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獵人帽。風衣。中央公園的鴨子。

100年前，一個男嬰出生在美國紐約的一個猶太富商家庭。他在15歲被送到軍事學校，參加二戰，退伍後正式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在作品大獲成功後又選擇去鄉間隱居，直到去世。

他最著名的小說《麥田裡的守望者》在五十多年裡暢銷不衰，而書中那個穿著風衣反戴獵人帽的主人公霍爾頓也成為一代又一代年輕人心目中的偶像與“精神領袖”。

他就是美國作家傑羅姆·大衛·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

100年後，塞林格之子、塞林格基金會負責人、著名演員馬特·塞林格先生在譯林出版社的邀請下首次來到中國，先後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參加J.D.塞林格誕辰100週年紀念活動，他與國內的知名作家學者一起重回“麥田”，重讀經典，帶領中國的讀者們一同走進這位神秘的文學大師真實的內心世界。

馬特·塞林格在曉島塞林格百年誕辰分享會上。

失望與理想——麥田裡的柔情

馬特·塞林格第一次讀《麥田裡的守望者》是在他12歲那年的秋天。那時剛剛升入七年級的他在母親開車送他去寄宿初中的路上讀完了這本書。

這本書帶給小塞林格的第一感覺是幽默，故事裡的很多情節都讓他忍不住哈哈大笑，但關於妓女的描寫也讓他非常緊張：“那個秋天的英語課就是要學習這本書，我那時在想，我才12歲，我要怎麼說這個呢？”但幸運的是，十年來每年都要講這本書的英語老師，選擇在那一年跳過這本書。他剛開始以為這可能是出於老師對他的體恤，但十年後，他才知道他們是害怕他指出他們分析得不對。

現在再問起他對這本書的看法，馬特用了兩個“超級”——“超級有趣”，又“超級感動”。在他心裡，看似叛逆而早慧的霍爾頓其實是一個善良、敏感、充滿愛心的人，同時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覺得這個世界不符合他的理想，周圍的人不像他那樣善良，所以才會感到憤怒與失望。

但在故事的最後，這個對周遭一切都不滿的“叛逆小孩”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這種狀態，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只知道我很想念我所談到的每一個人”——他的麻煩室友，他的古怪同學，甚至是那個搶了他的錢還把他揍得鼻青臉腫的皮條客。

可是，也許是出於愛，尤其是出於對菲苾的愛，霍爾頓最終和這個世界達成了某種和解。馬特相信，隨著菲苾坐的旋轉木馬一圈一圈旋轉，那些迷茫而困惑的年輕人將從這個結局中重新獲得某種希望，這種希望將指引著他們一步步走出成長的迷霧。

在馬特看來，這種“自我救贖”其實是具有普世性的——“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人們都會感到迷失，感到沮喪，這不僅僅是青春期才會出現的情況”。書裡霍爾頓的老師安東里尼先生說，有很多人跟你有相同的感受，而且這些人會給你提示，告訴你應該怎麼做會更好，怎麼做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甚至發現智慧，而這就是這本書的力量所在。

但遺憾的是，那個時代的許多青年誤解了霍爾頓的憤怒與失望，將它理解成一種面對虛偽的社會時厭世、瘋狂、激進的自我放逐。

“甲殼蟲”樂隊主唱約翰·列儂被殺，兇手說自己的動機都在《麥田》裡；幾個月後一個青年向總統里根開槍，警察在他的房間裡發現了《麥田》。這些年輕人的狂熱和盲目背離了塞林格的本意。“讀過《麥田》的人會知道，我父親是對世界有批判性的人，”馬特說，“但是，像霍爾頓一樣，他對世界充滿意見的原因是希望世界變得更好，是希望所有人成為更好的人”。

“我父親剛剛去世的時候，他們說《麥田裡的守望者》的銷量是6500萬，直到今天我父親去世那麼多年，還是說它的銷量是6500萬，所以說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我對圖表不感興趣，對統計不感興趣，甚至對金錢也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他說了什麼，為什麼會這麼說以及為什麼人們如此關注他。”

在馬特看來，《麥田》之所以觸動人心，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尖銳、反叛與嘲諷，更是因為那份隱藏在字裡行間的對世界的愛。霍爾頓看到了世界上不誠實的部分，腐壞的東西，他不想成為這樣一個世界的一分子，但又不得不身處其中，無論哪個時代，人們都可能遇到這樣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做些什麼？生活又何以為繼？

馬特回憶道，當那些迷茫的年輕人向他們心中的精神領袖寫信訴說自己的自殺傾向時，塞林格總是不惜花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來認真回信，勸說他們不要自殺，同時努力向他們展示人生中會有多少令人興奮的事情。他讓人們看到了批判背後的理想主義，看到了黑色的冷酷與少年怒氣背後的柔情。

“我的父親是一個對世界充滿愛的人。”馬特多次講起這句話。“他像很多人一樣，一直糾纏在對世界樂觀一點還是悲觀一點之間。他在智力上和思想上屬於悲觀主義的人，但他心胸如此寬廣，以至於他整個人的底色還是樂觀主義。我感覺到我父親所寫的每一行，每一字間都充滿了愛。霍爾頓所有的行為背後都是愛。”

書裡書外的父子——“理解與愛”

當被問起自己最喜歡父親的哪部作品時，馬特笑著說自己作為他父親的兒子，也有一種反抗權威的精神——比起廣為人知的《麥田裡的守望者》，他會選擇讀者沒那麼熟悉的《弗蘭妮與祖伊》作為父親的“大師之作”、“最終的代表作”。他還說如果他是一個老師，他會在大學生課程裡普及這本書，甚至選擇這本書作為自己的教材。

《弗蘭妮與祖伊》延續了格拉斯家族裡七個早慧的孩子的故事，書裡的主人公是七個孩子中最小的兩個:弗蘭妮和祖伊兄妹倆。不難發現，塞林格筆下的人物幾乎都是年輕人或孩子，從帶著小女孩去逮香蕉魚的西摩，到隨身裝一本《朝聖者之路》的弗蘭妮，他們各有個性，性格迥異，卻又是一樣的鮮活而立體。

深諳年輕人心理的塞林格，在創作這些處於青春期的少年時似乎就是在塑造自己的孩子。他之所以能把這些人物書寫得如此生動，也與他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個父親與子女之間的聯繫密不可分。

在《弗蘭妮與祖伊》的扉頁上，寫著這樣一段話：“一歲的馬修·塞林格曾經鼓動一起吃午飯的小朋友吃他給的一顆凍青豆，我則盡力秉承馬修的這種精神，鼓動我的編輯、我的導師、我最親密的朋友威廉肖恩收下這本不起眼的小書。”

半個多世紀過去，當年分青豆給小朋友吃的小馬特自己已年過半百，坐在上海的思南公館裡，他在談起這本與自己有關的書時仍不禁哽咽，他說自己在讀時感到父親好像在與自己對話，十分親切。“那是我能最清楚地聽到我父親的聲音之時，最清晰聽到他的內心。他自己多次重讀這篇作品，我也讀了很多很多次。”

這份父子間的聯結與默契讓讀者不禁對一個問題十分好奇：作為“塞林格的兒子”是什麼感受？

對於這個問題，馬特認真地回答說他非常榮幸能有一個這麼好的父親——他思想深邃，又幽默風趣，他很謙遜，而且對這世界充滿愛——這與他是不是個名人毫無關係。

因為看到有很多人來家裡拜訪父親，馬特在很小的時候就懵懵懂懂地意識到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很有名的作家，一個用一生在不斷學習反思的充滿智慧的人。這個父親會和兒子提起印度教、二元論、禪宗、儒家這樣的哲學思想，也很注重啟發和引導兒子去思考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

在馬特四年級時，有一次他放學回家，塞林格問他：“你在學校裡功課做得很好，表現很好，但是哪怕有一位老師有一點點智慧嗎？”10歲的馬特還不能理解這個問題，於是對父親說自己不知道。塞林格於是說，“你看吧！所以說智慧真的是很難獲得的東西，你一定要踏上你自己的冒險之旅。”

“冒險之旅”，馬特一直很喜歡這個詞。在他心裡，作為藝術家的父親就是把自己的寫作和研究當作一場迷人的冒險，傾其一生在文學的世界裡不遺餘力地探索“愛”、“真”與“美”；但同時，身為一個父親，他又慈愛而平易近人。他關心兒子的生活，支持他的事業，也像無數的父親們一樣和兒子聊那些“簡單的父子話題”，比如說週末的足球賽，晚上吃什麼等等。

塞林格創造了少年霍爾頓——一個想在成人世界裡保持童真的人。他筆下格拉斯家族的孩子們也個個鮮活生動，無一例外地在自己動盪而明亮的青春裡盡情釋放自己迷人的個性。他對於那個年代的孩子的心理有著獨特而深入的理解，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孩子。

“他從不命令孩子應該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而是通過講述自己的人生經驗或相關的故事去啟發我們自己去尋找答案。”而在多年之後，在他誕辰一百週年之際，他的兒子也帶著對父親的懷念來到地球的另一端開始為更多人講述他心裡的父親。

正如作家李洱所說，塞林格父子之間有著相互的“理解和愛”，這份感情讓人動容。跟隨馬特的講述，我們得以穿透世俗強加於他的層層浮名，慢慢走近他真實的內心世界，如同在啖畢繁華肉身後，最終迴歸堅實的果核。

“他總是很直接地承認，他不是一個完美丈夫。他也不是什麼權威，他自己也不相信權威。但在我心裡，他就是我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父親的樣子。”59歲的馬特這樣形容自己的父親。

與世界的距離——是“學士”而非“隱士”

在《麥田》成功後，塞林格就很少公開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在新罕布什爾州鄉間的河邊小山附近買下了90多英畝的土地，在山頂上建了一座小屋，然後在那裡生活。對於充滿好奇心的媒體和讀者們來說，塞林格就是一個神秘的隱士，在與世隔絕的時空裡編織自己神秘而迷人的文學之網。

但馬特並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在他看來，父親所做的只是在獲得盛名後依然堅守自己一貫的生活態度，儘可能遠離紐約浮華而虛偽的文學圈子，遠離那種假惺惺地互相吹捧的風氣，遠離數不盡的撲克牌局與雞尾酒會。他根本不是消極避世，也不是如一些媒體所說對周圍的一切人事充滿了冷漠：

“他和朋友、街坊、素不相識的農民、超市的屠夫進行長談，他在鄰居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他對來家裡玩的我的朋友和他們的父母們友善而大方……他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生活。

他希望自己有時間來閱讀、寫作、生活，你覺得這讓他變成了一個很怪的人嗎？也許吧。但我覺得他的一些觀點和閱讀面比我在很多很好的大學碰到的教授都要深刻。這種生活讓他成為了一個學者而不是一個隱士。”

在那個十分看重名聲、看重名人效應的社會，馬特形容他父親對這種社會風氣的拒絕在很多人看來就像“當面甩了一個巴掌”。

“當你不上脫口秀，不再有媒體來採訪你，這就留下了別人隨意評價你的空間。有時候，那些想省事的媒體會直接給父親貼上一個標籤，說他是隱士，將他邊緣化，而不去深入瞭解他。那些被他拒絕的人也會在背後抹黑他。”馬特直言這種做法實在是有點“小心眼”，而這也正是他此次來到中國的一個重要的目的——給讀者們展示一個真實的塞林格，一個按照自己的方式，而非按照他人意願去生活的塞林格。

在他停止出版的那些年裡，他一直堅持寫作，每天都寫幾個小時。他沒有為聲名所累，為瑣事所擾，沒有墮落成小霍爾頓最討厭的那些上流社會的人，而是與世界保持著一種微妙而恰到好處的距離，既未放棄，也沒迷失，只是堅守著那種令人舒適的自由而純粹的生活狀態。也正是這份平靜，這份純粹，讓他不竭的靈感在紙上汩汩流淌開出動人的花。

馬特飽含深情地說，父親那時的文字是美得驚人的，他寫了驚心動魄的文字，“他寫了他自己真正在乎、真正深愛的事情”。

對於父親的作品，馬特也堅定地說它們絕不會被拍成電影。

“如果拍電影，會有很愚蠢的好萊塢演員來表演，我能這麼說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很愚蠢的好萊塢演員。我覺得這是個有點敗壞的東西，會對這本書造成一定的損害。”馬特也相信，在父親看來，讀者和作者之間關係具有一種隱秘性、純粹性，這種關係能夠讓作品直抵讀者的內心。

馬特承認自己也目睹了很多作家因為錢而做出的一些決定：海明威會賣傢俱、賣酒，菲茨傑拉德也會做出類似的選擇（當然他認為這些作家大體上是很好的人）。但是對他而言，守護他父親想要守護的那些東西，這當中有一種親密，一種誠實，這是對父親畢生堅持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的一種傳承，是對這些充滿了愛與感情的作品的一種尊重。

所以，對於影視化這件事，即使是面對斯皮爾伯格這樣的世界級知名導演的邀約，馬特的答案永遠是“不會”。

在最後一場分享會上，馬特向臺下的觀眾坦承自己其實並不喜歡在公眾面前談論父親（事實上在之前他也很少這樣做），但他依然覺得這次中國之行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且重要的事。因為自己的父親從不在公眾面前說什麼，而外界通過媒體、維基百科或傳記裡讀到的塞林格，離真實的他又非常遙遠。

“那些文字裡充滿謊言，如果我不去說點什麼，不去給大家展示離真實塞林格更近的塞林格，那是很遺憾的。他現在不能發聲了，我還能發聲。我想在他的百年誕辰之際，他的讀者值得了解一些答案。”

這個答案是什麼？或許就藏在半個世紀前那些亂跑的年輕孩子的青春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