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疑是一个“论文生产”大国。而且，这个数字一年比一年高，犹如不断膨胀的宇宙！如果将SCI收录与否算作是评判一篇科技论文好坏的及格线，那么2018年，世界上有
超过1/5的“好论文”都来自中国。根据SCI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8年世界科技论文总数为206.97万篇，其中有20.20%来自中国，中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占比仅次于美国，连续10年排在世界第2位。
2018年，中国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共发表SCI论文41.82万篇，相比2017年增长5.7万篇，增长率15.78%，是世界SCI论文总量6.8%增速的2.3倍。
这里不禁要问：我们需要发表这么多论文吗？
为何越发越多？
一是大学向上的强烈冲劲。国内的顶尖大学多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办学目标，国内的普通大学又多以国内重点大学为模仿对象。最近国内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也有可能成为这股向上的动力。如何向上，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发文，因为无论在哪种评价体系中，论文都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二是大学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模式。在绝大多数的大学管理中，活生生的人被当作“经济人”来看待，大学教师的工作量，尤其是论文发表，都换算成“工分”，并以此确定薪酬。在中国大学，一篇论文往往根据其发表刊物的档次，会赋予不同的金钱奖励；篇数越多，等级越高，科研奖励金额越高，甚至数倍于年薪。
三是大学存在一种要求“人人发表”的文化。在中国，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高校，上至北大、清华，下至普通的职业院校，教师大都被要求发表论文；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人员，从辅导员到普通行政人员，甚至学校后勤有编人员，他们在晋升时通常都要求有论文公开发表。此外，中国庞大的博士生、硕士生都有发文的需要。
有何负面影响？
但是，过于追求论文发表，导致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除了带来常见的论文质量下降、教学与科研失衡等问题外，中国大学的以下几个负面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大学青年教师（包括博士生）身心健康堪忧。青年教师是科研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尤其在部分已实行“非升即走”制的高校。许多大学教师是没有下班概念的，而只有永远在路上。长期超负荷工作，直接损害了教师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一些优秀的教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二是学术不端、造假行为层出不穷。学术不端是全球学术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隔三岔五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如下的新闻：有学者因学术不端/造假，多篇论文被某学术出版集团或学术期刊撤稿。学术不端为何如此之多？无疑跟我们过于追求论文发表数量的导向以及背后关联的各种名利紧密相关。
三是研究论文缺乏现实解释力。为了尽可能地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发文，我们往往会迎合杂志和评审专家的取向，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问题。这种论文虽然显得“高大上”，但却使得科学研究日益象牙塔化，沦为一种“精致的平庸”，忽视了真实的世界。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就指出：“（学术人员）喜欢简化变量，喜欢按照逻辑或模型分析，而社会生活强调的是细节，是周到。”
四是学术人员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忽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但在我国，诸如此类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接地气”的研究还是少。原因何在？对此，清华大学副教授杨军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发不了SCI，更不用提Nature、Science和PANS等高影响刊物……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要么转向细胞分子，要么分析气候变化、全球变化的影响，尽量向高大上的方向靠拢，结果是SCI文章发了许多，但城市生态建设实践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
如何改变？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后来又增加了“唯帽子”）专项运动，改进人才评价制度。在这“五唯”之中，“唯论文”无疑是核心，因为其他“四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政府部门也意识到论文发表太多的问题了，因为“唯论文”必然带来论文数量的激增，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改革的方向是要创造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鼓励教师开展非常规性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大学教师的内心追求。当一个大学教师把学术研究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自然会成为投机者和营利者，并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甚至不惜造假；当一个大学教师把学术作为“志业”或“天职”，他自然更有可能“甘坐板凳十年冷”，做他认为真正有意义、创造性的工作。
综合青塔、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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