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藝人的自殺慘劇，折射了娛樂體制的壓抑，也暗示了整個社會的弊病。在流水線式的造星工廠中，藝人歷經殘酷的競爭才得以在娛樂圈“倖存”，經過去人格化的包裝，以完美的形象登上舞臺。在追求效率的同時，藝人作為“人”的價值，能否得到更多的尊重？
韓國是一個經濟大國，也是一個“自殺大國”。
上世紀後半期，戰爭廢墟上誕生了“漢江奇蹟”，韓國在短短几十年內躋身經濟大國之列。但與經濟一起名列世界前茅的，還有韓國的自殺率。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2年的衛生統計數據，韓國的自殺率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立陶宛。2013年，韓國每10萬人中就有28.7人自殺。
韓國的自殺率變化
經濟奇蹟的果實，並沒有讓韓國國民公平地享用。就像電影《寄生蟲》裡，底層家庭一家四口擠在下過暴雨就會一片狼藉的地下室裡，而上層人家則在有庭院的大房子裡過著精緻的生活，底層家庭僅僅靠使用富人的“剩餘物品”，就足以過得衣食無憂。這樣的劇情看似荒唐，但背後道出的社會現實是赤裸裸的。
在首爾的江南區，高檔豪宅與貧民窟同時矗立，日益固化的社會階層昭示著令人窒息的未來。
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想要實現階層跨越，升學幾乎是唯一的指望，這也導致韓國的高考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競爭殘酷程度不亞於中國。
而當年輕人們走出校門後，競爭遠未消失，職場是另一個讓人窒息的地方——職場人士平均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1個小時，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社畜”。
電影《寄生蟲》裡，底層家庭和上層家庭的居住空間有著天壤之別
階層的固化、巨大的學業與就業壓力，往往被認為是韓國自殺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在經濟騰飛的背後，韓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韓國藝人的生存狀況是這殘酷現實的冰山一角。
12月3日，韓國27歲男藝人車仁河被發現在家中死亡。雖然死因還未公佈，但據韓媒報道，車仁河生前患有抑鬱症，曾有自殺前科，極有可能是因受抑鬱症折磨而選擇自殺身亡。
車仁河2017年通過電影《我心靈深處的你》出道，是Fantagio娛樂的演員組合SURPRISE U的成員。
韓國藝人非正常死亡名單上，又多了一個名字。自2005年，這個令人心痛的名單上的名字已經高達31個。張紫妍、樸容夏、金鐘鉉、崔真理（雪莉）、具荷拉等人，赫然在列。
在雪莉自殺41天后，好友具荷拉也離開了人世
韓國藝人所承受的，除了韓國社會的普遍焦慮之外，還有他們所身處的娛樂業環境的壓力。
在流水線式的造星工廠中，藝人經歷殘酷的競爭才得以在娛樂圈“倖存”，而登上舞臺的過程，就是一個去人格化、重塑人設的過程，縱使內心無限壓抑，依然要在人前展露笑顏。
01
造星殘酷物語：明星流水線，藝人即產品
韓國娛樂產業的興盛有目共睹。1998年，韓國正式提出“文化立國”的方針，文化產業中最為人矚目的就是娛樂產業，獨具特色的“韓流”發展模式輻射到世界各國。在韓國經濟低迷時期，娛樂業也是挽救頹勢的重要力量。
但當你掀開光鮮的外衣，去看其內部的運作機制，你會發現，韓國娛樂業就像一個巨大的明星加工廠，藝人如同一個躺在流水線上的零件，接受著一道道標準化的工序，最終被打造成一個完美的商品，投放到市場中，供大眾消費。
成為偶像的第一步，是選秀與培訓。以培養了東方神起、Super Junior、少女時代的SM公司為例，在上世紀90年代，選秀和培訓在SM公司還是相對獨立的兩個環節，先通過選秀確定培養人選，再訓練他們直至正式出道。
但後來，隨著越來越多渴望逐夢演藝圈的青少年湧入進來，選秀和培訓也漸漸合併為一體，這意味著，並不是選秀選拔出的藝人才接受訓練，而是自參加選秀的那一天起，夢想成為明星的大量青少年們，都要加入嚴酷的魔鬼訓練中。他們沒有與公司簽約，也並不被承諾一定可以出道，在培訓中，公司還會淘汰一些人。
最早掀起“韓流”熱潮的韓國組合之一，H.O.T.
競爭有多激烈？據統計，截止到2016年，韓國練習生數量已經突破了100萬，但簽訂合法協議的練習生數量僅有1440人。換句話說，700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能成功出道，而其中真正能成為明星的，更是屈指可數。
在培養偶像的過程中，低齡化是一個明顯的特點。雪莉成為SM公司的練習生時年僅11歲，出道時也才15歲。
對於公司來說，出道年齡越小，為公司賺錢的時間就越久，畢竟偶像的保鮮期並不長久，一旦青春逝去，就會很快被新湧現出的小鮮肉們取代。
SM公司十週年活動上的雪莉
另外，年齡越小，可塑性就越強，便於公司包裝。但對於年齡小的藝人來說，這也意味著，在他們的青春期甚至童年，就已經卷入到殘酷的競爭中，沒有自己的自由空間。
在公司的時間，可能比跟家長相處的時間還要久。因此，公司實際上成了他們除了父母之外的另一個“監護人”，家長式的權威滲透在經紀公司的日常中。
韓國娛樂業研究者Mark Russell驚訝地發現：“如果你到經紀公司，每個年輕的練習生都會非常禮貌地向你鞠躬，公司牆上會掛著提醒他們該如何表現的標語。”
經過殘酷的優勝劣汰，一些脫穎而出的年輕人可以正式出道了，這時他們要進入更為嚴格的訓練。
為了讓他們面對任何場景都能應對自如，公司不光訓練他們的表演，還要訓練他們的舉手投足，甚至精確到眼神、表情。哪怕是與隊友的舉手角度有一丁點的不一致，都會遭到痛罵。SM公司早年甚至要求藝人最好不要在公眾場合去上衛生間。
演員王子文曾在韓國作為練習生訓練，稱“沒有一分鐘的休息時間”
當藝人走上舞臺，為公司帶來利潤之後，他自己所獲得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唱片收益要分成，如果是組合，每個成員又要平分。
公司往往還與藝人簽訂長達十多年的合約，這對於吃青春飯的偶像明星來說，無異於將自己的全部演藝生涯綁在一家公司。
少女時代的的早期成員金賢京，在十幾歲時接到了一紙為期13年的合約，合約期間，她被禁止接受其他娛樂公司的工作。金賢京的父母說：“我們不能讓女兒簽訂奴隸條約。”
此外，公司為了避免藝人走紅後跳槽，會規定高額的違約金和賠償金，這樣的規定被韓國娛樂圈普遍接受。像SM公司，違約金和賠償金甚至高出通常規定的3-5倍之多。
藝人如果想要解約，就要付出極高的代價。2009年，當時紅遍亞洲的男性偶像團體“東方神起”，向公司提出解約，控訴種種不平等條件：賣出50萬張專輯，每人僅能分成1千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6萬元），可一旦提出解約，他們卻要賠償高達數千億韓元的違約金。
東方神起
經過長達數年的拉鋸戰後，法院判決SM公司合約無效。但藝人的維權，並未真正動搖韓國娛樂圈亂象橫生的根基。三位成員後來新成立的組合JYJ，多年來一直遭到各種形式的阻礙或封殺。
在第25屆“首爾歌謠大賞”的頒獎典禮上，人氣獎得主JYJ成員金俊秀未能現身，原因就是主辦方迫於SM公司的壓力而未邀請其出席。
為什麼娛樂公司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地壓榨藝人？這與前文所述的標準化生產模式不無關聯。整個行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造星工業鏈，藝人只是待加工的一個螺絲釘，可以被批量生產。
因此當一個藝人主動退出或被動淘汰以後，這個龐大的造星工廠可以隨時按照模板，重新打造一個類似的產品。就像富士康的工人一樣，可以隨時被替代。
02 舞臺：去個性化與重塑人設
雪莉死後，很多韓國藝人在社交媒體上講述了身為藝人的壓力。神話組合的金東萬寫道，許多明星都在“與自己作鬥爭”，“年輕的孩子們在無法好好吃飯，無法安心休息的狀態下，依然被大人們要求必須向大眾表現出明朗陽光的微笑。”
雪莉曾在節目中稱：“內心是灰暗的，但在外面必須要假裝陽光。”
女演員朴真熙在延世大學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演員的壓力、抑鬱和自殺想法”，在她訪談的260多名演員中，有近四成（38.9%）患有抑鬱症，其中有過自殺念頭的，竟然高達40%。
而導致演員抑鬱的壓力來源之一，就是“公眾形象與真實的自己差距很大”。
藝人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光鮮亮麗，往往以對身體的“改造”為前提。韓國一位知名的整形醫師估計，在韓國流行音樂界，接受過整容手術的年輕人多達90%。
整容的費用，一般是由負責培養他的經紀公司支出，但如果一個年輕人最終沒能成功出道的話，他甚至有可能要向經紀公司償還這筆費用。
另外，藝人的公眾形象，還仰賴於公司的塑造。表面上看，韓國提供了多樣化的偶像，例如“暖男”宋仲基、“高冷”金秀賢，無論你喜歡哪一款，都能夠找到相應的類型。
但其實，藝人的人設與他原本的性格可能大相徑庭。成為偶像的過程，就是一個去個性化，被重新分配“人設”的過程。
韓流專欄作家JeffBenjamin說，韓國偶像“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是理想、完美的人和表演者，甚至在他們的個人生活中也是如此。”
具荷拉生前遭到男友暴力，並被男方以不雅視頻要挾。作為受害者的具荷拉卻因此承受著醜聞纏身與源源不斷的網絡暴力。她在ins上發的最後一條狀態是“晚安”。
為了達到“完美”，藝人們要定期進行“鏡頭測試”，由專業人士評估，並有針對性地進行整容。舉手投足要符合粉絲對偶像的標準模板設定，妝容要精緻、服飾要新潮修身、在公眾面前說話要滴水不漏。
雪莉早年也是以乖巧清純的小公主形象示人，但當她肆無忌憚地撕破這層“乖乖女”的包裝，走性感路線、和大她好幾歲的前輩談戀愛時，無論公司，還是觀眾，都彷彿遭到了莫大的冒犯。
他們要的是那個表演著另一種人格的雪莉，而不是真實的、有血有肉的雪莉。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明星人設與真實內心之間的劇烈衝突，是讓雪莉抑鬱、絕望直至走向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把目光轉向東亞另一個娛樂大國：日本，我們卻會發現，同樣是高度流程化的造星工業體系，日本藝人卻較少有自殺慘劇發生。
如今，日本的偶像生產模式越來越多地往“養成系”的方向轉變。粉絲目睹偶像在少年時代走上藝人之路，從平凡的“素人”一步步成長為“明星”，最終出道。
在粉絲看來，“與偶像一起成長”本身就是對自己人生的一種鼓舞。甚至，一個偶像女團中人氣最高的，未必是才藝最出眾、長相最完美的那一個，而是資歷相對平庸卻一直默默堅持，最終逆襲到C位的黑馬。
這樣的偶像讓粉絲感覺更為親切，並從她的經歷中得到一種鹹魚翻身式的激勵。
“握手會”是日本特色的一種偶像見面會，買了專輯就能領號排隊，和偶像握手。通過這種方式，拉近了粉絲與藝人之間的距離。
因此，日本的偶像生產會更加看重偶像與粉絲的互動，強調“親民”“接地氣”的特質，偶像不被要求完美，公司對於偶像的個性也有更大的寬容度。雖然偶像也會有“清純”“萌”“悶騷”等人設，但這種人設是把性格上原本就有的某些點，通過“人設加成”放大。
韓國的造星模式，最早是對日本的模仿與追逐。但在日後的發展中，卻逐漸走出了一條不同於日本的練習生體系，成為亞洲最大的偶像生產工廠，也成為最為殘酷的娛樂圈角鬥場。
公司有一套嚴格的標準去衡量每個人，要求每一個舞步都必須精益求精。因此，我們所看到的韓團表演中，每個人的表情和眼神都有精確設計，動作整齊劃一，如同軍隊。
在韓國選秀節目《Produce48》中，曾有日本選手和韓國選手在綜藝中同臺競技，日本選手們不夠整齊甚至不時出錯的舞步，遭到韓國選手全方位碾壓。有日本藝人感慨說，自己出道七年，還不如韓國藝人練習一年。
韓國選秀綜藝《Produce 48》
如今，中國娛樂業以韓國為模板，也在探索新的造星之路。2015年，一家練習生培訓基地在廣西南寧落戶，練習生們分在A、B、C、D四個班進行訓練，新人統一進入D班，具備明星潛力的練習生將逐步“升班”，直到進入A班後才具備出道資格。
高淘汰率、高違約金、高練習強度……訓練基地的工作人員坦言，他們的管理模式正是源於SM公司。近兩年的選秀節目《創造101》《偶像練習生》等節目，更是幾乎照搬了韓國選秀的流程。
但韓國式的完美偶像，在如今的娛樂市場中也面臨著失去粉絲的危機。粉絲想要的已不僅僅是成型的“產品”，而是一種親切的陪伴、生活的共鳴，甚至更深入地參與到偶像成長的過程中去。
楊超越的走紅，可以被視作觀眾追求偶像“真實感”的一個例證——她不完美，甚至漏洞百出，像是舞臺上的一個bug。但她笨拙努力的樣子，卻讓很多觀眾覺得，這不是一個觸不可及的女神，而是一個可能出現在自己生活中的鄰家女孩。
《創造101》中的楊超越愛哭，坦言“我害怕”，卻贏得了很多觀眾的喜愛
學者喬治·瑞澤爾提出，現代工業社會將會是一個“麥當勞化”的社會，越來越多的行業將被追求效率、流程化、標準化的邏輯所支配。偶像製造也不例外。
但批量生產的偶像終究過眼雲煙，難能出現載入歷史的巨星人物。效仿韓國娛樂圈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應當警惕，當偶像生產越來越程式化之後，藝人的自我是否會受到更大的壓抑？
畢竟，偶像的華麗外衣之下，是一個和你我一樣活生生的“人”。
說明：
“文化客廳”（ID：iiiwe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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