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要說的就蕭梁王朝的兩位太子——蕭統、蕭綱。
立國短短55年的梁朝，是南朝宋齊梁陳中的第三個朝代，開國皇帝梁武帝蕭衍在位48年。
而兩位擁有漫長儲君生涯的東宮太子，都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
哥哥昭明太子蕭統，當太子29年，最後英年早逝，沒有等到皇位來臨的那天。
弟弟蕭綱，當太子18年後，因86歲的老父親在侯景之亂中被囚餓死，他即位作了傀儡皇帝，在位2年後被侯景毒殺，史稱梁簡文帝。
蕭統、蕭綱兄弟兩人是同父同母，他們作東宮太子時主持或授命編撰了時間上數一數二、影響上綿延不絕的兩部著作——《昭明文選》和《玉臺新詠》，集合了南北朝時期的最高文學成就。
兩部文集影響深遠卻趣味相反，恰成對照。今天我們就來說一說這對太子兄弟的不同文學成就。
一、蕭統：《昭明文選》與“沉思翰藻”
蕭統是蕭衍長子，2歲就被立為太子，31歲英年早逝，被諡為“昭明”。
蕭統被梁武帝寄予厚望，從小下大力氣培養。他聰慧敏捷，五歲就能熟讀並背誦《五經》，九歲能講《孝經》，積累了深厚的經學修養。
他性格上文質彬彬、寬厚儒雅、孝敬仁慈，在當時飽有仁德之名。
十二三歲時，蕭統就能幫父親批閱奏摺，能做到秉公執法，寬以待人。
蕭統酷愛文學，年幼時，就有許多文人學士入侍東宮。
到他加冠時，東宮文士規模已十分可觀，形成了以“東宮十學士”為核心的貴族文人團體，開展沙龍性質的詩文酬作、往來唱和。
蕭統集中了他和學士團的人力物力，幹了件名垂中國文學史的大事，那就是編集了《昭明文選》。
《昭明文選》在蕭統26歲後陸續編成，它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部詩文總集。
可能有人會問，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不是《詩經》嗎？
沒錯，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被列入“經部”，而經書、史書、子書都不屬於純文學的概念。
因此，《昭明文選》成為我國現存的第一部詩文總集，收集了從先秦至南朝的詩文菁華，幾乎囊括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全部文學精品，是中國文學除《詩經》外的全部總和。
錢穆先生曾說：“如果想學中國古典文學，《詩經》加《昭明文選》就足夠了。”
《文選》如何判斷一篇詩文的優劣？它的收錄標準是什麼樣的？
蕭統在《文選序》中說出了自己的選錄標準：
“至於記事之史，系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
蕭統首先將有別於“篇翰”的史書，排除在文學作品之外。
然後，他提出了一種重要的文學主張——“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
“沉思翰藻”是《文選》選錄作品的思想原則，關於這個原則，康有為曾在萬木學堂講學時給予深深讚賞。
“沉思翰藻”說的是，一篇優秀文學作品既要出於深沉的思考，又要有美的表達，既要立意深遠、精心構思，又要內容充實、辭采華茂，要做到文質彬彬，思想與語言的有機統一。
蕭統這種“沉思翰藻”的文學思想，屬於典麗而正統的，這種審美趣味成為梁代中期文學的主流，一般將其稱為“漸變派”文學思想，即承襲和延續了父親蕭衍的文學思想，在繼承中求發展。
《文選》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唐到清，歷朝歷代文人士子都把《文選》當作必讀的文學經典和寫作標準。李白曾對《文選》中的優秀詩作反覆模寫，北宋年間有“文選爛、秀才半”的民謠，曾國藩、張之洞對《文選》都特別重視。
正是因為《文選》是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它在新文化運動中所受到的衝擊也最強烈，有“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批判口號。
《文選》在當代已經沒落，人們很難想象它曾經的輝煌。
二、蕭綱：《玉臺新詠》與“文章放蕩”
蕭綱是梁武帝的第三子，與蕭統同父同母，比蕭統小兩歲。
蕭綱是位文學奇才，五歲能寫詩，六歲能作賦，七歲更是得了“詩癖”。
在成為太子之前，他作為藩王主政一方，拱衛朝廷。他在任上能勤於政務，有些理想抱負。
29歲他以庶子身份回京師繼太子位，暗中經歷了與武帝、諸王錯綜複雜的矛盾。
在文學上，與哥哥蕭統相比，蕭綱建立起了規模更大、主張更鮮明的文學集團。
這個文人集團以徐摛、徐陵與庾肩吾、庾信兩父子為核心，以綺豔的文風名冠天下。
蕭約與東宮濟濟一堂的文學才士，把綺豔的詩歌推向登峰造，開創出“宮體詩”，不但左右梁代中後期文學走向，更是影響了陳、隋、初唐幾代詩風，對詩歌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宮體，也即東宮體，得名於蕭綱東宮集團創作出的大量豔詩，這些詩都以女性、閨情為主要內容，有大量豔美、感官性的東西。
在倡導宮體詩的同時,蕭綱授意徐陵編撰符合自己審美趣味的詩歌總集——《玉臺新詠》。
《玉臺新詠》是我國文學史上繼《詩經》《楚辭》之後的第三部詩歌總集，選錄了自漢魏至齊梁的600多首詩歌。
與前兩部總集“詩言志”的特徵相比，《玉臺新詠》以審美為特徵，共用華美典麗的語言著力表現女性美、反映女性內涵，以“豔”“麗”為主要特色。
圖片摘自徐晉如老師的《長相思——與唐宋詞人的十三場約會》
關於《玉臺新詠》的編選目的，前人大多認為是故意與《文選》立異，反對蕭統倡導的典麗正統文風，為宮體詩張本，給後宮佳麗提供一種解除煩憂的“豔歌”集。
然而，越來越多的當代學者看到蕭綱編文集、寫宮體詩時的苦悶，認為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和悲怨的曲折訴說。
在文學主張方面，蕭綱在《誡當陽公大心書》中提出了他的重要論點——“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放蕩就是徹底的舒展、抒發，情志放蕩就是使心情舒展、抒發，徹底地吟詠性情。
蕭綱認為，為人處事必須謹慎持重，但寫文章一定要不拘一格、緣情體性。
這在當時是一種標新立異的看法，被稱為“激變派”，推動文學思潮跳躍式發展。它開拓了新的審美領域，同時也促進了人們對詩歌形式美的重視和追求。
有趣的是，一直以來人們都在談《文選》與《玉臺新詠》在編撰體例、選文標準上的不同。比如南宋劉克莊就說，“除陵《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
可是也有一小部分詩歌，既被蕭統的《文選》選入，也被《玉臺新詠》收錄。
比如曹丕《燕歌行》、班婕妤《怨詩》、石崇《王昭君辭》等。
《燕歌行》
曹丕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
這樣的詩歌，除了多為女性題材外，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主張性情，以詩緣情為主；二是文詞尚麗，字句優美。
這些60來篇重合選錄的詩歌，反應出兩位太子在文學觀念、審美趣味上的不少相同之處。
三、一朝兩代太子創造出文學偉業的原因
蕭梁時代文學繁盛，文章詩賦快速發展，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稱齊梁之君多具才學,“至蕭梁文子間,猶為獨擅千古。”
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梁武帝蕭衍執政期間相對穩定的政局。
南朝短短169年間，江山4次易代，君主更迭24次，皇族相殺、骨肉相殘接連不斷，被我們現代人稱為“殺人遊戲”的時代。
在動盪不已、戰事不斷、殺戮橫行的時代，蕭衍48年執政期間的相對穩定就顯得尤為寶貴，正如庚信在《哀江南賦》中說“江表五十年無事”，提供了穩定的外部條件。
在他治理的時期，學術、文化、經濟、佛法等繁榮發展，達到了南朝的頂峰。
二是君主喜歡好文學、倡導文學。
蕭衍、蕭統、蕭綱，以及蕭衍第七子、梁元帝蕭繹，史稱”四蕭“，四位君王都篤好文學，不僅重視文學，還身兼創作者，是文壇領袖。
在他們的引領下，梁代文士眾多，文壇繁盛，形成了一大批規模浩大的文人群體。
《梁書·文學傳序》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宇，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
《梁書·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沈約曾說，當時聚焦在建康的文人“略以萬計”，可以看出蕭梁文壇的繁盛。
三是思想解放促進了文學的獨立發展。
魏晉以來，學術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曾經佔主導的經學逐漸衰微，殘酷的社會現實使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衝擊，玄學、佛學大加興盛，清談之風流行，儒玄釋趨於融合，思想迎來解放，出現第二個“百家爭鳴”局面。
佛經轉譯帶來了漢語四聲被發現，“聲律論”發明；玄學的興起使玄言、山水、詠懷等詩體大盛；臧否人物之風盛行，使文論開始興起並發展。
這一切都又影響到文章詩賦，使文學得以更加獨立地發展，地位更加突出，受更多到重視。
四是社會上流行頹靡的風尚。
在殘酷的社會面前，文人苟且求生，或隱居避世，或訪道求仙，或沉迷聲色、逃避現實。世風頹靡，禮教蕩然無存。
這種奢靡之風也必然影響到文人創作，文學界流行豔麗的文風。
與此同時，“豔歌集”盛行，除了《玉臺新詠》外，蕭繹編有《西府新文》詩集、昭明太子編有《古今詩苑英華》等。
從劉宋到陳末，南朝文學具有鮮明的特色，過去常被概括為“輕靡”、“淫豔”。
現代研究者越來越認可南朝文學中的美學價值，認可它對“吟詠性情”的提倡，和對文學表達形式的自覺追求。
《昭明文選》三十卷和《玉臺新詠》十卷是南朝文學的突出代表，也是齊梁時代留給我們後人的寶貴財富。
文學，特別是詩歌，從先秦時期的“詩言志”，到東晉“詰屈聱牙”的玄言，終於在齊梁時代迴歸到心靈與性情。
齊梁詩歌音律之美、對偶之精、言辭之華、情意之長，為中國古代文學開創出一個全新的時代，結出了累累碩果，發出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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