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益唐:我的成功是守株“逮”兔

张益唐“变”了。


和传说中的“不苟言笑”相反,前来参加2019未来科学大奖周的他在记者面前变得侃侃而谈。即使面对一些刁钻古怪的提问,他也应对自如。他坦诚成名后曾一度畏惧采访,但如今,媒体的闪光灯于他早已司空见惯,他很有镜头感,言谈同样幽默。


2013年,张益唐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曾经迫于生计不得不在美国快餐店打工的他也因此声名鹊起,接连在哈佛大学和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演讲,获得很多数学界大奖后,又成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数学系的终身教授。在中国,他被称为数学界的“扫地僧”,很多人拿他和陈景润做比较,也有人认为他的“运气”很好,“守株待兔”还真的等到了“兔子”。对此,张益唐这样回应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我这是守株‘逮’兔,我还去‘兔子窝’里绕了一圈呢!”

张益唐:我的成功是守株“逮”兔

张益唐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张丹

“北大的孩子太聪明了”

张益唐1978年考入北大数学系。如今,北大数学系蒸蒸日上,出现了一批以恽之玮和张伟为代表的国际顶尖青年科学家。作为师兄,张益唐和这些被称作“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年轻人很熟,“这些年轻人是非常有希望、有潜力的一代,当然他们的同时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与他们的研究方向有关系,正好这些研究到了该有突破的时候,从长远看,我相信北大还会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比起他的师弟们,张益唐大器晚成,他说:“很多年前,同班有一个学生干部曾问丁石孙老师,为什么我们这一届还没有出人才?丁石孙认为,是当时的时机还不够好,尽管北大的学风非常好,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训练,但1978年时,我们的水平离国际顶尖相差太大了。但恽之玮和张伟这些年轻人赶上了比较好的时候。他们在北大读书时,北大跟国际顶尖水平已经相差不多了。”


这两年暑假,张益唐都会回到北大开暑期班,“这帮小孩是聪明得不得了,我本来也知道他们很强,但跟他们一接触,我都觉得自己‘吃亏’了”。张益唐说,北大有着非常好的传统,很多优秀的老师会给本科生上十分基础的课,“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就提到,丁石孙老师当年亲自来教我们解析几何,解析几何很多人都懂,但要教好却不容易。而我最近发现这种让本科生接受顶尖数学家熏陶的教学方式,至今仍在北大保留着。我对北大数学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张益唐:我的成功是守株“逮”兔

张益唐

“做事就把它做到极致”

“我昨天还在与人探讨,日本、俄罗斯的学者之所以最后能得诺奖,就是因为他们做事就要做到极致,而不是浮光掠影。很多东西只有做极致后,你才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张益唐极少发论文,他不想通过一篇还不够“极致”的论文去赢得一些东西。而30多年的“憋大招”,最终让他一朝名满天下。

多年默默无闻,张益唐从未担心失败,他说,即使自己的研究最终没有结果,他也会欣然接受,“生命的价值是在于拼搏的本身,你拼搏不一定能赢,但拼搏才体现你的价值。对于我来说,那甚至是我的生命价值。”

张益唐说,他最喜欢看的传记是《米开朗琪罗传》,“这个人就是个天才,但天赋却把他折磨了一辈子,尽管他活了88岁,他什么享受都没有。”

在此书之前,他同样爱读罗曼罗兰《贝多芬传》。而贝多芬的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


“你看我怪不怪?其实我也没那么怪。”张益唐觉得,他的性格此前有点被媒体放大了,“是有一些数学家很孤僻,但多数数学家并不这样,即使那些性格有些孤僻的,他的性格其实也被夸大了。”

“曾经有记者问我,如果我的人生中没有数学会怎样。我的回答是:‘或许我会活得更快活’。”张益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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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

平面几何学习不能丢

“以前,中国家长不太愿意让聪明的孩子做数学,认为学数学不赚钱,但现在至少在我能见到的几所好的高校里,这种情况下正在改变,的确有一批年轻人,他们就是喜欢数学。”张益唐说,中国的数学水平提高绝非一朝一夕,“这里没有新招,也没有捷径可言。放开让孩子们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吧”。

而谈到中国数学的基础教育,张益唐认为,必要的数学训练不能丢,“我们数学届有一个口号,叫做‘欧几里德万岁’,学生在基础教育里必须学平面几何,因为它是唯一的途径,能够让小孩从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我现在在美国教本科就头疼,这些美国小孩不会写证明,如果中国教育把平面几何丢掉的话,那将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还有很多人觉得,现在小孩的奥数是否做过头了,我觉得,奥数确实让我们民族的整体数学水平提高了。当然,你不可能要求几千万人都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我觉得中国至少从初中开始加强如平面几何的教育,将是非常有必要的。”张益唐补充说。


张益唐:我的成功是守株“逮”兔

张益唐

我们还需要更多数学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学。”张益唐说,现在非常热门的人工智能,它的数学基础还非常薄弱,“没有数学作为支撑的人工智能正在担忧自己到底对不对,到底该走哪条路,它正向数学提出新的需求。”

张益唐说,纵观科学史,黎曼几何为爱因斯坦创造广义相对论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杨振宁也曾专程为了数学问题访问陈省身,“你会发现,很多物理学理论早在几十年前,数学家就已经为它们准备好了数学工具”。

“当然,物理和数学会相互影响,它也会促进数学的进步。”张益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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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

对话张益唐:
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

广州日报:您在2013年才证明出来孪生素数猜想的一个弱化形式,当时您已经58岁。你之前也说自己走过一些弯路,当您受到挫折的时候,你是怎样坚定自己的信仰就继续研究数学的?

张益唐:我当时觉得自己只能做数学,做别的我也做不成,所以我才能做下去。但能不能做成,我当时也不能打保票。我爱人对我说,这男人就这点爱好,那就让他弄去,否则他后悔一辈子。于是她也不管我,就让我自己弄去,尽管我出了名,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我就坚持下来了。即使最后我没做成,我也不会后悔。我想引用德国一名剧作家的话来回应: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我一辈子都在追求,很多年前,中国女排的那句口号对我影响很深:生命的价值在于拼搏的本身,你拼搏也不一定就一定能赢,但拼搏本身就体现出你的价值,那是我的生命价值。


广州日报:有很多人欣赏您在数学上的才华。但也有一些数学家认为您的成功是一种“守株待兔”式的运气加实力,对于“守株待兔”的评论,你怎么看?

张益唐:我觉得我不能完全说是“守株待兔”,我当时还积极地去找那个“兔子窝”,我还费了很大劲儿试探了不同的方向。当然真正学术上的成就,“守株待兔”还是有它的道理的。运气和机遇很重要,我就碰上了一个机遇,正好我在这方面特别擅长,我想到了很多别人没想过的东西,当全世界数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被解决的时候,我把它做下去了,而且做成功了。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机遇,很多东西是不可预测的,某种程度上我是“守株逮兔”。“兔子”不是自己把脖子撞断的,而是被我抓住的。

广州日报:一些数学家认为,能够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可能更重要,中国孩子就更喜欢去解答难题,但是不是提出厉害的数学问题,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


张益唐: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大的难的问题肯定要分很多很多步骤,最困难可能还是你怎么去切入问题,更确切讲,你有没有自己的一种思路,用自己的方式去切入,而在切入的时候,往往也是自己在问自己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如果我要提一点意见的话,确实还是有。我遇到过一件事,一个中国学生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这样做?于是我就向他推荐一篇文章,他读完之后的回答让有点哭笑不得——他说,老师,这个文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如果你要的问题都是别人给你现成答案的,那你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只是希望他朝着那个方向试一试,剩下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你要去面临你的未知。

广州日报:现在英国会请一些中国的中学数学老师去英国教数学,这证明咱们的基础的数学教育可能是更好的,还是英国有别的考虑?

张益唐:我觉得这至少证明我们在数学基本功的培养上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我认为在这一点还是中国式更好,现在电脑越来越多,年轻人思想越来越活跃,对于数学教学变得放松了,他们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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