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由宮廷樂師向“南宋杜甫”的人生嬗變

當宮廷的宴樂變成悽惋的離歌，汪元量，已經由移宮換羽的琴師變成了泣血寫史的詩人。

頗具藝術稟賦的汪元量早在二十歲的風華正茂之年，就已經是一位出色的宮廷琴師，專侍謝太皇太后、全太后兩宮。彼時的南宋王朝，已經在元蒙騎兵的一路衝殺中瀕臨亡國的境地，然而，流紅疊翠的宮闈，奢靡的宴樂仍舊此起彼伏，在伶人們的輕攏慢捻中，在舞女的翩翩舞姿中，王公貴族們酩酊大醉，根本聽不到越來越近的馬蹄聲。在這個奢華而龐大的樂隊中，汪元量處於首席琴師的地位，他飛揚的辭采和對音樂的獨特感悟，深得兩宮賞識，據說有一次宴樂興起，位列九嬪之首的一位王姓昭儀還專為汪元量作了一首絕句，“萬里倦行役，秋來瘦幾分。因看河北月，忽憶東海雲。”在這樣一種笙歌無休的氛圍中，宮廷樂師汪元量的任務就是要吟風弄月，為錦衣玉食的貴婦們佑觴佐舞，當豪華的樂音充脹耳鼓，麻木的已不僅是一群太后嬪妃們，還有汪元量本人，而這樣的場景更是和“安史之亂”前的李唐王朝如出一轍：皇城之內，一派沉歌醉舞；皇城之外，早已鼙鼓動地，烽火連天。

打碎這個場景的時間發生在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史稱“德祐之變”。就在這一年，一直垂簾聽政的謝太后終於在紙醉金迷的樂陣之外，聽到了蒙古大軍叩響臨安皇城的聲音。慌亂之中，她趕緊叫停了歌舞，忙不迭地拿出傳國玉璽，帶著年幼的恭帝和一群大臣嬪妃們開城受降，自此，臨安這座昔日的皇城上空再也不會飄蕩悠揚的絲竹之聲，取而代之的是城牆的坍塌之聲，火焰的畢剝之聲，百姓的哀呼之聲。儘管南宋王朝在此後一路被元軍窮追猛打，直到1278年才在崖山吐盡最後一絲王氣，但“德祐之變”更像是這個沒落王朝的終點，當偌大一座臨安城插遍元軍的旌旗，當三千多王公貴族們一起被押往燕京，南宋王朝其實已經不復存在。

和謝太后們一樣，汪元量在“德祐之變”中也經歷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分野，當他被裹挾進北上的隊伍，他已經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當夜行的舟輯劃過淮河，一位宮女悲傷地撥動琴絃，汪元量的心也隨著哀惋的旋律翻滾，黑色的波浪擊碎月光，淒涼的《水龍吟》便在這破碎的月光中一氣呵成。

鼓鼙驚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風雨。
歌闌酒罷，玉啼金泣，此行良苦。
駝背模糊，馬頭匼匝，朝朝暮暮。
自都門燕別，龍艘錦纜，空載得、春歸去。
 
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
受降城下，草如霜白，淒涼酸楚。
粉陣紅圍，夜深人靜，誰賓誰主。
對漁燈一點，羈愁一搦，譜琴中語。
——汪元量《水龍吟 · 淮河舟中夜聞宮人琴聲》

自此，在南宋王朝行將就木的時刻，一位高奏《流水》的琴師隨風而逝，而一位用泣血的文字記錄宋亡歷史的詩人卻悄然而生。就在北上的途中，一直都鼓琴而歌的汪元量找到了另一種生命的載體。當他的身份不再是一個供人享樂的伶人，而是變成一個帶罪遠徙的囚徒，他心中的悲憤再也無法隱藏，“望斷援兵無信息，聲聲罵殺賈平章”，對賈似道等奸佞的荒淫誤國，他義憤填膺，口誅筆伐；“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對謝太后可恥的投降行徑，他更是直呼其名，毫不避諱。對這些投降派們，汪元量用聲聲的泣血給予猛烈的鞭笞，而對於抗元的志士，他則勉之以充滿激情的詩篇。在敵國的土地上，他遇到了矢志抗元的英雄文天祥，這位曾共事一朝的同僚，儘管此前和他並沒有多少交情，但當汪元量前去獄中探視，和文天祥共處一間囚室之中，兩個天涯淪落人卻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文天祥知汪元量素以杜詩為圭臬，遂集杜甫詩句寫成《胡笳十八拍》，並欣然為其作品作序，而汪元量則就著獄中昏暗的燭火，為文天祥寫下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詩作，文天祥壯烈殉國後，汪元量長歌當哭，用九首《浮丘道人招魂歌》為這位忠肝義膽的志士送行。秋風烈烈，落木蕭蕭，在燕京的日子，讓汪元量丟失了為秦歌楚舞助興的瑤琴，卻同時讓他收穫了文字的厚重和思想的深沉。

正因如此，在後世史家們的眼中，汪元量的詩歌才更具價值。北行路上的耳聞目睹，“北留”期間的屈辱憤懣，都被汪元量用詩歌的形式記錄了下來，當《醉歌》《湖州歌》《越州歌》等百餘首絕句承載下詩人的國破家亡之痛，當一件件真實的歷史片斷都化作淒涼的文字，汪元量已經在不經意間和杜甫的《三吏》《三別》一樣，為後世的人們勾勒出了一段難得的“宋亡詩史”。李珏在《湖山類稿跋》中評其道：“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開元、天寶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汪元量號）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針對汪詩一事一詠的特點，潘耒在《書汪水雲集後》則認為汪元量所“詠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擊，多史傳所未載。”而另一位清代詩人肖壎更是對其推崇備至，說他“行吟便是江南史，他日真堪付董狐。”當汪元量將所見所聞用詩歌串成一部泣血的宋亡史，他已經完成了由琴師到詩人再到史家的人生嬗變。

汪元量伴隨三宮（謝太皇太后，全太后，宋恭帝趙顯）在燕京生活了十三年，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八歲的瀛國公趙顯被遣往吐蕃學佛法，其母全太后出家為尼，汪元量遂上書元世祖乞南歸。此後，這位經歷人生起落的歌者便“數往來匡廬、彭蠡間，若飄風行雲，世莫測其去留之跡，江右之人以為神仙，多畫其像以祠之”（迺賢《讀汪水雲集》）。相信已被元世祖賜為黃冠道士的汪元量在雲遊四方的路上，筆墨紙硯是他必不可少的行囊，而那把亡國之琴應該早被他扔在了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