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局陷入混乱，少数民族入侵中原，虽然给中原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是同时中华文明与游牧民族文化也进行了第一次融合，中华文明的内涵被极大丰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而于此同时其他学说逐渐兴盛起来，其中以佛教文化最盛。从杜牧的
“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可知当时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 有不少文人开始反对佛教文化，其中以范缜的《神灭论》最为著名，其提出的神形合一不可分离，驳斥了佛教所谓的神不灭的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巅峰作品。故借此机会，我将从范缜的《神灭论》入手，探析当时文人利用儒家思想对于佛教的反击。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寺院
范缜，生于刘宋文帝年间，后来在梁武帝在位期间为官。其人年幼时便十分好学，而且生活朴素，与当时的高门子弟截然不同，而且其为人耿直，不为权贵，这样的性格也是他能够写出《神灭论》的重要保证。
《南史》记载：“缜，字子真。父濛，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从沛国刘瓛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恒芒纮布衣，徒行于路。瓛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年二十九，发白皤然，乃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神灭论》作者范缜
在梁武帝在位时期，南朝佛教文化兴盛，而且萧衍其人在晚年也成为了坚定的佛教信徒，在国内立佛教为唯一正道。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范缜依然发表了自己所著述的《神灭论》，其中宣扬的人的精神也会随肉体消散的说法与佛教的轮回学说背道而驰，引起了社会中的广泛讨论。萧衍为了证明佛教理论的正确性，邀请了当时南梁境内的佛学大家以及得道高僧来与范缜辩论。
《梁书》记载：“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甄舍邪外，以事正内。……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
梁武帝萧衍出家
不过范缜在这场辩论中并没有败下阵来，反而利用生动的例子阐释了神形合一方有其用，而形灭则神散的观点。驳斥了佛教徒的观点，他用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分析了梦境等事物的形成原因，否认了精神可以离开形体单独存在的观点，对当时流行的佛教文化造成了重大影响。在《神灭论》的最后，范缜认为佛教的流行只会让国家变得疏于治理，钱财被浪费在寺庙与僧侣的身上，百姓则毫无进取之心。
《神灭论》记载：“惑以茫昧之言，惧以阿鼻之苦，诱以虚诞之辞，欣以兜率之乐。”
从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神灭论》是一本哲学著作，但是其中依然有着儒生们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不满，而在范缜之前就有人鉴于社会中的不良风气而生出了反对佛教的思想，下面我将为大家具体解释。
仕途无望驳因果
我们知道在佛教中，最重要的概念除了轮回之后，便是因果了。佛教学说中认为一切事件的结果都是之前种下的“因”导致的，以此来鼓励大家广种善因，来避免恶果降临在自己头上。这是因果论积极的一面，它可以劝导当时的人民按照佛教的教义一心向善，不过其消极的一面对社会也有很大的影响。
在因果论的概念中，一个人现在的所有遭遇都是有原因的，因此你要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人民会放弃主动进取的动力，而变得消极出世。当时中国南朝的门阀政治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官府之中的重要职位都被高门子弟所把持，因此寒门子弟很难在仕途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他们被告知这样的原因都是因为因果循环，才致使他们生于寒门，并劝他们安于现状，这样的说法自然不能安慰这些学子的心，因此第一波反对佛教的思想开始诞生。
东晋隐士戴逵
戴逵是东晋时的名士，他对于佛教的因果论第一个提出了怀疑，他认为尧舜都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圣人，但是他们却生下了丹朱，商均这样的后人，而舜的父亲瞽叟为人鄙薄，却能生出舜这样贤德的后代。单纯用出身来断定人的贤德与否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像颜渊这样的大贤却十分短命，而酷吏张汤的七世子孙都做了大官，这样的报应是不是不符合所谓的天理呢。他认为如果真的有因果报应的循环，有冥司这样的地方来断定的话，那么应该是“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罚”的，而世间的事情显然不是这样，因此他不同意佛教的观点。
《晋书》记载：“尧、舜大圣，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诞生有舜；颜回大显，早夭绝嗣，商臣极恶，令胤克昌。”
如果说戴逵是真正的隐士，他只是在反对唯出身论的话，那么之后的刘峻就是借助抨击佛教的因果论来抒发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怀了。在刘峻的《辩命论》中，他提出了人的命运并不是由因果决定的，而是一个不被外界干扰单独存在的事情。虽然这样的观点有着宿命论的色彩，但是其主旨还是在于抨击当时把持高位的士族的，他在其书中举出的例子多是伍子胥，屈原，贾谊这样的空有才能与抱负，却无从施展的人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阶级对于仕途的绝望与不甘。
南朝文学家刘峻
《辩命论》记载：“伍员浮尸于江流，三闾沉骸于湘渚。……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
民风怠惰批轮回
除了上面提到的因果论，佛教另一个最重要的学说就是轮回了。佛教强调人死后灵魂会进入新的轮回之中，如果你崇信佛法并勤于修行，那么你在轮回中就会去到好的世界，否则则有下地狱的风险。通过这样的学说，佛教可以消除部分民众的消极情绪，让他们至少对于来世还抱有期望。不过这样的学说的负面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
人们会更加注重来世的生命，而轻视当前的生活。南北朝时期的平民的生活条件是十分恶劣的，在相信了来世之后，他们便会主动放弃这一世的努力机会，转向佛教修行，导致社会的生产趋于停滞。
南朝首刹鸡鸣寺
要想让人们放弃对于轮回的笃定，最直接的方法便是否认灵魂能够独立存在，这也是《神灭论》中最主要的思想，而在范缜之前，最先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何承天，他是刘宋时的大学者，当时使用的《元嘉历》就是由他编纂的。何承天对于轮回的反对有两个主要的论点：
- 其一，他认为人的精神在离开的形体的依托之后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他距离木柴与火焰的例子，在离开了木柴之后，火焰不可能继续存在，著名的成语薪火相传便是出自此处。
《弘明集》记载：“形神相资，故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尽火灭。虽有其秒，岂能独传？”
- 其二，他认为轮回需要有其标准，这与前面的因果论的观点大致相似，即必须要有公正的评判来断定人的行为，轮回才能存在。他举了鹅与燕子的例子，他认为鹅终日只吃植物，而燕子捕捉飞虫，但是鹅却被人杀来吃肉，燕子却讨人欢心。假如人真的能够轮回到畜生道，那么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符合因果论的逻辑的。
《弘明集》记载：“是知杀生者无恶报，为福者无善应。……若谓燕非虫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刍豢，奚独婴辜。”
佛教的六道轮回
因此他认为并没有轮回，也没有地狱的存在，人还是要把握现在的生命，投身于生活之中，虽然这样的想法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反响，但是其积极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
儒学传承敬鬼神
前面提到的何承天以及范缜，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有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的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摆脱传统儒家教育对他们的束缚。
在他们两个面对佛教学者的攻击时大都应答如流，但是一旦有人用儒家经典向他们询问如果精神不能单独存在，那么圣人所说的鬼神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大都语焉不详。虽然相较于何承天，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加坚定一些，但是他也是把人的神智与鬼魂等超自然现象进行了区分，并没有直接否认其存在。
《神灭论》记载：“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别也。”
《弘明集》记载：“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圣王所以为教，初不昧其有也。”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样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是这也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当时的文化背景的局限，以至于没有进一步否认这些超自然现象，不能对佛教进行进一步抨击。不过儒家对于鬼神向来是敬而远之的，范缜即使承认了他们的存在，但是还是呼吁人们把精力投入到生活生产之中，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对鬼神的无谓思考之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钧儒点评：
佛教文化起源于古印度，在种姓制度当道的印度，人民生活艰苦，佛教作为底层人民的安慰剂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南北朝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来到了有史以来的低谷，因此佛教方得大行其道，加上名士清谈的推动，佛教在南梁甚至成为了国教。
但是佛教略显消极的教化方向与儒生千百年来积极入世的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因此激起了南朝儒生的广泛抨击。他们即有感于自己的怀才不遇，也对于身边百姓漠视灾难，不奋起反抗，反而寄希望于来生的消极态度感到愤怒。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一时代生出了萌芽，他们在对佛教的辩驳中掺入了自己的积极态度，在那个雾霭沉沉的年代为思想界带来了新的光亮。虽然他们由于时代的限制，不能用完全唯物的理论彻底推翻佛教的逻辑，但是至少他们让中国士人的传统精神得以保全，中华文化的独特风骨得以彰显，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积极生活的态度没有被时代所磨灭。
参考文献：《宋书》、《梁书》、《晋书》、《南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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