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壽輝是元末群雄割據時，一位無法讓人忽視的人物，這是由他的地位所決定的！
地位：徐壽輝是元末南派紅巾軍領袖。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劉福通借黃河河工挖出一具獨眼石人的契機，在潁州以紅巾為號，揭竿反元，成為北派紅巾軍領袖。
劉福通率先發動了紅巾起義
八月，商販出身的徐壽輝坐不住了，在蘄州，他也以傳教為名，以紅巾為號，吹響了南方地區的反元號角。
當然，徐壽輝的領袖地位不僅僅在於他是南派紅巾軍的倡導者，關鍵還在於他是元末稱帝的第一人，這一步棋走得比劉福通的北派早了四年。
“（至正十一年十月丙午）徐壽輝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元史》
當然，汪郎無意去討論徐壽輝稱帝后，該如何面對元軍的瘋狂鎮壓，該如何實現“摧富益貧”的政治理念，而是對他的國號產生了懷疑，徐壽輝的國號真的是“天完”嗎？
徐壽輝像
有人堅定不疑，理由有二：
1、“天完”出自《元史》，而《元史》是由明朝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號稱大明太史公的宋濂主筆編著的 。
作為元末明初的史學家，宋濂是不會犯這種把人家國號都弄錯的低級錯誤；何況《元史》是官方公認的正史，也沒有什麼可遲疑的。
2、作為始終站在反元第一線的鬥士徐壽輝，以“天完”為國號就是想玩文字遊戲，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從國號上壓倒“大元”（元朝正式國號：大元）。
這和郭子興給自己女婿朱重八改名為朱元璋（朱，同誅；元，即元朝；璋，一種尖銳的玉器；意思就是誅滅元朝的銳器）是一個道理。
這兩條理由，合情合理。
故而，宋濂之後的文學家、史學家在寫書時，無論是明朝中期高岱的《鴻猷錄》，還是明末錢謙益的《國初群雄事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亦或者是清代張廷玉編撰的《明史》，都採用了徐壽輝“天完”的國號。
這一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
元至正十九年，群雄割據圖
但汪郎提出了反對意見，即：徐壽輝的國號不是“天完”，而是“宋”，因為這同樣出自宋濂的筆下。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宋濂為戰死在蘭州城下的鷹揚衛指揮使於光寫了一篇墓誌銘，其中清楚地指出了徐壽輝的國號為“宋”。
“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於君光墓誌銘》
如果有人認為這只是孤證，做不了數的話，那麼汪郎再給大家看另兩段史料：
“我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統，掃夷狄之閏位，數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數之以貪官汙吏佈滿中外，數之以羶腥中土，數之以毀裂冠冕。”---《戊戌五月擬上劉晉昭參議書》
這是徐壽輝的御用文人劉夏，在徐壽輝建國後為他寫的反元綱領，其中明確指出了“宋”的國號，事實上，這篇《戊戌五月擬上劉晉昭參議書》的氣勢並不亞於宋濂為朱元璋寫的反元檄文。
“元末天下大亂，英雄崛起，生民無所依賴。歲庚寅，淮人立徐主稱皇帝於蘄陽，頒萬壽歷，建元治平，國號宋。明年，太祖杖劍從之，戰功懋甚，越八年，官至奉國上將軍都元帥。天啟三年二月，宋主命平西。”---《大夏太祖欽文昭武皇帝玄宮碑》
這是徐壽輝曾經的部下，元末大夏國皇帝明玉珍的墓誌銘。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陳友諒殺徐壽輝自立，在川蜀一直奉徐壽輝國號行事的明玉珍大怒不已，他拒絕順從陳友諒，並據蜀稱帝，又在重慶設立徐壽輝廟，追尊徐壽輝為應天啟運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大夏太祖欽文昭武皇帝玄宮碑-明玉珍墓誌銘
《明氏實錄》部分
這些一手史料，都指明瞭徐壽輝的國號是“宋”而非“天完”。
那麼問題來了。
作為元末明初的史學家，明朝初年的文官泰斗，宋濂為什麼會在於光的墓誌銘上和《元史》中，對徐壽輝的國號有不同的記錄？這到底是老先生的手抖了一下犯了個低級錯誤，還是他有意為之呢？
汪郎以為，宋濂在《元史》中把徐壽輝的國號寫成“天完”，這背後其實有著深刻的政治考量！
宋濂
1、元末群雄中，以“宋”為國號的群雄不止徐壽輝一家，故此，宋濂需要對各路反元力量建立的政權加以區分。
元末稱帝的各路義軍中，以“宋”為國號的不單單隻有徐壽輝，還有劉福通扶持下的韓林兒。
“（十五年）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史》
由此，劉福通建立了正式的反元政府機構，得以實現了“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政治理想。
他的“韓宋王朝”立足中原，和已遷都漢陽的“徐宋”形成了對元朝的南北夾擊之勢，成為當時影響最大，勢力最強，反元最猛的兩支紅巾軍組織。
兩支紅巾軍之間，最為猛烈的當屬韓宋政權。
在韓林兒稱帝后的三年裡，從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到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間，韓宋朝廷兵分三路北伐，一度打到大都城下。
“是月，劉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元史》
紅巾軍反元形勢圖
在這樣的強大軍備下，中原、江淮等各路紅巾義軍，都不得不依附在韓宋政權之下。
強者為王，這是亂世生存的法則，而後世修史也基本上遵循這個軌跡！
徐壽輝的宋國，雖然是南派紅巾軍反元的主力，但論實力，他還差了韓宋一籌。
儘管此時的朱元璋已經奪取了江淮和縣，也有了自己的革命根據地，但他還掛在郭子興這一支紅巾軍名下，所以就算他有萬般的不願意，還是違心地接受韓宋政權對他的冊封。
“時汝潁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林兒為帝，居於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為己用……天祐尋自亳歸，齎杜遵道檄，推子興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 ]，遂不受，未幾。”---《明太祖實錄.卷三》
故而，在宋濂編撰《元史》時，站在大明王朝的角度，以勝利者的姿態來論述至正年間的這段亂世時，對“韓宋”和“徐宋”進行有意識地區分，這是治史的需要。
但墓誌銘不同，其內容主要是對逝者生平的論述。
於光在沒有歸順朱元璋之前，一直是徐壽輝冊封的江東宣慰元帥，鎮守鄱陽。
所以，在於光的墓誌銘上指明徐壽輝的國號為“宋”，這是宋濂對於光最大的尊重，也是宋濂對歷史的最大還原！
紅巾軍起義
2、允許宋濂將徐壽輝的國號“宋”改為“天完”，是朱元璋對這位反元英雄的致敬，更是為徐壽輝正名！
很多人認為宋濂在《元史》中以“天完”代替“宋”，篡改徐壽輝的國號，是因為朱元璋忌諱自己曾長期屈尊於“韓宋”政權之下，故而對“宋”這個名號有偏見。
汪郎以為，這是無稽之談！
事實上，朱元璋雖然是布衣出身，自幼孤苦，但他並不忌諱這些，否則他又何必拒絕自己的臣子們通過文章運作，把朱熹認為祖宗的好意？否則他也不會在《諭中原檄》的反元綱領中說出那句“予本淮右布衣”①的口號了。
汪郎以為，朱元璋只所以默認宋濂把徐壽輝的國號改為“天完”，不是因為忌諱，而是對徐壽輝的致敬和尊重！
前文說過，徐壽輝是繼劉福通後最大一支反元力量，也是第一個稱帝的豪傑。但他和朱元璋一樣，都是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只是他稍微強一點，是布販出身。
躲在皇覺寺度日的朱元璋，在投奔郭子興前，一定是聽過徐壽輝名號的。
中年時期的朱元璋
汪郎以為，徐壽輝對朱元璋的影響肯定是有的，尤其是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壽輝的宋國已經控制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皖南、杭州等大片疆域，而朱元璋還縮在濠州城中，眼睜睜地看著五個元帥之間的爭權奪利。
“（至正十一年九月）陷蘄水及黃州路……未幾，陷饒、信。明年分兵四出，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遂破昱嶺關，陷杭州。別將趙普勝等陷太平諸路，勢大振。”---《明史》
人在困境之時，往往會生出無力之感，繼而或沉淪、或突破！
沒有人會否認，心懷壯志的朱元璋在面對濠州城中的五個元帥不思進取時，不會生出恨鐵不成鋼之心。
否則他也不會在這一年回鳳陽招兵買馬，並南下攻取定遠、奪取滁州，以期自己能像徐壽輝那樣，成為亂世之中拯救萬民於水火的蓋世英雄！
況且，在朱元璋爭奪天下的道路上，最危險也是最強大的對手當屬陳友諒，但陳友諒的“漢國”是建立在弒殺徐壽輝，奪取“徐宋”政權的基礎上。
陳友諒弒殺宋主徐壽輝
而在此之前，為了爭奪池州（至正十九年，池州為徐壽輝治下）和防守採石磯（至正二十年，採石磯為朱元璋治下），朱元璋就已經和徐壽輝之間有過兵戎相見了。
故而，已經成為大明開國皇帝的朱元璋，回憶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難免不會對徐壽輝生出英雄識英雄的心思，對徐壽輝的結局難免不會生出惋惜之情！
所以，為了對這位反元豪傑的蓋棺定論，給予其一定的尊重和正名，把“大宋”二字分別拆開，用“一”加在“大”之上，用“宀”加在“元”之上，用作徐壽輝的國號，以“天完”壓倒“大元”，以示其的反元功績和初心，最合適不過了。
這和把自己的名字朱重八改名為朱元璋，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此舉，既尊重了曾經的豪傑和對手，又獲取了天下人的信服，何樂而不為！
基於這樣的心理，朱元璋在宋濂編撰《元史》時，自然也會默許宋濂把徐壽輝的國號由“宋”改為“天完”，從而在正史中留下名號。
老年時期的朱元璋
3、汪郎說
當然，翻開《元史》，也有人說，既然如汪郎所說，那為什麼書中還記錄著徐壽輝是“僣稱皇帝”，他的部將前面都加個“偽”字呢？這也算尊重嗎？
這一點，我們需要認識到，朱元璋畢竟是在反元的基礎上建立的大明王朝，而《元史》是他組織人力、物力進行編撰的。
故而，按照古代王朝的延續法統，他的大明是唯一合法性政府。
即使在他創業期間並存著多個政權組織，但站在上位者的角度，在奪取天下以後，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自然要對其他政權打上“偽政權”的區分。
這一點，任何朝代都是如此！
但今天的我們去看元末明初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時，必須清晰地認識一點，徐壽輝建立的是“宋”，而不是“天完”。
立足於史書，但不盲從史書，在過程中挖掘史書背後隱藏的真相，才是學習歷史的真諦！
注：
①《諭中原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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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的局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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