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要说的就萧梁王朝的两位太子——萧统、萧纲。
立国短短55年的梁朝,是南朝宋齐梁陈中的第三个朝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在位48年。
而两位拥有漫长储君生涯的东宫太子,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哥哥昭明太子萧统,当太子29年,最后英年早逝,没有等到皇位来临的那天。
弟弟萧纲,当太子18年后,因86岁的老父亲在侯景之乱中被囚饿死,他即位作了傀儡皇帝,在位2年后被侯景毒杀,史称梁简文帝。
萧统、萧纲兄弟两人是同父同母,他们作东宫太子时主持或授命编撰了时间上数一数二、影响上绵延不绝的两部著作——《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集合了南北朝时期的最高文学成就。
两部文集影响深远却趣味相反,恰成对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对太子兄弟的不同文学成就。
一、萧统:《昭明文选》与“沉思翰藻”
萧统是萧衍长子,2岁就被立为太子,31岁英年早逝,被谥为“昭明”。
萧统被梁武帝寄予厚望,从小下大力气培养。他聪慧敏捷,五岁就能熟读并背诵《五经》,九岁能讲《孝经》,积累了深厚的经学修养。
他性格上文质彬彬、宽厚儒雅、孝敬仁慈,在当时饱有仁德之名。
十二三岁时,萧统就能帮父亲批阅奏折,能做到秉公执法,宽以待人。
萧统酷爱文学,年幼时,就有许多文人学士入侍东宫。
到他加冠时,东宫文士规模已十分可观,形成了以“东宫十学士”为核心的贵族文人团体,开展沙龙性质的诗文酬作、往来唱和。
萧统集中了他和学士团的人力物力,干了件名垂中国文学史的大事,那就是编集了《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在萧统26岁后陆续编成,它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
可能有人会问,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不是《诗经》吗?
没错,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被列入“经部”,而经书、史书、子书都不属于纯文学的概念。
因此,《昭明文选》成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收集了从先秦至南朝的诗文菁华,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文学精品,是中国文学除《诗经》外的全部总和。
钱穆先生曾说:“如果想学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加《昭明文选》就足够了。”
《文选》如何判断一篇诗文的优劣?它的收录标准是什么样的?
萧统在《文选序》中说出了自己的选录标准: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首先将有别于“篇翰”的史书,排除在文学作品之外。
然后,他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主张——“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沉思翰藻”是《文选》选录作品的思想原则,关于这个原则,康有为曾在万木学堂讲学时给予深深赞赏。
“沉思翰藻”说的是,一篇优秀文学作品既要出于深沉的思考,又要有美的表达,既要立意深远、精心构思,又要内容充实、辞采华茂,要做到文质彬彬,思想与语言的有机统一。
萧统这种“沉思翰藻”的文学思想,属于典丽而正统的,这种审美趣味成为梁代中期文学的主流,一般将其称为“渐变派”文学思想,即承袭和延续了父亲萧衍的文学思想,在继承中求发展。
《文选》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唐到清,历朝历代文人士子都把《文选》当作必读的文学经典和写作标准。李白曾对《文选》中的优秀诗作反复模写,北宋年间有“文选烂、秀才半”的民谣,曾国藩、张之洞对《文选》都特别重视。
正是因为《文选》是古代文化的突出代表,它在新文化运动中所受到的冲击也最强烈,有“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批判口号。
《文选》在当代已经没落,人们很难想象它曾经的辉煌。
二、萧纲:《玉台新咏》与“文章放荡”
萧纲是梁武帝的第三子,与萧统同父同母,比萧统小两岁。
萧纲是位文学奇才,五岁能写诗,六岁能作赋,七岁更是得了“诗癖”。
在成为太子之前,他作为藩王主政一方,拱卫朝廷。他在任上能勤于政务,有些理想抱负。
29岁他以庶子身份回京师继太子位,暗中经历了与武帝、诸王错综复杂的矛盾。
在文学上,与哥哥萧统相比,萧纲建立起了规模更大、主张更鲜明的文学集团。
这个文人集团以徐摛、徐陵与庾肩吾、庾信两父子为核心,以绮艳的文风名冠天下。
萧约与东宫济济一堂的文学才士,把绮艳的诗歌推向登峰造,开创出“宫体诗”,不但左右梁代中后期文学走向,更是影响了陈、隋、初唐几代诗风,对诗歌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宫体,也即东宫体,得名于萧纲东宫集团创作出的大量艳诗,这些诗都以女性、闺情为主要内容,有大量艳美、感官性的东西。
在倡导宫体诗的同时,萧纲授意徐陵编撰符合自己审美趣味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我国文学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选录了自汉魏至齐梁的600多首诗歌。
与前两部总集“诗言志”的特征相比,《玉台新咏》以审美为特征,共用华美典丽的语言着力表现女性美、反映女性内涵,以“艳”“丽”为主要特色。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选目的,前人大多认为是故意与《文选》立异,反对萧统倡导的典丽正统文风,为宫体诗张本,给后宫佳丽提供一种解除烦忧的“艳歌”集。
然而,越来越多的当代学者看到萧纲编文集、写宫体诗时的苦闷,认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和悲怨的曲折诉说。
在文学主张方面,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提出了他的重要论点——“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放荡就是彻底的舒展、抒发,情志放荡就是使心情舒展、抒发,彻底地吟咏性情。
萧纲认为,为人处事必须谨慎持重,但写文章一定要不拘一格、缘情体性。
这在当时是一种标新立异的看法,被称为“激变派”,推动文学思潮跳跃式发展。它开拓了新的审美领域,同时也促进了人们对诗歌形式美的重视和追求。
有趣的是,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谈《文选》与《玉台新咏》在编撰体例、选文标准上的不同。比如南宋刘克庄就说,“除陵《玉台新咏》十卷,皆《文选》所弃余也。”
可是也有一小部分诗歌,既被萧统的《文选》选入,也被《玉台新咏》收录。
比如曹丕《燕歌行》、班婕妤《怨诗》、石崇《王昭君辞》等。
《燕歌行》
曹丕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这样的诗歌,除了多为女性题材外,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主张性情,以诗缘情为主;二是文词尚丽,字句优美。
这些60来篇重合选录的诗歌,反应出两位太子在文学观念、审美趣味上的不少相同之处。
三、一朝两代太子创造出文学伟业的原因
萧梁时代文学繁盛,文章诗赋快速发展,清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齐梁之君多具才学,“至萧梁文子间,犹为独擅千古。”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梁武帝萧衍执政期间相对稳定的政局。
南朝短短169年间,江山4次易代,君主更迭24次,皇族相杀、骨肉相残接连不断,被我们现代人称为“杀人游戏”的时代。
在动荡不已、战事不断、杀戮横行的时代,萧衍48年执政期间的相对稳定就显得尤为宝贵,正如庚信在《哀江南赋》中说“江表五十年无事”,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条件。
在他治理的时期,学术、文化、经济、佛法等繁荣发展,达到了南朝的顶峰。
二是君主喜欢好文学、倡导文学。
萧衍、萧统、萧纲,以及萧衍第七子、梁元帝萧绎,史称”四萧“,四位君王都笃好文学,不仅重视文学,还身兼创作者,是文坛领袖。
在他们的引领下,梁代文士众多,文坛繁盛,形成了一大批规模浩大的文人群体。
《梁书·文学传序》
“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
《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王规之徒,俱著名誉,既逢休运,才用各展,美矣。萧洽《当涂》之制,见伟辞人;刘孝仪兄弟,并以文章显。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沈约曾说,当时聚焦在建康的文人“略以万计”,可以看出萧梁文坛的繁盛。
三是思想解放促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
魏晋以来,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曾经占主导的经学逐渐衰微,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玄学、佛学大加兴盛,清谈之风流行,儒玄释趋于融合,思想迎来解放,出现第二个“百家争鸣”局面。
佛经转译带来了汉语四声被发现,“声律论”发明;玄学的兴起使玄言、山水、咏怀等诗体大盛;臧否人物之风盛行,使文论开始兴起并发展。
这一切都又影响到文章诗赋,使文学得以更加独立地发展,地位更加突出,受更多到重视。
四是社会上流行颓靡的风尚。
在残酷的社会面前,文人苟且求生,或隐居避世,或访道求仙,或沉迷声色、逃避现实。世风颓靡,礼教荡然无存。
这种奢靡之风也必然影响到文人创作,文学界流行艳丽的文风。
与此同时,“艳歌集”盛行,除了《玉台新咏》外,萧绎编有《西府新文》诗集、昭明太子编有《古今诗苑英华》等。
从刘宋到陈末,南朝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过去常被概括为“轻靡”、“淫艳”。
现代研究者越来越认可南朝文学中的美学价值,认可它对“吟咏性情”的提倡,和对文学表达形式的自觉追求。
《昭明文选》三十卷和《玉台新咏》十卷是南朝文学的突出代表,也是齐梁时代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
文学,特别是诗歌,从先秦时期的“诗言志”,到东晋“诘屈聱牙”的玄言,终于在齐梁时代回归到心灵与性情。
齐梁诗歌音律之美、对偶之精、言辞之华、情意之长,为中国古代文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结出了累累硕果,发出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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