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当9岁的儿子浩浩在英国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做完白血病骨髓移植的手术后，李伦一颗悬着的心暂时得以放下，“目前为止，治疗结果还算满意”。
今年3月，浩浩在广州市一家三甲儿童医院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让一家人陷入慌乱。在国内，浩浩历经了因临床用血紧张的焦急等待，遭受了因交叉感染而被送进ICU的至暗时刻，且表现出了对国内药物的不敏感。从未出过国的李伦决定，带孩子出国看病。在对比了美国和英国的治疗花费和效果后，李伦把目光投向了较美国便宜近一半的后者。
在中国，癌症的治疗仍旧是个难题。据今年1月发布的《2015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2015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数约为392.9万例，死亡约为233.8万例，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恶性肿瘤死亡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中国癌症负担总体仍呈现持续上升。由美国癌症学会、国际抗癌联盟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最新版《世界癌症地图集》显示，
2018年，中国新发癌症430万人，死亡290万人，均居全球首位。而在过去近十年中，中国人赴海外就医逐渐兴起。起初，每年前往海外的中国患者只有极少数，目的地也较为单一——以诊疗水平居于顶尖、费用也相对高昂的美国为主。如今，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国人奔向美日欧各地求医。过去三年来，凭借性价比较高、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多学科会诊等优势，英国正逐渐成为中国患者，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海外就医选择。
性价比较高的医疗服务
对李伦来说，孩子治疗的最初选择是在国内。在被广州那家三甲儿童医院确诊后，浩浩开始了化疗，这过程中，需要输血浆、血小板以维持机体的正常造血功能。但关键在于，去年3月起，除边远地区外，全国范围内互助献血叫停，一些医院的临床用血供应出现紧张，浩浩所在的医院输血也需要排队，“血小板晚输一两天是要人命的”，这让李伦十分焦虑。就在化疗过程中，另一则消息给李伦以暴击，因白细胞一度降至零，浩浩交叉感染住进了ICU。身在广州的李伦，本还想着把浩浩转到北京治疗血液病的知名医院和医生那里救治，但考虑到国内治疗都可能面临和广州类似的境遇，他决定跳出国内的治疗圈，海外求医。
因为身边有人去美国看病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李伦同样先把目光锁定在美国的顶级儿童医院。在查阅资料和咨询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后，李伦又挑选了英国久负盛名的大奥蒙德街儿童医院（GOSH）。这家医院始建于1852年，是英语世界国家第一家专业的儿童医院，有60多个儿科专科，每年接诊来自80多个国家的超过5000名国际患儿，也是欧洲最大的儿童癌症和白血病治疗中心。
向两家医院同时提交病历、影像资料后，李伦收到了对方返回的预估治疗总费用。血液病的治疗花费往往要高于其他肿瘤，美国儿童医院预估花费为上百万美元，这其中，包括一种名为CAR-T的免疫疗法，除去这一项，也至少要数百万元人民币左右，而英国比前者便宜近一倍。考虑了自身的经济承受能力，李伦选定了后者。
盛诺一家是李伦此次找寻的跨境医疗服务机构，也是国内最大的跨境医疗服务机构，为国内患者出国提供病历整理、翻译，筛选、匹配国外医生等服务，如今，每年有上千例中国患者通过该机构转诊到欧美日各国就医。根据该机构提供的数字，在美国，治疗癌症的平均花费需200万人民币左右，英国的这一数字为60万元，日本为50万元。从癌症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5年生存率看，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给出的数字为67.1%，英国癌症研究所提供的结果为54.3%，日本为65.8%，而中国恶性肿瘤的5年生存率约为40.5%。
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等任职医生、现为盛诺一家副总经理兼首席医务官的王舜说，整体来看，美英日无疑是癌症等重症治疗的全球“金字塔尖”。而其中，不管是从新药、新技术和临床试验的研发水平，还是医院的科研实力、医生的专业程度、多学科诊疗的发展成熟度来看，美国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美国的医院能够为绝大多数中晚期癌症及罕见病、疑难杂症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不过，美国的治疗费用也相对较高。相比之下，
英国医疗具有高性价比的特点，既可为中晚期癌症患者及部分罕见病、疑难杂症患者，诸如白血病、淋巴瘤等患者提供高水平的诊疗，其治疗费用也低于美国。而日本顶级医院则只接受有手术或放疗机会的患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王舜说，他们发现，国内很多患者都有出国看病的意愿与需求，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但尚不足以支撑在美就医的高额费用。对于这部分人群，盛诺一家一方面通过与美国的顶尖医院深度洽谈，为赴美就医的中国患者争取到一定的医疗费用减免折扣；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更多医疗水平领先、但医疗费用水平相对较低的资源，为不同需求的出国看病患者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目前，这一筛选原则已经纳入盛诺一家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开发的“AI智能辅助系统”，借助盛诺一家8年积累的4000多例患者服务数据，只要输入患者病历信息及个性化需求等，就能快速匹配出适合患者病情及需求的国外医院和医生，再加上专业医学技术人员人工复核，最终帮助患者寻找到医疗质量与费用水平上的精准契合点。
“英国有非常显著的性价比优势。”王舜说。
盛诺一家副总经理兼首席医务官的王舜（右）带队参观GOSH医院全球首个大型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
据了解，英国实施的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这一建立于1948年的全民免费医疗系统，面向英国公民及在英国合法居住，持6个月以上工作、留学签证的外国人。作为NHS的补充，英国还有收费的私人诊疗服务。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医院私人医疗体系业务拓展部经理Alistair Russell介绍说，虽然包括中国患者在内的国际患者不能享受NHS，但他们可以与英国本地患者一起，以同等价格享受英国的私人诊疗服务。私人诊疗可以免去病人在NHS体系下的漫长等待，患者能更短时间直接见到专科医生，更重要的是，NHS和私人医疗服务间有着良好协同和互动。
创建于1851年的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处在NHS体系中，但同时有私立医疗部。该院私立部董事总经理Shams Maladwala介绍说，在该院，私立部的病人能共享NHS提供的基础检测设备，以降低就医成本。马斯登医院共有250名左右的医生，每年接诊约6万名患者，其中私立部患者量占27%，这当中，国际患者又有40%的比例，去年医院私立部收入1.22亿英镑，全部投入到医院科研和建设中。
选择海外医疗的另一大优势，是有机会尝试到处于临床试验前沿的新药，而即便是已上市的新药，国外的可及度也远大于国内，这也是李伦奔赴英国的一大原因。李伦说，在国内医院很多时候只能买到国产药，原产的进口药却见不到。以这次赴英治疗，GOSH医生开出的药物奈拉滨为例，这是一种由美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研发的治疗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药物，2006年在美国上市，英国同期就可以买到，但中国至今没有。根据第三方咨询机构IQVIA2017年统计的2012-2016年间全球首次上市的55种肿瘤药物上市两年内的可及性数据，美国新药的上市速度为46种，英国为38种，而中国为4种。
2012-16全球首次上市的55种肿瘤药物的可及性
在决定赴英治疗后，李伦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车这些可变现的资产，6月30日，带着一家人来到英国，7月3日见到医生，10日，检查发现浩浩的白细胞微小残留病降到安全值，完成前期化疗后，10月9日，浩浩进行了骨髓移植手术，如今，处在移植后的急性排异期监控中。
以患者为中心
在国内时，为了让孩子在治病期间也过得舒服些，李伦跟医院商量，能不能自己出高价钱包一间病房。对此，医生的回复是：病房紧张，不可能。当时，浩浩所在的三甲医院一间屋子最多住着三名患儿。这并不算夸张，在北京的儿童医院，一间病房能住20多个孩子。
今年7月，北京的张军、李莉夫妇两岁的女儿媛媛在北京儿童医院诊断为生殖细胞瘤，且发现肿瘤细胞已向肝、肺扩散。因此，医生决定对其进行化疗。北京儿童医院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患者，在媛媛所住的病房，算上加床，共有24张床位。第一期化疗需要监控效果，因医院不允许男性家属陪护，只能由孩子母亲24小时盯着。李莉的身体也不算好，看着孩子和妻子身处拥挤局促的病房，加之各项检查一排队就要至少两个小时。在孩子化疗的同时，张军有了海外求医的想法。
他听说过国外有更先进的疗法、更新的药物，但国内外治疗究竟会有多大差别，张军还是有所疑虑。另外，国外语言不通，一切都是未知。出于费用考量，张军夫妇也选择了英国，初定了GOSH。随后，医院主诊医生的一通电话让他们打消了顾虑。
电话那头，主治医生给了张军夫妇女儿疾病能够治愈的信心，并介绍了详细的治疗方案：在国内，媛媛用的抗肿瘤药物为顺铂，GOSH医生推荐选用的是另一种药物卡铂。李莉称，医生告诉他们，虽然两种药都有副作用，但卡铂更适宜他们的孩子，副作用更小，顺铂更容易致孩子耳聋。对于这一点，国内医生并未向张军提示过。
实际上，卡铂也已在国内上市。张军曾找儿童医院的医生聊过，因为孩子小，希望能用更好的进口药，多花些钱也没关系。他记得医生的回答是：你们孩子小，还有比你们更小的，所有孩子都是用一样的药，没有特殊服务。对此，张军夫妇也表示理解，“病人太多了，他们非常忙，没法对每个病人说很多，照顾得很周到”。
一到GOSH，医生就给媛媛做了耳聋方面的监测。这里实行预约制，病人不会很多，媛媛住着15平方米的单间，家长另有一张床可以陪护，医生、护士给予的微笑让她不再害怕。目前，媛媛已完成了三期化疗，治疗效果超出张军的预期，但费用比国内高很多。化疗结束后，媛媛还要手术，将肿瘤切除。
GOSH儿科血液病专家Sara Ghorashian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在GOSH，一切治疗的准则是孩子第一，不仅要治疗疾病本身，还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GOSH的医疗团队中，特设了陪玩师一职，帮孩子分散注意力。对于严重白血病的患儿，因其刚来时骨头痛难以走路，GOSH团队中的理疗师会给其帮助，对一些重大疾病，心理治疗师也会出马，另外，当孩子因治疗出现恶心、呕吐或进食困难等症状时，营养师会同时给予指导。在孩子治疗时，医院也并不会把其孤立起来，会关照到家长，让其参与进来。
盛诺一家副总经理兼品牌市场中心总监方芳（左）和GOSH医院的陪玩师（中）
5岁的琪琪患有B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今年9月，琪琪的姨母李圆带她来到GOSH治疗。在李圆的观察中，GOSH的医生，能将治疗方案耐心清晰地解释给家长。用药方面，英国的医生一开始不会大剂量、下猛药，而是更为审慎，注重给药的力道与准确性。他们还会通过给孩子吹泡泡等游戏、看动画片、讲故事等方式，让其免于恐惧。
在GOSH一层有一个房间专门做SPECT/CT检查，这是一种运用核医学的先进成像手段，与CT
结合，能精准高清地展现肿瘤病变部位，可用于骨科、肾功能等显像。由于检测时间较长，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在仪器正上方的天花板和一侧的墙壁上，都装有显示大屏，播放动漫卡通片，整个检查间光影闪动，如霓虹炫彩一般；在通往手术室的走廊两侧，也有小动物的动画形象跃动相伴。今年7月成功分离巴基斯坦连颅双胞胎姐妹的GOSH颅面外科主任 David Dunaway教授称，孩子在做手术时，父母可以陪伴至麻醉间，手术过后在恢复室，孩子一睁眼又能见到父母，减少其恐惧。在GOSH的中心区域，还有一个一年半前和迪士尼联合打造的彩色乐园，成为孩子和家长放松的天地。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除了贯穿在儿童医院，对于成人同样适用。
医生提供诊疗方案也同样只以患者病情为考量要素。马斯登医院基因组学及妇科肿瘤专家Angela George告诉记者，英美医生的一个较大区别在于，美国医生在看病开处方时更易受到医疗保险报销率的影响，而英国医生由于长期在NHS系统里工作，只考虑所有和病症相关的证据。
多学科协作的力量
到英国后，让李伦有些“不适应”的一点，是英国医生对孩子的诊疗方式。浩浩有几次拉肚子，李伦问主诊医生原因，对方说要等微生物专家来，而微生物专家称还要参考化验科医生的意见。就白血病的治疗而言，最终的方案也是经骨髓移植与血液方面的专家综合讨论确定，“没有一个人说了算，这里都是一个协作”，这是李伦感受到的与国内医院治疗最大的不同。
这种起源于欧美，依靠内外科、影像科、放疗科等多学科医疗团队共同为患者制定诊疗方案的方式称为多科学会诊(MDT)，在英、美等国已成常态，旨在弥补依靠单科室医生可能会做出局限性诊疗意见的不足，尤其对于像肿瘤这样需要综合性治疗的病种来说大有裨益。GOSH儿科血液病专家Sara Ghorashian称，像理疗师、营养师、陪玩师等角色就在其多学科团队中，此外，对于像白血病这样复杂的病情，做骨髓移植时也要考虑化疗的作用，移植和血液方面的医生会共同照料病人，彼此交换意见。
MDT的通常开展形式是以病种为单位、以患者为中心的多科学会议。在国外的MDT中，内科医生通常居于主导地位。皇家马斯登医院肉瘤科医生Robin Jones说，他的团队包括病理、手术、放疗等专家，还有专科护士人员，每周会举行一次多学科会议。大家坐在一个大房间里，25-30人，对于新接诊病人的所有病历资料、检查结果都要带到会上，一起讨论，这样确保每位医生就对每位病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讨论起来也非常高效”。一次会议两小时，能讨论50个病例。
MDT还促成了GOSH心胸外科医生、临床服务负责人Martin Kostolny团队研发出一款应用于临床的神器。采访当天，Martin向记者展示了其戴着VR眼镜，双手像玩游戏一般，操控一颗待修复心脏虚拟3D模型的操作，模型能随其操作任意角度旋转。这是一个去年从其他医院转诊来的患儿心脏模型。通过这套装置，Martin可以如屏幕显示般看清患儿心脏的具体结构、缺陷，从而更快、更精准地为其制定手术方案，缩短手术时间。这项装置的研发者就是 Kostolny团队中的成像专家。除此之外，Kostolny医生的团队成员还利用3D打印技术将心脏图像打印出来，为人工瓣膜置换术中的人工瓣膜型号选择和手术方式设计提供便利。
在帝国理工学院医院，一名医生每周有4天是临床实践，一天在大学授课，从而确保学校的研究基于临床并用于临床。今年10月24日成立，由GOSH、伦敦大学学院、GOSH儿童慈善机构联合创办的全球首个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不仅囊括多学科的研究团队，还有不同院所间500名左右科学家及临床医生的协作。这里每天能接收具有研究价值的罕见病患儿达200位，接诊医生同时又是疾病的研究者，科学家实验室上方还有7个制药间，能即时将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应用。
GOSH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
凭借自身优势，英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患者。中国与之相比，尚有不小差距，比如在一些小众的恶性肿瘤的治疗中，中国尚处于学习阶段。
以Robin Jones擅长的肉瘤为例。中国的肉瘤科室成立普遍较晚，很多医生只有手术背景，对化疗并不了解，抑或有的医生只会用大剂量的化疗，而中国相应的化疗药物也比较少，这就造成国内医生对病人诊断、治疗的困难，难以给出正确、合适的治疗方案。
Jones医生最近接诊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年轻女孩儿，由于国内医生知识有限，对其病情缺乏准确判断，只是以手术形式切除肿瘤，之后才发现病情无法控制，女孩儿只得来到英国。Jones称，对于肉瘤的治疗来说，最重要之处在于首诊，如果第一次手术不成功，则后期补救效果也很有限，而什么时候介入治疗也很关键，如果是发展慢的肉瘤，优先要做的是积极监控、观察，而不是盲目治疗，就那名女孩而言，最初手术的方案是没有多少获益的。
在运用基因测序预测肿瘤发展领域，英国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Angela George在英国医院同时从事的是基因组学及妇科肿瘤的研究，她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团队能够做相关病种的全基因测序，从而解读到病人更全面的信息，这在很多医院都做不到。
GOSH扎耶德儿童罕见病研究中心的基因墙（研究患者的基因图谱）
6年前，她接诊过一个患有卵巢癌的女性，经过基因测序，发现其有遗传性基因突变，再检测其家庭成员，她的两个姐姐同样有突变，其中一人已有癌症前期指征，另一个已发生早期卵巢癌，二人前一天都拍过影像，显示不出任何症状。而在三人的下一代中，有3个女儿，1个儿子都检测到基因突变，其中一个女儿，乳房双侧出现前期变异现象，因其34岁，已生完二胎，故做了双乳切除及重塑术。George称，这样通过一个癌症患者的基因检测，进而识别出更多患癌病例的例子有很多，而在中国，面临的一个难点是，很多医院要么无法做基因测序，抑或做完后无法给出准确的解读及预防、治疗方案，另外，通过磁共振做乳腺癌早期监测也并非通用的检查手段。
Robin Jones说，相比中国患者赴英就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建立起国际间医生的远程交流机制，这样医生就能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在处置病人时，有更合适的诊疗意见。这方面，他与美国医生有着更直接、密切的交流，但与中国医生因为语言障碍等原因，接触很少。
盛诺一家首席医务官王舜告诉记者，中国患者通过远程咨询，就可以得到一份英国医生的诊疗意见，但这份意见只是基于患者提供的病历及影像、病理资料，如果影像的质量有偏差，或者病理结果出错，都会影响到判断结果，所以国外医生对于远程会诊给出的方案极其谨慎；只有患者到国外见到医生团队、接受必要的检查，并经过主治医生与多学科团队的详尽讨论后，才能拿到最准确的诊断结果和可供实施的治疗方案。
Jones称，如果他与患者的主治医生能有更直接的交流渠道，就能对病情提供更准确的判断，在患者的回国后续治疗中，也能给予更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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