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中医的话题很多，从主要方向看有肯定、否定和模糊三种。这都是客观存在，我觉得否定中医的行为，有无道理，并不值得去在意深究，其实很多人压根并不知道中医是什么，只是跟风行浪而已。
真正的对中医的斗争主要是官员和一些专家学者，这些人实际上是医学方向的评判者，他们的一个人的力量会比较老百姓大得多，特别是一些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或者院士等。
这就关乎中医的话语权问题。也许有些人会讲，中医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无所谓，只要老百姓喜欢就行。这种说话是理根本，毕竟中医广泛的存在于百姓当中，这是客观事实。但是百姓意见，很多时候不决定着中医的方向。
中医必须药味充足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些上层人物的争取，中医可能今天真的就销声匿迹了。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清政府代表封建社会承载的一切文化和资源一时间土崩瓦解，当然也包括中医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医的命运就与民族的运动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中华民国的早期组织者信奉的是西方的学问，但是在根子里并没有完全的对中医药进行排斥。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民国成立之初，国家秩序还不完整，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就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中医这个问题，因此，基本上缺乏对中医态度的表达。
北洋政府漏列中医案
而政权很快就到了北洋政府的手里，1912年袁世凯取代了孙中山当了大总统，晚清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中华民国到了北洋军阀时期。1912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谈，参照日本学制制订了《王子癸丑学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纳入近代教育体制，这就是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中医中药造福百姓
教育关乎专业发展，教育没有专业了，基本上就没有了人才和发展的空间。这对中医来讲就是逐渐的让其灭亡。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药案，引发了近代医学史上首次抗争救亡运动。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立即和各地医学团体进行联系，至1913年10月有19个省市医学团体响应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
这次斗争，胜利了。教育部表态，不取消了。后来国务院也发文，对中西医学，一视同仁。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斗争，中医还可以存在下去吗？这是第一次中医界的觉醒和斗争，维持了中医的教育和发展，有了北洋政府国务院的批复，也就有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发展，一批有识之士开办了不少中医药院校，这算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国民政府手里，中医的命运又一次悲壮，这次叫做 南京政府废止中医案。
1929年(民国18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中包括废止中医之办法，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这次是连根拔起，废止也就意味着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医失去了生存的空间，逐步的走向灭亡。这次的斗争是关乎生死存亡，所以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连同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也都参与了其中，最后基本上也是不了了之了。
事出有因，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才引起。实际上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已经引起了对中医的批判。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对旧学的矫枉过正的批判，中医没有幸免于难，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
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从水平来讲，这也是迄今反对中医学中有相当文学价值的作品。但是，中医界也不是吃素的，强中自有强中手，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
从这里就看到，对付知识分子的手段也必须依靠于知识分子，你让老百姓或只知道看病做临床的中医与这些否定中医的大知识分子来辩论，压根没用。辩论永远是同类项的辩论，在今天的网络上看到很多中医大家的文章后边不少渴望辩论者，这些人只是能评论两句，辩论算不上。
百姓需要就是追求，简便效廉验丢不得
真正的辩论必须拿出有效的文章，清晰的观点，是针尖对麦芒的斗争。如今谁能扛起这个大旗，是中医的院士，还是国医大师，还是名老中医？也许都靠不住，靠住的必须是名医大家和文学家辩论家的优势组合的个人和团队。中医界，目前需要的是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说清楚中医、说清楚道理、能够辩论成功。必须清醒，中医不可能只依靠临床工作而存在。
辩论引起了最后的政治干预。1925年(民国14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在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话是越说越难听，人是毫无妥协的相见。但是遗憾的是，中医并没有在行政上有所依靠，话语权缺乏，在科学主义大棒的背景下，辩论的作用最后让位了行政的干预。
1928年(民国17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
1929年(民国18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等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主张废止中医。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
中医是文化的精粹，文化自信不能没有中医
实际上，必须承认行政权力是最大的权力，决定着中医的生死存亡。但是，这次却忽视了民心向背。这一次，斗争更加激烈。当时我们学校郑颉云老师也代表河南代表团去了请愿，这是生死斗争。
1929年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代表在六马路仁济堂举行大会，商讨对策。这天，上海中医界1000多人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统一行动，议决3月17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两界分别停业半天，各中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是否有影响与民众"等。会场上悬挂着 "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巨幅对联。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且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经过多方交涉，中医请愿代表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满意答复后，尤其是得到了卫生当局的保证后，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这次斗争事关生死存亡，是中医正义的斗争，如果没有斗争，任从国民政府卫生部的宰割，今天的中医会是什么模样呢？
建国后的中医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实际上，新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团结中西医进行建设，政策方向很对。但是很快，中医就受到了排挤和打压。原因是中医过去基本上在民间，国民政府能留给新中国的中医，缺乏话语权。而接管的西医医院和新的卫生部也是西医占据了主流，这样中医就到了被改造的边缘。中间著名的就是各地兴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这个学校实际上是中医的痛，是把散落民间的中医进行现代医学再教育，从而逐步的改造中医。如今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兴致勃勃的记录下了这一阶段，或者作为办学的开端，实际上这个时期中医命运又一次被限制了。但幸运的是，在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等的关心下，扭转了这一局面，也使得中医进修学校发挥了另外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医师资队伍，为开办中医药学院奠定了人才基础。
传统优势不丢，还要与时俱进
这一次的斗争看似风平浪静，其实也是风起云涌。而在中医界的努力下，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医顺利的赢得发展的机会，开办大学，建医院，做科研，成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特别是在赤脚医生时代，中医药工作者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巩固了人民对中医药的信任。那个时期，用中医是家常便饭，所以中医在城市、民间都有很好的基础。
市场经济发展下中医的危机
中医迎来的危机，来自于西方技术又一次大举进入中国的时代。这个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伴随着中国人走出国门，很多人喝了洋墨水，开始了西方月亮比中国圆的感慨，在思想上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不信任和批判，中医又一次不能幸免。
而此时此刻，中医还沉浸在简便效廉验的赤脚医生模式，在城市中医院发展缓慢，人员技术更新不足，对新技术手段接受不够，还是传统的看病抓药；而同期的人民医院已经代表西医走向了开放，技术设备的一流适应了人们就医需求，查的清楚看得明白，结果占据了新的发展制高点，人民医院的快速发展让中医院发展相形见绌，基本沦落为当地最差的医疗机构。如此，逐渐的失去了市场的竞争优势。
这个时期，医院领导思想进步，善于引进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往往使医院华丽转身，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甚至有些中医院效益也相当的好。生存是第一要务，作为医疗机构，这一点十分重要，固守的传统技术，缺乏人才，缺乏技术设备，只能抱残守缺，连老百姓最后也抛弃了中医。
这是时代的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一切以价值取向为考核的必然。在这一时期，中医开始被医疗同行压制，或者开始新的中西医的斗争和分裂，中医开始被人瞧不起，觉得手术不行，现代技术不行。甚至一些教师在上课时，也总拿中医老专家不会看x光片、检查单而取笑；逐渐的一些发展起来的医院开始拒绝中医大学生，热衷于短平快的外科、骨科等，逐渐的中医连外科骨科这些传统优势领域也被贴上了纯粹西医的标签。后来，中医基本上就很难在人民医院生存了，变为一个只能推拿按摩的中医科。
中医必须紧紧的抓住手术刀
这个时期的危机，是与中医没有很好的适应时代召唤联系起来的，一方面中医医疗底子薄，应付不了时代需要，特别是新技术和外科更新和应用的要求，怕用没钱用；另一方面中医内部围绕中医西化的斗争，辩论了十余年，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会。当十余年后，人们醒悟过来，现代化检验、检查技术不过就是手段，西医可以用中医也可以用的时候，已经被贴了标签，中医的发言权基本上失去了。
这就必须引起了一些人的感慨，亏得当时思路敏捷，大胆的引进了新技术、新手段，医院发展起来了，效益好了，中医的生存才得到了保证。
如今中医还是危机四伏，对于中医西化的批判还在依旧，对于中医接触现代技术、使用现代技术的排斥思潮还没有停止；而这正好为西医学提供了机会，既然你不要，那就不给，更加巩固自己对现代技术的垄断和标签化，当着一切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中医所能够坚持的外科、骨科手术资格也将终止。
没有了这个存在，中医就守着大内科生存发展壮大吗？
所以，现在的话语权还需要继续的斗争，继续的争取生存的权力。一是大中医的概念，不能局限于经方一隅，传统完美，要站在全局发展中医；二是巩固中医的阵地，优势必须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怕不赚钱赚吆喝赢得支持者也可以。
这个绝对不会自然而来，这几天有个新闻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医学院校名录中摘除了8个中医药院校，想来这样无为小气的组织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中医能如此小肚鸡肠吗？中医当前需要一些大格局，大思维，大发展，但有时候确实我们自己也小气了。
有一个朋友问，你对广东省人民医院禁止西医开中药怎么看？他说是好事，我说我不知道，直觉的告诉我中医缺乏了胸怀。中医讲究阴阳，讲究运动，讲究平衡，在这个不平衡到平衡之间总有混沌状态，说不清道不明，而当前似乎已经做好了非此即彼的准备，非要说个清清白白，可能吗？对于西医来讲，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热衷于中医，在临床中发现了中医的奥秘，觉得中医很好，也在使用中医，这不好吗？如果西医临床永远的不使用中医中药，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接触中医，认识中医、肯定中医，两者的鸿沟会越来越大。当前要做的是，让那些喜欢中医的西医同仁们更好的认识中医，理解中医、正确的运用中医，而一刀切的关门主义要不得，危害甚大。
实际上，地里的农民都知道山药能够治病，也有一些非医学的人也在跃跃欲试为群众开方把脉，也有很多非处方的药物遍天地，难道作为有医学知识储备的西医同行们不能碰一碰吗？
话语权，不在于限制，而在于放开，让更多的人说中医的好，这才是硬道理。关门只能打击了热情兴趣，限制了中西医的交流，对医学发展毫无意义。我一直坚信，未来中国的大地上只能是中国医学，中医或者西医的斗争需要百川归一，中国强大必然要拿出中国人融合中西的医学模式。
实际上，中医、西医不过就是对老百姓有用技术手段而已，用好了就是自己的，就是国家的，人类的，何辩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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