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怎奈我們的母親雖生養了我們，但脾氣也太暴躁了。

據記載，從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間，黃河下游共決口1590次，而大規模的改道有7次，而每次改道都會造成沿岸大量百姓流離失所。尤其明清以來，為保證漕運的暢通，黃河的河務遂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明清歷代帝王都很重視河務，不僅每年都從國庫中撥付大量資金用於治河，而且還設置了專門負責河務的官員，即河道總督。恐怕也只有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才會專門給一條河流設置總督一級的高官。

可見，黃河在中國不僅僅是一條“自然之河”，更是一條“政治之河”。

黃河的一喜一怒，不僅牽動著民生，更是足以影響國家朝局的政治事件。以黃河問題為切入點，我們甚至能夠窺見廟堂之上政治博弈的眾生相。

比如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銅瓦廂改道，就在清政府內部引發了一場長達30多年的爭論。

銅瓦廂改道前的清朝河務

清朝黃河的走向基本沿襲了明後期潘季馴治河後的流向，即延開封、蘭考、商丘、徐州、宿遷、淮陰一線入海，即所謂的“明清故道”。

清初康熙帝曾手書“三藩”、“漕運”和“河工”，立志要完成這三件大事，可見其對河務的重視。而搞好河務不僅僅有利於黃河本身，更能促進漕運的暢通。由此，清初針對河務和漕運，進行了一系列官制上的改革。

清初曾設河道總督一職，治所在山東濟寧。但考慮到淮安是黃河、淮河及運河的交匯處，是治河的最重要處，而濟寧距此處又較遠，不易一攬子處理，故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將河道總督治所遷至淮安城西北的清江浦。

但由於當時黃河下游地區人口稠密，經濟發達，而此地區恰好又河道密佈，稍有不慎便會引發水災，加之大運河的漕運又牽動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一個河道總督顯然無法勝任。於是，在雍正年間進行了河政上的重大官制改革。這一期間，雍正帝先後設置了南河河道總督（即南河總督）和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即東河總督），前者負責黃河安徽、江蘇段，後者負責黃河河南、山東段，其治所分別設在江蘇清江浦和山東濟寧。一旦遇事，二位河督可會同上奏，相互知會，協商處理。

除此之外，清朝還設置了主管漕運的漕運總督，以及主管運河、海河流域的直隸河道總督（即北河總督），後由直隸總督兼任。

至此，清朝河務加漕運的“四督”體系形成。

銅瓦廂改道初期的派系分化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蘭儀銅瓦廂出現決口，之後朝東北方向進入山東，穿過運河，奪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中國歷史上黃河的第6次大規模改道。

此次改道之後，造成了兩大後果：

第一，銅瓦廂以下的山東境內，黃河勢如脫韁野馬，形成了大量黃泛區，危害民生，還影響了山東段的漕運，甚至威脅京畿。

第二，曾經的黃河安徽、江蘇段河道基本斷流，沿線水災危險頓減。

而針對這兩大後果，清廷內部第一時間展開了激烈爭論，並由此開始形成了兩大對立的派系，即“改道派”和“復故派”。

顧名思義，改道派主張應因勢利導，設法疏浚，引黃河從大清河入海。

最初提出改道的是奉命勘河的張亮基，他認為河道“既改而東，勢不能復挽使南”。他是江蘇人，年輕時也曾被派去治河，考慮到黃河流經江蘇有可能帶來的水災威脅，支持改道顯然是人之常情。此外，曾擔任過南河總督、漕運總督，時任安徽巡撫的福濟也支持改道，因為安徽此前曾飽受黃災之苦，此番引發改道，從自身利益考慮是好事。

而復故派則相反，他們主張應立即堵住決口，將黃河挽歸於安徽、江蘇的明清故道。

主張復歸故道的有禮部右侍郎杜喬，他認為如堵住決口，並將黃河挽歸故道，則山東百姓生計無著，久而久之還會激起民變。而考究杜喬的身份，會發現他是咸豐帝師杜受田次子，祖籍山東，他能提出復歸故道的主張，多半也是出於地域上的考慮。此外，大力鼓吹復歸故道的還有時任山東巡撫崇恩，他在奏摺中極言山東災情之重，並駁斥張亮基“自然而治”的主張，這自然也是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

由此可見，無論是改道派，還是復故派，基本上還是出於地域之見和自身利益而提出相應觀點，這也奠定了綿延30餘年之久的銅瓦廂改道之爭的利益爭奪點。

但對於清政府和咸豐帝來說，咸豐五年是極為艱難的一年。軍事上，太平天國如火如荼；財政上，國庫存銀僅維持在10萬兩上下，為維持軍費開支，只得下令地方官員就地籌款，同時大量舉借外債，才能勉力支撐。

在此內憂外患之際，想要擠出銀子治河，令黃河復歸故道，簡直是天方夜譚。故咸豐帝暫時支持改道派的觀點，並做出了河務讓位於軍務的決策：

現值軍務未平，餉糈不繼，一時斷難興築。若能因勢利導，設法疏消，使橫流有所歸宿，通暢入海，不至旁趨無定，則附近民田廬舍，尚可保衛。所有蘭陽漫口，即可暫行緩堵。

不久，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加之鎮壓太平軍，清廷為此承擔了更沉重的軍費開支，作為國家財政最高機構的戶部自然心知肚明。於是在咸豐十年（1860年），戶部尚書沈兆霖提出，由於黃河改道，造成江蘇故道斷流，南河機構實際上已經閒置，加之目前財政拮据，故應裁撤南河總督及其相應機構，用以籌集軍費。此舉正中清廷下懷，隨後發佈詔諭，決定裁撤南河機構。

可見，此時清廷已經認可了黃河改道的局面，似乎也不打算再將黃河挽歸故道，否則南河機構又怎麼會說撤就撤呢？

由此，兩派爭論對峙的局面暫時緩和下來。

同治年間爭論再起

正當黃河改道幾乎就要成為定論時，意外還是發生了。

同治七年（1868年），黃河在河南滎澤一帶決口再次決口，河水南流，進入安徽，幾成一片澤國。由於淮揚地區乃是清朝財賦重地，清廷遂下令立即堵住決口，阻止災情進一步蔓延。

但自黃河改道以後，山東境內的新河道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這讓山東的士紳百姓始終處在水災的威脅之下。而作為山東地區最高長官的山東巡撫，也一直視河務為燙手山芋，恨不得立即將這喜怒無常的母親河挽歸故道。

而此次黃河決口南流，給了他們一個契機。

既然當年銅瓦廂決口流向東北，可以放任自流，那此次黃河又南流了，為何不趁此機會令其復歸江蘇故道呢？

據此，山東巡撫丁寶楨上奏道：

軍事初平，餉源漸裕，願蓄數年之力，一圖大舉，使河復歸淮徐故道。

簡單說就是，現在內憂外患沒了，兜裡也有錢了，也該把黃河請出我們山東了，讓它回老家接著折騰。

丁寶楨舊事重提，而且理由充分，讓人很難反駁。

結果呢？奏摺扔出去，石沉大海了。

反倒是兵部左侍郎胡家玉的另一封奏摺打動了清廷高層，他認為自黃河改道山東後，大運河上的漕運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由於漕運事關國家財政和糧食安全，故應該讓黃河復歸故道，以恢復漕運暢通。

於是，清廷令曾國藩、李鴻章、馬新貽、張之萬、蘇廷魁、丁日昌、李鶴年、丁寶楨、吳坤修等9人就胡家玉的奏摺進行商討。而在這9人之中，除代表山東利益的丁寶楨支持復歸故道外，其餘人均支持改道。

而且，滎澤的決口很快就被堵住了。

在決口即將合龍之際，張之萬、李鴻章、曾國藩、馬新貽、蘇廷魁5人聯名上奏，一致認為令黃河復歸故道是很難的。他們給出了三個理由：第一，疏浚南河費錢太多，難以籌款；第二，堵滎澤和堵蘭陽並舉，工程太浩大；第三，復歸故道就要招募大量勞工，一旦控制不利，就會挑起事端。

但事隔不久，同治十年（1871年），黃河在山東侯家林又一次決口，河水順勢南下，不僅造成江蘇大面積受災，而且還灌入運河，形成了淤阻，嚴重影響了漕運。

山東巡撫丁寶楨遂舊事重提，即一舉令黃河復歸故道，而站出來反對他的是河道總督喬松年。

喬松年認為，治河不外乎改道、複道兩個辦法，兩相比較，權衡輕重，不如就地在山東築堤束黃，這樣做既節約經費，又事倍功半。但丁寶楨順勢反擊道，復歸故道有舊制可循，改道山東還得另起爐灶。

二人爭執不下，同治帝遂令丁寶楨與漕運總督文彬商議妥當後再奏。在上諭中，同治帝特地叮囑二人不得固執己見，可見同治帝本人也傾向於改道。

不久，丁寶楨與文彬會同上奏，力主黃河復歸故道，其理由有四：

第一，復歸故道，原河道是現成的，有舊制可循；

第二，原河道的堤壩大多還在，修補即可，不須再行創築；

第三，之前的南河機構剛裁撤不久，制度可考，人才還在，方便重新組織起來；

第四，漕運也可由此恢復正常。

丁寶楨與文彬的奏摺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同治帝遂決定讓軍機大臣會同六部九卿共商此事，爭論遂進一步升級。以恭親王奕訢為代表的洋務派大臣，主張派人前往南北河實地勘察，但負責勘察的人選卻選擇了一直支持改道的李鴻章。

同治七年時，李鴻章就站在了改道派一邊，因為李鴻章曾署理兩江總督，並在兩江總督任上建立了江南機器製造局、金陵機器局等重要的洋務企業。從洋務派的角度考慮，他自然希望黃河改道山東，這樣就可將這塊燙手山芋扔出去，江蘇的地方督撫也可騰出時間、精力和資金去經營洋務。而且黃河復歸故道也需要大量資金，他當然傾向於把資金用於興辦洋務。此外，李鴻章一直主張通過漕糧海運去解決漕運問題，黃河改道影響漕運在他這裡根本不是問題。

此番派李鴻章前往勘察，結果不言自明。他轉了一圈之後，呈上一份雄文，對前述丁寶楨的四點理由進行了一一駁斥：

第一，原河道雖是現成的，但故道卻是地上河，河身高於地面兩三丈，復歸故道太過危險；而且疏浚故道所需費用遠遠高於治理新河道的費用；

第二，原河道的堤壩雖然還在，但已遭到嚴重破壞，重新興修既費時又費力；

第三，南河機構既已裁撤，時過境遷，即使恢復，也難以發揮效能；

第四，漕運應因時而異，改走海路。

由此可見，進入同治年間，洋務派官員如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已在清廷佔據主流，而安徽、江蘇等地也逐漸成為洋務派在地方的大本營。也就是說，在黃河改道的問題上，洋務派的自身利益與安徽、江蘇的地方利益逐漸合流，形成這一時期改道派的基礎。他們認為，中原軍務初平，國庫本就空虛，有限的資金應該應用於興辦洋務，自強求富，而不是花巨資讓黃河復歸故道。

結果也確實如此。

同治帝在看到李鴻章的奏摺後，頗為認可，遂發佈上諭，令黃河改走新河道，爭議也又一次被平息。

光緒年間爭論的擴大及終結

就這樣，山東新河道維持了十餘年，直到光緒九年（1883年）前後。

當時，黃河泥沙嚴重淤積，兩岸堤壩日益低矮，漫溢決口乃至於爆發洪水已是家常便飯，山東官民苦不堪言。如何減輕因黃河而給山東地區帶來的水患，成為清廷要考慮的重中之重。

於是，苦不堪言的山東巡撫陳士傑在光緒九年提出一條折衷方案，即開馬頰河以分減黃流，減輕山東地區防洪的壓力，直隸總督李鴻章以地勢和民情不宜為由極力抵制，此事遂暫時作罷。

不久，光緒十二年（1886年），山東巡撫張曜再次提出利用黃河故道分流，以減輕黃河水患：

全河挽歸故道勢實難行，減水分入南河，事尚可辦。綜計南河上下游形勢，若分流十分之三足以容納。

但這卻引來了江南官僚集團極大的反彈，兩江總督曾國荃、江蘇巡撫嵩駿、漕運總督盧士傑三人聯名上奏反對張曜。他們認為，南河狀況本身就不宜分流，說是分水三分，萬一處置不當，全河奔騰而下，區區閘壩，勢難抵擋，又會引發新的水災。

面對江南地方官員的強勢，張曜亦針鋒相對，不僅對上述觀點一一駁斥，還指出山東水患日益嚴重，實則直接威脅直隸及京師：

臣恐東省河淤日高，水勢就下。非北趨直隸，則南循故道，為害何可勝言。修理南河一事，不但為山東計，兼為江豫計，尤為畿輔計也。

在此，張曜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問題的關鍵，即江南官員只考慮自己的地方利益，卻有意忽視了山東的利益，更是把中央的利益不放在眼裡。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奈之下，光緒帝只好效仿同治年間的做法，令醇親王奕譞會同軍機大臣及戶部共同商議，最終決定中和改道派與復故派的觀點，以分減南河的方式減輕山東水患。

可就在這時，意外又一次發生了。

光緒十三年（1887年），黃河在銅瓦廂以上的鄭州決口，河水奔向東南，危及安徽、江蘇等省，其勢更甚於銅瓦廂決口。

事件發生後，清廷除第一時間令地方堵住決口外，還急忙向朝野訪求治河方略。之前一直主張分減南河的張曜，這次終於抓住機會，向朝廷奏請引河南行，復歸故道。值得一提的是，此舉也得到了晚清重臣李鴻藻的大力支持。李鴻藻被光緒帝派去河南督辦河務，並進行實地勘察。在經過勘察後，他認為黃河宜趁機復歸故道。

但張曜和李鴻藻的說法卻遭到江南官僚集團的反對，不久光緒帝又派曾國荃、盧世傑去進行勘察。此二人一直都是改道派的大將，他們認為改道和復故不可等量齊觀，改道於國計無損，而復故則會影響東南財賦；從經費來看，復歸故道所需甚巨，而維持改道局面只需加固河道堤壩即可。

除此之外，江南官僚集團還聯合江南同鄉友好、門生故吏，屢次致函光緒帝師、戶部尚書翁同龢以及工部尚書潘祖蔭，請其密切關注黃河問題。此二人皆是江蘇人，自然是江蘇地方利益在中央的代表人，他們聯合草擬了《請籌堵鄭州決口並設法補救疏》，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歷數黃河復歸故道的“二大患”和“五可慮”，總之是在圍繞著江南地方利益對全局利益的影響來做文章。

作為帝師，翁同龢的奏摺對光緒帝的決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光緒帝隨即頒佈上諭：

黃河籌復故道，迭經臣工條奏。但費巨工繁，又當鄭州決口，部庫驟去數百萬之現款。此後籌撥，甚形竭蹶，斷難於漫口未堵之先，同時並舉，剋期集事。該尚書等此奏，於故道之宜復，但止空論其理，語義意疏，其一切利害之重輕，地勢之高下，公用之浩大，時日之迫促，並未全局通籌，縷時奏覆。如此大事，朝廷安能據此寥寥數語，定計決疑? 此時萬分吃緊，惟在鄭工之速求堵合。故河道一議，只可暫作緩圖。

至此，從咸豐年間銅瓦廂決口而引發的長達30多年的爭論方才告終。

由此可見，晚清國家內憂外患，朝廷的重點國策是興辦洋務，尋求富強，財政上的支出也更多移作富國強兵之用，而對於傳統社會下最重要的河務就不怎麼重要了。更何況隨著晚清中央權力逐漸下沉到地方督撫手中，河務也基本上轉由地方督撫來承擔。所以，昔日河務這個香餑餑已經淪為燙手山芋，地方官僚集團出於各自地方利益的考慮，對於河務唯恐避之不及，就連試圖在太平天國起義後逐步收回權力的清廷，也有意放棄河務的主導權。尤其是江南官僚集團，仗著自己在晚清政壇上的顯赫地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黃河復歸故道，維護自身利益，無視山東地區為黃河問題所作出的犧牲，甚至無視中央利益和國家利益。

但無論如何，專制制度下的朝廷與官僚，考慮的永遠是自己的利益與權力，而對於肆虐黃患下如螻蟻一般脆弱的百姓，卻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