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东南地区的商人阶级开始崛起，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地主和农民，意识形态也有鲜明的特点。古代贵族和士大夫生于豪门世家，从小对礼乐耳濡目染，因此认为人的本性是谦和好礼、善良守序的；商人阶级则整日为了利润而奔波，他们知道屠夫和面包师傅为我们生产晚餐，并不是由于仁慈，而是迂回的利己，因此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可是贵族不知道“礼不下庶人”的现实；商人也不晓得农民自给自足，不求于人的习性。这样，

每个阶层的人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描述整个人类的本性而已。

人性论是顾炎武政治思想的基础

商人阶级崛起后，背离传统的异端思想屡禁不绝。何心隐与李贽就先后向传统展开攻击，并遭受迫害；作为第一次进攻潮，他们触及了传统的观念与风俗，敢于向正统思想提出挑战，但还未触及到那个根深蒂固的旧制度。在他们之后，余姚出现了黄宗羲，昆山则有顾炎武。他们的思想核心都是“经世致用”，通过阅读经典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国家的舆地山川、赋税钱粮和兵员官制等问题，他们敢于反思旧制度的弊端、构思新制度的蓝图，成为当时的启蒙者。

明朝灭亡后， ，顾炎武读完后去信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顾炎武与黄宗羲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政治理论都从“人性”出发，并以此来作为基础。《明夷待访录》站在商人阶级的立场宣传“有生之初，人各私其私，各利其利

”的观点，这与顾炎武《郡县论》里说的“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不谋而和，他们都承认人性是自私自利的。

在这种人性论的基础之上，黄宗羲与顾炎武都对君主制度展开了攻击。黄宗羲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为天下人兴公利、除公害，可是经过千年的发展，君主制度已经腐化了。现在，身居高位的皇帝不再为民服务，而是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造成了无穷无尽的危害。如此看来，还不如废除君主制度，“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各得自利也。”

如果说黄宗羲的《原君》是自上而下的清算，那么顾炎武的《郡县论》则是自下而上的批判。前者研究了旧制度顶层权力的弊端，后者则构思了新制度基层权力的分配。

历史上关于封建与郡县的争论

郡县制与封建制的争论由来已久，自从 ，已是一锤定音。从此人们都知道封建不可复、郡县更完善的道理。顾炎武写作《郡县论》表面看上去好像要为封建制翻案，然而他的真实目的是要批判明朝的君主制度，并结合封建与郡县的优点，扬弃出另一个更完善的地方制度来。顾炎武说：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弊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

秦朝不恢复封建而实行单一的郡县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一的局面；柳宗元生活在藩镇割据的中唐，彼时的河北三镇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他阐述郡县制的优点，认为郡县制有利于维护统一，能够确保民生经济的发展，这是进步的。

与之不同，顾炎武生活在宰相被废除之后的明朝，那时君主专制愈演愈烈。缺少了相权的制衡，君主就大肆利用锦衣卫和东厂来监视百官，对地方的控制无孔不入，这严重掣肘了地方官员的治理。顾炎武察觉到，封建与郡县都只是表面，形式上分裂的王国也能和平发展，例如西周和汉初；形式上统一的帝国也会导致纷争与停滞，例如整个元朝虽然从未分裂，却也是内斗不断。因此，

问题不在于是采取封建制还是郡县制，而在于权力的分配与制衡。顾炎武说：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封建与郡县都会有专权的现象，并不是说封建制就是分权，郡县制就是集权。诸侯在自己的王国内也是集中权力的，此时“专权”在下；而君主的国家之于全世界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诸侯国，只不过权力集中到了顶端而已。明朝的社会问题真正不在于郡县制，而在于“其专在上”的君主制。

因此，要扬弃掉“封建”与“郡县”这对矛盾，上升到“专权”与“分权”的层面。

明朝的君主制度有什么危害？

《郡县论》并不批判郡县制，而是批判明朝的君主专制。顾炎武说：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已残害其民矣。”

君主专制导致了冗官与文牍的泛滥，这两者都会造成官员残害百姓的恶果。

顾炎武认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君主也不例外。凡是当上君主的人，都希望自己统治的疆域能够日益扩大，把四海都纳为郡县，所以他会盘剥百姓去实现自己的野心；其次，坐上君主的位置后，就难免要对所有人都产生猜忌心理，需要利用廷杖、东厂、锦衣卫和镇抚司狱来控制官员，在公法之上另设一套方便君主处决政敌的私法，在真正工作与办事的官员之外，另设一堆负责监视和告密的多余机构；最后，因为没有了宰相，所有的审批都收归君主与内阁。下层官员的行事都要经过君主的批准，导致文牍越积越多，反而使行政效率低下。

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官员都生怕被抓住把柄，他们救过不暇，哪里还有功夫去为百姓谋利呢？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使自私自利的人性趋向极端，导致皇帝猜疑、官员自保和百姓无助，最终拖累国家走向贫困。

要想解救就得对症下药，促使权力往下放，改变“其专在上”的困局，即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顾炎武对新型郡县制的构想

为了消除君主专制的弊端，需要加强郡县权力的制度建设。目的是扭转人性自私自利的缺陷，让官员不再只求自保，而是像商业交易一样，通过为百姓谋福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国家中，与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知县。明朝的知县在六品以下，属于基层。在规划新制度时，顾炎武将知县提为五品官，改名叫“县令”。担任县令者，必须是千里以内熟悉当地风土的人。

每次选任，考生们都需要参加选官考试，成绩高的为“郎”，低的为“丞”，“郎”可以候补为县令。上任后，设置三年试用期，称为“试令”；三年过后，如果称职，就转正为真，并封其父母爵位；再过三年，依然称职的话，就下诏书褒扬；最后又经三年，始终称职的，则进阶益禄，任之终身。

在顾炎武设想的制度里，县令采用终身制，他晚年退休时还可以举荐继任者。离职后就成为主管教育的祭酒，终身受禄。县令的下面设有一“丞”，由吏部从成绩较低但合格的考生中抽取委任，他们负责协助县令进行治理；如果县令死在了任上，则由任职超过九年的丞来替任。只有活到退休年龄的县令才能举荐继承人。丞的下面依然设有主簿、司仓等办事职员，他们都由县令指定，送交吏部批准。

每三到五个县组成一个郡，作为地方最高的行政区划。郡里设置一名太守，任期三年。每年都有朝廷派遣御史来监察工作，御史一年换一次。原来的督抚、司道一律废除，朝廷更关注的是官员是否称职，而不是忠心于皇帝。

官员称职的标准是什么？

在顾炎武规划的新型郡县制下，县令成为了基本的治理单位。对他们的考核，有“称职”、“不称职”与“有罪”三个标准。县令只要称职，并通过十二年的考核期，就能够终身任职。他们的户籍得迁到县里，并注销掉原籍。这样才能使县令“不得迁又不得归，其身与县终，而子孙世世处焉”——他们家族的命运与整个县绑在了一起，只有通过造福一方，才能获得自己的幸福。

考察县令是否称职的标准在于人民是否“乐业”。具体表现为土地是否开垦？树木是否繁盛？沟洫是否修理？城池是否坚固？仓库是否充实？学校是否兴建？盗贼是否无有？兵器是否完备？百姓是否安居？等等有关民生的事项。

新郡县制奉行“令有罪于民者，小则流，大则杀”的原则。官员中，称职者能够享受终身俸禄，不称职者会被流放到艰苦地区，而贪污犯法、有罪于民者则交归法司审判。

顾炎武主张通过制度来劝勉官员清廉为民，造福一方。故曰：

“居则为县宰，去则为流人，赏则为世官，罚则为斩绞，岂有不勉而为良吏者哉！”

县令的权力扩大，是否会导致腐败与割据？

在顾炎武规划的新型郡县制中，县令只要称职就可以一直做到致仕。就像一方诸侯一样，没有调任，也没有升迁。并且监司被废除后，他们几乎不受同级监督。那么这是否会导致“专在于下”和“私其亲故”的问题呢？

对于裙带关系的腐败问题，顾炎武没有在理论上去反驳，而是诉诸于实践。他说曲阜世为孔家治地，孔子的后人多为当地知县，但是千百年来那里却少有贪酷腐败之事，“非孔氏之子独贤，其势然也。”县令是基层官员，他提拔自己的亲属，所能给予的职位都很底层、很少有油水。况且县令还受考核制度的监督，使他必须要求下级努力工作。县令自己不能转任，不可升迁，他的亲属下级也就没法跟着鸡犬升天，形成不了大规模的腐败。

对于县令专权问题，也不存在隐患。因为县令不像诸侯那样，掌握兵权，而且他所管理的土地和人民都很有限，此所谓“

蕞尔之县，其能称以叛乎？”其次，如果一个县反叛，太守还可以命令周边的县联合起来讨伐它，平定起来较为容易。太守主管着整个郡，每个郡又分为四五个县，如果太守想要造反，各县的县令又怎么会愿意放弃终身世袭的职位而去追随他呢？

明朝的郡县存在“官无定守，民无定奉”的弊端，所以流贼李自成和张献忠一来，官员们就率先撇下百姓逃窜，导致“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的后果。因此，顾炎武认为应当利用人性自私自利的特点来实行县令终身制，把他们的利益跟百姓邦在一起，此所谓“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也。

顾炎武用商人阶级的思维来思考问题，他借鉴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点。通过权力下放给郡县的做法来削弱君主的专制权力，欲求实现制衡，具有启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