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保监会专家:2020年不确定性很大,国际形势明年或出现转机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020年也许是值得细心观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11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指出,外贸形势的不确定、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以及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等因素给明年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国际环境变化及科技创新或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在于学军看来,2020年将是充满不确定的一年。

“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2020年有可能出现转机。”于学军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外需持续下滑。1-9月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下降2.4%,其中出口减少0.1%,进口减少5%。虽然出口看起来仅是微降,但相比前两年增长7.9%和9.9%的前值却是明显下滑;同时,与同期GDP增长6.2%来比,也明显成为一个“扯后腿”的因素。

究其原因,于学军认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直接造成的冲击,这使中美双方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今年以来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二是全球经济增长转弱,国际贸易不景气。

尽管如此,于学军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及科技的创新或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他提到,美联储从今年7月末开始的货币政策调整,已连续减息三次,联邦基准利率由初期的2.25%-2.5%调低至1.5%-1.75%。同时,美联储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近期又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这对美国及全球市场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也致使各国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并有可能刺激明年下半年全球需求回升,进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

不仅如此,“5G的商业化运用已经开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似乎也处在突破的前夜,加之5G技术的开发应用,也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助力,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有的甚至对金融、货币等形成直接的冲击。”于学军说。

于学军认为,下一步外贸形势仍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等情况,仍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判断。

经济下行压力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

从国内形势来看,于学军判断,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所处的宏观条件决定的。

他举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并且这些投放的资金更多和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表观来看就是建了很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但同时出现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

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于学军指出,以打工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基本上每月挣几百元,现在已上升为几千元;但在生活标准有所提高的同时,支出压力也明显加大。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提高,致使过去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被不断地吞噬,以至于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

近两年来,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于学军认为,能否扭转宏观成本上升、比较成本优势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时日,进一步观察分析。

CPI过快上升给宏观调控政策增加新压力

于学军表示,从金融角度来看,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

以公开的债券市场为例,今年1-9月已出现违约债券110支,规模达到863亿元。并且,债券市场发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央企等有政府背景的发债主体发行利率较低,而有不少评级不低的民营企业却发行困难。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由于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形成供给端冲击,导致CPI过快上升,这对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压力。”于学军提到。

“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020年也许是值得细心观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于学军说。

南都记者 卜羽勤 南都见习记者 宋承翰 林方舟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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