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漢建立以前，連年的征戰導致人口急劇減少，社會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破壞。由於田地無人耕作而發生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況，就連皇帝的馬車都湊不齊四匹顏色相同的馬， 而大臣出行只能乘坐牛車。

秦末農民起義

漢高祖劉邦起於微末，在和項羽爭霸的過程中看到了連年征戰導致民不聊生的狀況，於是他即位後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實行“輕田租”“與民休息”的政策，致力於恢復農業和生產。戰國時期孟子曾說過什一之稅是王者之政，什一之稅就已經很好了，但是漢朝規定十五稅一（十五稅一，即從百姓的收成裡徵收十五分之一作為田賦）

後來，漢文帝進一步減輕了賦稅，只有三十稅一。文帝即位之初就採取賈誼的建議，連下兩道詔書要求地方政府鼓勵生產、賑濟貧民。除此之外，漢文帝還曾免收全國田租長達十一年之久！

漢文帝劉恆

漢景帝即位以後繼續勸課農桑，實行輕徭薄稅，並且將三十稅一定為制度。與此同時繼續擴大西北的養馬事業，並且鼓勵民間養馬，這一時期官府養的馬匹數量就已經多達四十萬，文景之治為後來漢武帝出擊匈奴奠定了基礎。

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休養生息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社會生產力也得到了發展，漢景帝時期，國家倉庫裡的銅錢多的數不過來，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穀倉的糧食多的堆不下，一直堆到了倉外。

既然漢初賦稅遠低於前朝，那為何國庫還能如此充盈？

因為漢朝政府除過徵收土地稅以外，還有其他的財政收入。

人頭稅

在漢朝所有國民都得繳納人頭稅，上至六十歲歲，下到三歲無一例外。對15歲以上的成年人徵收的稅叫“算賦”，對不滿十五歲的孩子徵收的稅叫“口錢”。

公元前203年，漢朝開始徵收人頭稅。漢高祖規定：

凡是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要向國家交納120錢，稱為“一算”。凡是7歲到14歲的兒童，不論男女，每年每人交納20錢。

算賦是交給國庫的，由大司農負責保管。漢文帝時期，由於經濟較漢初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加上人口也大幅增加，於是漢文帝將算賦調整為40錢。而漢武帝時，由於常年對外用兵，軍費浩大，算賦又被恢復到了120錢。漢宣帝時期，算賦被降到了90錢。

口錢是皇室的經費，由少府負責保管。在漢武帝之前，口錢一直都是從七歲開始徵收的，而漢武帝時期由於軍費緊張，口錢的徵收年齡被調整到了3歲。漢元帝時期，口賦的徵收年齡再次降低到7歲。

漢武帝時期的貨幣五銖錢

由於土地稅的降低，百姓留下的口糧就多了，人口也會隨之增多，國家徵收到的人頭稅也多了，同時從事耕作的人也會增多，這在理論上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為什麼說這是一個理論上的良性循環？因為人頭稅給國家埋下了動盪的因素。

漢朝時期土地屬於私有，而且人頭稅徵收的是錢而非糧，所以如果一個農民家裡遇到了危機，恰好又是錢貴糧賤，那他就只能賣地交人頭稅。沒有了土地，他就只能做佃農，佃農如果要租地主家的地來種就得付十分之五的租，而地主只需要交三十分之一的稅。國家的“輕田租”政策只是便宜了地主，沒有了土地的佃農甚至“無立錐之地”。

朝廷也知道土地兼併問題的嚴峻性，所以漢武帝將天下劃分為13個州，每州派刺史根據“六條”監察地方，其中的一條就是打擊地方大族兼併土地。（這就是著名的刺史制度，此時的刺史只負責監察，還不是行政長官）

山林池澤

漢朝時期，田賦收入是大宗，自然是歸於國庫。但是全國除了耕地以外還有山林池澤，這些不生產糧食的地是如何規定的？

早在周朝封建時期，就規定山林池澤屬於貴族所有，有專門的官吏進行管理，普通百姓不許入內。後來隨著形勢變化，常常有人私下闖入這些禁地伐木燒炭、捕魚獵獸進行牟利，這種行為會被認作“盜竊”。但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人會闖入，於是貴族乾脆放開了這些禁地，只在出入關隘對他們的收穫進行抽成。這便是關稅的起源。

漢朝時期，這些非耕地區依然屬於“禁地”，而國家同樣對其徵稅。而這些稅收屬於小宗，歸於皇室使用。

這些山林池澤上產生的稅收在一定程度上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鹽鐵官營

西漢初期，鹽鐵可以自由經營。鹽是吃飯的必需品，而從事農耕需要鐵製農具，所以鹽鐵商因此積累了龐大的家產。到了漢武帝時期，他將鹽鐵經營權收歸國有，政府派官員去經營，所有的收入全部歸於國家。

為什麼漢武帝同樣是連年對外征戰，但卻沒有像秦始皇一樣橫徵暴斂來籌備軍費呢？

鹽鐵專賣這個政策的專利權屬於齊國管仲，這個政策在當時叫做“官山海”。根據《管子》的記載，管仲是這樣對齊桓公描述的：一個具有萬輛兵車的大國，1000萬的總人口中應納稅的人約100萬，每人每月徵收30錢，一個月也就3000萬錢；但只要每升鹽加價2錢，，每月即可多得6000萬錢，遠超過每月30錢高額人頭稅帶來的收入。

正是“官山海”政策為齊桓公積累到了財富，他才能夠成就霸業。鹽鐵專賣既能為國家徵收到錢，但又能不激起民變，這是一種很高明的方式。

商賈稅

西漢建國之初由於國家統一，商人活動很是便利，漢初的商業也因此隨著手工業和農業的恢復而得到了大力發展。

《史記》記載：“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通，得其所欲。”

但是漢高祖劉邦認為商業是投機行為，於是頒佈了賤商令，對經商者做了許多限制：“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禁錮不得為吏”，因此商人的地位實際上是很低的，而且法律規定要對他們收重稅。

然而到了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賤商”被及時地轉變為“恤商”，商業又開始活躍起來了，當時有俗語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漢武帝時期，由於對外作戰的需要，也採取了一些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措施：

一是國家鑄幣，統一了貨幣，奠定了貨幣市場的穩定，減少了商人的風險。

二是漢武帝限制了商人的投機行為，穩定了市場，有利於理性化經營。

五銖錢

那麼西漢對於經商者徵收多重的稅？根據《史記·平淮書》記載，大概有以下兩個內容：

（一）凡屬工商業者、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有無市籍，都有據實向政府呈報自己的財產數量，凡二千錢抽取一算（120錢），而一般的小手工業者則是每四千錢抽取一算。（二）除官吏、三老、北邊騎士外，凡有軺車（小馬車）的，一乘抽取一算。

除了這些稅以外，還有許多打擊富商大賈的措施，比如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佔有土地和奴婢，否則沒收全部財產。

結語：雖然西漢田賦很低，但是國家卻通過鹽鐵官營、對富商大賈徵收重稅等方式充實了國庫。所以即使漢武帝連年對外征戰，也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