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4月，日本在東亞地區著名的間諜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了第一份重要成果：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覆命書》。
這份報告認為，清國的“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鬆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而中日兩國“唇齒相保、輔車相依”，清國一旦不保，日本勢將進退維谷。因此，“清國之憂即日本之優也”，日本要先發制人。最突出的就是強調中國的全民腐敗，而不僅是官場腐敗，然後強調日本必須先改造中國，才能團結中國對抗西方。
在這方面，當時分析最為深刻的是日本海軍省間諜宗方小大郎。甲午戰爭爆發後，宗訓小太郎對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進行了全面的修改：中國的年財政收入僅有9074萬兩銀子外加523萬石米。以中國之大，這是很不匹配的。據他實際調查，民間的實際稅賦是此表面歲入額的4倍，而且此類“定額以外之收人，一錢不入國庫，均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認為，賄賂之風中國曆來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眾膏血，逞其私慾。因此雍正帝時始設養廉銀，隨官位之尊卑於俸給之外另行支給，擬以此杜絕其收斂之弊。但滔滔之勢，非區區製法所能禁遏。時至今日，“‘養廉，二字實已辜負雍正之深意，官吏舞弊之勢日見加劇”。當時，東西方都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倔起，堅信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只是“見其形而下未見其形而上者”，觀察一個國家也和觀察人一樣，應當先“洞察其心腹”，然後再“及其形體”。他眼中的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但“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改革者和國務活動家李鴻章就自嘲為“大清朝這座破屋的裱糊將”，可謂是兩人有共同語言。
宗方小大郎認為腐敗的基因遺傳自明末，全民信仰喪失，社會風氣江河日下，“人心腐敗已達極點”，雖然有過康乾年間的短暫改革，但並未堅持下來，政府將本應建立“至善”人心的精力消耗在了“形而下之事”上。宗方小大郎嘆息，中國本來是有信仰體系和精神支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這一建國的基礎卻變成了科舉的材料、當官的階梯而已，知識分子汲汲營營地鑽研此道，無非是以此為個人私利服務。一旦當了官掌了權之後，就把孔孟之道拋在腦後，“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謀營私者也”。從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獻媚當道，清
廉高潔之士多不容於時流，官場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官場腐敗更導致上下隔閡，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為地方官吏的“壅塞”而導致“美意不能貫徹至民間”，好經都被歪嘴和尚念壞了，少數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只好在“憤蘑不平”之餘“退居閒地”，名望日高，隱然形成一股力量。
所以，他認為中國“有治國之法而無治理之人”。在“普天之下莫非貪官”的晚清，國家利權的一些機構，倒在客觀上減少甚至杜絕了這一領域原先氾濫成災的貪腐現象。如，將海關稅務交洋員團隊管理，無疑是主權旁落，但洋員管理下的海關卻成為政府中最廉潔也最敢於對腐敗動真格的一個機構。美國傳教士丁題良認為，洋員管海關本是“叛亂(指太平天國運動)的私生子”，乃權宜之計，但正是廉政延長了這一機構的生命。他記述道，在英國人李泰國擔任首任總稅務司的幾年內，上海道臺多次設下陷阱想拉其下水，比如當兩條商船一起到達口岸時，上海道臺就建議李泰國，雙方一人一條船私吞其關稅，但始終不能得手。丁題良說，海關洋員們的廉潔就此成為中國道臺的眼中之沙，從而對這一稅收體制懷有深深的敵意。
宗方小太郎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的“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這比政策的失誤還要可怕，政策的失誤尚可以扭轉過來，而國家元氣的腐壞就“不易返回中道”了。這位日本間諜引用孟子的話下了斷語：“上下交徵利，則國危。”尤其是官場腐敗導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罰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錢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訴無路，民怨積壓給國家帶來巨大危險。宗方小太郎估計，以當時的形勢來看，早則10年，遲則30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最終晚清沒有撐過30年，這是歷史的必然，晚清的終結並沒有使中國走向獨立自主富強之路，革命果實被北洋軍閥竊取，隨後的軍閥混戰和國民政府形勢的統一併沒有徹底改變中國的性質和地位，只有共產黨成立以後才帶領人民徹底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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