有的信仰傳統。
“懷疑主義”在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與希臘幾乎是同時起源的。
“懷疑”將原本由魔法、權力、物質鉸接在一起的世界分成兩個層次：物質的現實生活和意識的精神世界。
在更早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論述中,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將這個現象稱為“歷史的起源”。
剛剛提到的兩位英國學者都於近年下世。他們給史前史研究留下了一個全球視野，告訴我們，歷史的因果不僅限於一時一地，長時段的決定因素，常常在本地社會之外。
一定程度上，戰後這一代知識分子對“全球史”的關注，他們與對二十世紀本身的反思有關。
在冷戰的背景下，發生在任何一個角落的事情都可能對世界另一端產生影響。
而對戰爭的反思，使許多人站到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對立面上，從而強調另一種歷史的重要性。
歷史有時候會是研究者生活經驗的延續。
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表明，舊大陸不同地區聯繫開始於更古老的年代（農業技術形成之後不久），覆蓋範圍更廣闊（囊括整個亞洲、歐洲和北非）。
食物全球化
讓我們回到問題本身：舊大陸東、西兩邊的生活方式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趨同的？
討論這個問題要接受一個基本前提：本來的差異很大。
本來的差異的確很大。歐亞大陸存在至少4個動植物馴化中心（西亞、中國、印度和北非）。
以西亞和東亞為例：西亞人種植小麥、大麥、 燕麥、豌豆、鷹嘴豆、胡麻等作物，馴化了牛和羊，比較依賴動物製品.
東亞人種植水稻、粟、黍、麻與大豆等，馴化了豬和雞，比較依賴植物製品。
與此相對，東、西飲食傳統迥異。東方飲食的粒食-蒸煮系統對應著西方的粉食-烘烤的傳統。
這些差異的形成，在年代上很可能早於農業本身。似乎有一個非常古老的， 前農業時代的，結構上的東、西差別。
另一個重要的差別是季節性，西方的農作物大都是冬季作物，而東方的農時是夏季的。
我們可以把歐亞大陸按照降水的季節性分為三個區域，東邊受夏季風影響的夏季種植區（包括中國東部和印度），西邊受西風影響的冬季種植區（包括西亞和歐洲），中間是本地蒸騰作用強，比較乾旱的中亞地區。
前兩個區域在大約公元前9000-5000年間各自形成了成熟的農業系統、人口密集、定居生活。
中亞地區形成了季節性移動的遊牧經濟、人口稀少、逐水草而居。
這三個區域之間的交互作用，是舊大陸歷史的一個基本地理格局，這個格局在不遲於公元前5000年形成，在公元前2000年前左右被打破。
首先打破這個地理格局的是東、西方農作物傳入遊牧經濟為主導的中亞地區。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500年前後。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哈薩克斯坦東部，位於西天山西側的的‘柏伽什’（Begash）遺址。
在這個遊牧人群墓葬中，原產於西亞的小麥與原產與東亞的黍出土於同一個地層。直接的碳十四年代是公元前2500-2200年。
西天山柏伽什(Begash)遺址周邊地貌
這是規模更大，範圍更廣泛的東西交流的先聲。公元前2000年前後，原本的季節性邊界被打破了。
西亞的冬季作物出現在亞洲季風區，東亞的夏季作物被種植於中東以及地中海地區。
仍以小麥和和黍為例，公元前2000年後，小麥（大麥的年代略晚）出現於中國東部地區的考古遺址中，於此同時，起源於中國的黍出現在地中海沿岸的考古遺存中。
一個直接結果是（同時發生在東、西方），原有的單季節耕種習慣轉化成為多季節輪種系統。
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水管理技術，可被耕種土地擴大，以及可能的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度。
這些變化所產生的後果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更深遠。在此時間段，黃河 、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中海地區都產生了城市和更富等級的社會。
發生在這些地區的現象也許不該被至於獨立的地理單元內討論。它們的產生的背景是一個聯繫十分緊密的歐亞大陸。
誰是最初的推動力
我們正在討論的時代早於文獻記載，所以無從知道當時人對外來食品的態度。然而可以從後世對外來食物的記載中得到一些信息。
1694年的馬賽，從埃及亞歷山大港開來船隻上裝滿了歐洲人不熟悉的大米，用以分給沒有糧食的窮人。
1709年威尼斯政府向窮人分發大米和小米粉作成的麵包。
18世紀，大米、小米、蕎麥和玉米這些外來物種被歐洲窮人作為充飢主食，富人們只吃小麥麵包。
在西非，玉米（美洲作物）的最初推廣是為了餵養黃金海岸的礦工。在愛爾蘭，窮苦的農民首先種植土豆。
故事總不脫離貧窮與飢餓這兩條線索。
公元前2000年，小麥種植的技術已經傳遍中原大地。然而，當時人口比較集中的中原地區，人們只以粟與黍為食。
只有在人口相對稀少的河西走廊，小麥成為古人的主食。這與16世紀玉米引入中國的情況類似。
富裕的江南地區拒絕美洲作物，玉米、土豆、山藥等美洲作物首先在當時比較貧困的西南山地得到推廣。
比較完整的關於飲食的記載出現在“食物全球化”完成後的幾百年間。在公元前8-3世紀的相關記載中，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值得我們注意。
一種強調富足、享樂、精緻而多樣的生活，另一種崇尚簡樸、緊縮、對享樂主義持批判態度。
傑克·古迪告訴我們這兩種態度同時存在於古代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 。
一邊是富人們在炫耀他們的奴隸、美好的生活、豐富而多樣的美食 。另一邊是對食不果腹的同情、批判過分消費 。
如果這兩種態度是史前的食物全球化帶來的一個間接結果的話，我們仍然生活在這個結束於公元前20世紀過程的影響之下。
地理學家Danny Dorling說：
“當你看地圖久了，你就會看見在一些線的一邊，人們富裕、健康、活得長久；而線的另一邊，人們貧困、多病、短命。就會開始接近本質的問題。”
在旅行中，我常常想起這句話來。
說明：
“東方歷史評論”（ID：ohistory）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作 者 | 劉歆益
編 輯 | 方竹青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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