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许多精神特征。在这些精神特征中，爱面子恐怕要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渴望别人给面子，保住自己的面子，给他人面子，这在中国人是必须具备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最基本的心理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保住已有的面子，争取更大的面子，这种意识支配着我们的言行，差不多就是我们生活意义的所在。
一、“装腔”
爱面子的穷人往往喜欢“装腔”，而“装腔”的背后往往是自欺欺人。
有个笑话说，某个村落里有一户穷人家，日子过得很不宽裕，但却很要面子。为了显示自己不比富人家过得差，想到一个办法：花一点钱买一块肥猪肉，挂在家里，每天饭后用它在嘴上擦一擦，村里人见他们嘴上泛着油光，以为他家饭菜的油水大，生活条件好，夸赞不已，于是这家人觉得很有面子。
这是典型的“打肿脸充胖子”，是靠装腔赢得面子的极好的例证。
本来吃饭穿衣都是个人之事，吃什么饭，穿何种衣，没有必要在乎他人评论，但“面子”观念之下，如此简单的事情也不再简单了。
鲁迅：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在中国社会，有人活动的场所，就天然地存在一个“面子场”，不容任何人无视它的存在。
穷人得意时最看重面子。一个穷光蛋苦心经营，吃尽苦头，终于时来运转，成了有权力的人，或者忽然交了好运，飞黄腾达起来，自然是春风得意，满脸透着满足的神情，这时对面子的渴望是最强烈的。
刘邦击灭项羽，做了皇帝以后，原来那帮与他一起摸爬滚打打天下的穷哥们，还是惯于在大殿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大呼小叫，这让他自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待到叔孙通“征鲁诸生，共起朝仪”，文武大臣在新建成的长乐宫依照礼仪齐刷刷向皇帝叩头，山呼万岁时，刘邦终于有了十足的威风与面子，不由自主地发出内心的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穷小子发达后，最怕碰到先前的熟人，翻出他的穷酸老底，扯出他往昔的潦倒穷困，毁了来之不易的面子。这时的旧相识前去攀旧情，在自己以为是得了面子，其实是自讨苦吃。
陈胜、吴广当年为人佣耕时与人盟约“苟富贵，无相忘”，昔日的佣伴听说他做了王，前来投靠。由于少时交好，知根知底，自然少了些客套，缺乏官场上须臾不可少的尊卑意识，很使陈胜失威风，扫了脸面，结果被陈胜杀死。
爱面子的穷人往往喜欢“装腔”，而“装腔”的背后往往是自欺欺人
二、“作势”
在富人和强人而言，爱面子往往表现为喜欢“作势”。
皇帝的威势无出其右，所以是天下面子最大的人，也是最喜欢“作势”的人。在皇帝而言，面子与威势是一回事。帝王们活着时享受金碧辉煌的宫殿，死后的陵墓绵延百里。“皇家气派”也就是皇家的面子。
在中国社会，最豪华的建筑永远是官府衙门与官员的府邸，原因无他，都是维持官员脸面的需要，是支撑官位面子的需要。
项羽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之论，除了穷人的装腔，更多的是暴富与暴发之人的“作势”。
在处理与异族的关系上，天朝上国尤其要维持面子。所以，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中，外族与中国的交往都被说成是“慕化”之下的“朝贡”，而天朝的回赠则是居高临下的“赐予”。
明代郑和下西洋至今让许多人引以自豪，其实也是一好大积习作祟的面子工程，对外族的所谓“厚往薄来”的封赐，其目的即“示中国富强”。
明代郑和下西洋其实也是一好大积习作祟的面子工程
此种面子心理至清代更显示其畸形。鲁迅提到一件事：前清的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明明是吏治腐败无能之下的民穷国弊，丧权辱国，却硬端着汉唐盛世、天朝上国的架子，玩弄些小聪明，自欺欺人地维护在国民面前的“面子”，于是表面上的要面子就变成了内在的不要脸。
富贵者为得面子而“作势”，可以不顾及荣誉与法律。
一位朝廷要员的丑公子去逛妓院而被拒绝，他会感到自己失了面子，受了羞辱，为了挽回面子，他会带一班警察返回去，逮捕那个妓女，捣毁妓院。他以这种方式行事，并不以此为耻，相反，在自己与一些人眼里，是为自己争回了“面子”。
如今的官员子弟开车撞了人，不是自我反省，赔礼赔偿，反而气壮如牛地吼出“我爹是李刚”，这在他的感觉里是获得了威势与面子，其实是活脱脱地不要脸。
三、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做戏”？
中国人的面子行为，在本质上是“普遍的做戏”。但这种做戏行为，“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因为它具有普遍性与持久性，而“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
中国人之所以普遍而持久地“做戏”，实在是因为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戏台。在这个“家国一体”的大戏台上，演戏的环境与氛围使每个人必须撇开本真的自我，充当社会伦理规范要求的角色。而经过正统意识进行的长期的“规训”，每个人都本能地训练出一套行为规范，下意识地按照所谓“社会规范”进入角色表演。
违背了角色意味着失去面子：高贵者不能如低贱者一样行事，而低贱者也不能冒充高贵者一样作为；行为不得体便意味着失去面子。皇帝行为不当，就会被讥为“望之不似人君”，小人物模仿或冒充高贵者行事，轻者被讥为不知深浅，不懂规矩，重者则被视为心怀异志，犯上作乱，图谋不轨。对每个人而言，失了面子的结果便是“下不了台”。
在中国社会提供的人人无可逃避的大戏台上，构成其舞台背景的便是其传统社会结构：持久不变的礼法制度与牢不可破的家族制度。只要这两种制度存在，人们就要按照其要求行事，面子观念就不会消歇。
中国人的面子行为，在本质上是“普遍的做戏”。
持久不变的礼法制度
礼法制度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政治伦理中的君臣尊卑贵贱，人伦关系中的长幼秩序，职业分工中的士农工商，处处存在着等级划分，处在不同等级中的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相应的行为方式。
维护自己等级的基本行为方式，意味着维护自身的面子；向高等级递进或与之产生某种联系，是一种荣耀，意味着体面，即获得面子；反之，行为方式不符合自己的身份，或同化于下层等级，则意味着有失身份，丢了面子。
所谓面子，其实质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的象征，失了身份也就失了面子，因此面子才被人如此重视，被极为加以维护。
钱钟书论“吃饭”中的面子问题，说：“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反过来说，把饭给予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
“吃饭”之事看似简单，但涉及的人际关系，则相当复杂，它所涉及的问题在实质上是等级制度。
请有饭吃的人吃饭，是希望吃者给予面子。有饭吃而去吃请，在吃请者一面，是赏了请吃者面子，在请吃者是得了吃请者的面子——这通常是社会等级中高等级对低等级的面子；
有饭可吃者主动将饭给予无饭可吃者，显示的则是施与者的慷慨，得到的是随社会赞赏而来的面子——这是富贵者对低贱者的面子；
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在大多情况下都是“丢面子”，但这是穷人对富人的“丢面子”，对同类人却不见得都是“丢面子”，比如说，一个乞丐到一位权贵家乞食而得人赐饭，在乞丐而言，不仅不是丢脸行为，可能成为炫耀的资本，在同类人眼里往往成为值得羡慕的有面子的事。
请吃与吃请，有面子还是丢脸，其中的关键，是等级制度决定的身份地位。
“吃饭”之事看似简单，但涉及的人际关系，则相当复杂
牢不可破的家族制度
从家族制度讲，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始终割不断与家族的脐带，而只是作为家族中一员而存在，所以获得或丢失面子，都不仅仅是个人之事，毋宁说是整个家族的大事。
中国人的面子观念里，个人的面子往往与家族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一个人仕途上的成功与失败，事业上的繁荣与衰颓，不仅事关个人的面子，也关乎家族的全体成员的面子。
这种观念即使在核心家庭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社会，仍然有其余响。一个人购买何种汽车，本来是一件与他人无关的事，但对一些人来说，则还有一个面子问题。至少要考虑，何种品牌、款式和颜色，不能太过廉价，否则不仅开回家中家人觉得寒碜，脸面无光，即使开到幼儿园接孩子，孩子也觉得没有面子，被小朋友嘲笑。
个人的面子往往与家族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
四、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难以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林语堂说：“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难以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么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我们才能有一个真正的民国。”
同样，我们可以说，在法律面前，强人与富人没有了面子，没有了抖威风的习惯与机会，国家与民族的法律才会获得名副其实的尊严，否则，法治之声喊得再高，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姿态，也只能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幅不能充饥的画饼。
林语堂：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难以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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