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行路難（選二首）——鮑照
其四：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其六：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丈夫生世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鮑照（約412-466），字明遠，東海（今江蘇省漣水縣北）人，家居建康。他出身寒微，仕途坎增，一生不得意。.與謝靈運、顏延之合稱“元嘉三大家”，而成就並不在顏、謝之下，是南朝詩壇最傑出的詩人之一，也是詩體革新的著名先驅。有《鮑參軍集》傳世。
鮑照
鮑照的《擬行路難》十八首，《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作《行路難》，編者郭茂倩說：“《樂府廣題》曰：‘《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為首。’按《陳武別傳》：‘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學《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陳武系三國吳人，字子烈，廬江松滋人。據此推之，《行路難》當是漢代流傳下來的一首民歌。晉人袁山松很喜歡這首民歌，“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晉書●袁琅傳》）。鮑照繼承這首民歌的遺韻，藉以抒發世事多艱的感慨，氣盛響沉，大有“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劉熙載《藝概》）的氣勢。鮑照《擬行路難》第一首說：“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歌吟《行路難》是為了排遣憂憤，似是全詩“序言”。最後一首作自寬自慰口吻：“對酒敘長篇（即指本詩組），窮途運命委皇....” 又象一個總攝全詩的結尾。
《晉書》
這十八首詩內容雖不盡同，但基調統一，首尾呼應，當是一個構思嚴密的詩組。至於創作年代，有人根據本詩末首“丈夫四十強而壯，餘當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萎冬雪，會應蘇息遇陽春”之語，認為詩人雖悲慨滿懷，但仍存“蘇息”之望，故當作於二十歲時（433）無疑，那時他還未解褐出仕。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這十八首詩並非作於同時。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曆史上封建門閥制度高度發展的時代，士庶界限十分森嚴，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門閥專政的史實約從漢末開始顯露，發展於魏晉而凝固於晉宋之間，之後，士族地主勢力日趨衰微，寒人地主勢力節節上升。南北朝時，一些“布衣”、“素族”為帝稱王，原先的士寒界壁逐漸被沖垮了。還在西晉時候，左思在他的《詠史》詩中就曾對門閥制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鮑照生活在士寒鬥爭十分劇烈的宋代，他出身寒微，自稱“負鍤下農，執羈末皂”，“北州衰淪，身地孤賤”；其實，他是一位有才能，有理想，但卻被時代壓抑、埋沒了的一代精英，故性情耿介，傲岸不群。他用道健深沉的詩作，發出了寒門備受壓抑、飽經悲辛的憤慨和抗議。這種沉痛而婉曲的不平之鳴，乃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我們吟誦這些作品，確有
“飢鷹獨出，奇矯無前”（《敖器之詩評》，見劉堰《隱居通議》卷六引）的深刻印象。《擬行路難》之四，主要是抒寫一種難以明言的內心苦悶。其具體內容是什麼，詩人並未直說。全詩顯然圍繞一個“愁”字展開，寫得深沉婉曲，迴環激盪，反映了詩人那壓抑、憤懣而又無可奈何的苦悶心理。“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前二句是比喻，形象地說明“人生有命”的道理。
劉堰《隱居通議》書影
《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一則趣談：股浩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當時沒有人說清這個道理，唯有劉談的解釋最令人歎服，他說：“警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殷浩的問題是說：人既然都同樣稟受自然天性，為什麼又總是善人少、惡人多呢？劉恢解釋說：這就好比水潑在地上，任其縱橫流漫，誰也無法正其方圓，說明善少惡多本來就合於自然之道。玄學家們將社會的貧富、善惡歸於自然，並認為這種差異是任何人為的努力也無法改變的，為世家大族的永恆統治製造理論根據。這與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思想沒有本質區別。“瀉水”云云雖然肯定“人生有命”的說法，但並不甘於命運的擺佈。大意是說：雖然“人生有命”，象瀉水置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浸一樣，可也不能老是
“行嘆復坐愁”啊！在這裡，詩人並沒有消極地任順天命的安排，下面也證明了這一點。
《世說新語》
“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人生有命”之理並不能真正使詩人信服、平靜，“愁”依然纏繞著他，於是才有借酒澆愁的要求。陶淵明曾給酒一個雅號，名曰
“忘憂物”，說酒有“遠我遺世情”、“忘彼千載憂”的功效。這裡，“斷絕”是說斷絕愁緒。“舉杯”是為斷絕愁緒，“歇路難”也是為的斷絕愁緒。後來杜甫有詩云：“寬心應是酒，遺興莫過詩。”（《可借》）說明吟詩飲酒常常是人們銷愁解悶（鮑照所謂“裁悲”“減思”）的一種方式或手段。這兩句詩似乎是寫銷愁，實際上是更深一層寫“愁”，因為“人生有命”的說教令人不解，才會想到用酒麻醉、借歌排遣。然而，這樣做“愁”就能消除嗎？李白詩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也是借銷愁來表現更深一層的愁的。“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人心究竟不是木石，它對外界任何事物都能作出敏銳的反應。
“愁”就是心有所感的表現，這是社會不平現象在詩人內心深處激起的波瀾，任何不切實際的寬慰和排遣都無法消弭，因為人的心究竟不是“木石”啊！本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毛詩序》），可是，詩人有所感而“不敢言”。聲欲發而不敢發叫“吞聲”，足欲進而不敢進叫
“躑躅”。心有所感，若能“形於言”，那未嘗不是快事，然而，現實卻不允許這樣。這種內心苦悶與表面緘默的矛盾，造成了詩人難以忍受的憤懣，這憤懣有如積蘊巳久的火山，其熱能是無法估量的。《擬行路難》之六，望造了一個才高、氣盛、自尊，但卻備受壓抑，理想不得實現，而又無可奈何的詩人形象。前一首的不平之鳴，調子比較低沉抑鬱，是“吞聲躑躅不敢言”；這一首則是這種抑鬱之情的大爆炸了！“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嘆息。”
鮑照
詩一開頭就通過“對案”、“不食”、“拔劍”、“擊柱”、“長嘆息”等六個連續可感的動作，生動地描繪出詩人目瞋髮指、呼嘯而出的形象，大有“五嶽起胸臆”之概。“對案不能食”是憤懣鬱積於懷的表現，“拔劍擊柱”是憤懣之情耐不可忍市表現出來的一種帶盲目性的發洩方式，但終於無濟於事，無可奈何，所以還是以“長嘆息”了事。從中，我們看到了詩人那種欲吐又忍的“吞聲”之狀。後來李白寫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其立意、格調都明顯受鮑照詩的影響。“丈夫生世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前句是說人生短促，後句是說應該衝破各種精神枷鎖，放浪形骸，追求思想和個性的自由解脫。憂生之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創作中一個帶普遍性的主題，或嗟嘆人生之易逝，主張秉燭夜遊，及時行樂，或深信生死之必然，提倡自勵自強，建功立業。其中儘管有消極與積極之分，但都是基於對人的生命價值的新認識，因而能引起當時人們普遍的共鳴。
鮑照
鮑照出身孤賤，但才高氣盛，有理想、有抱負。在當時只看門第、不論賢愚的社會中，“才秀人微”的他，必然“取湮當代”，仕途進取對他來說是無望的。一個對前途充滿希望的人，決不可能步履“蹀躞”，“羽翼”低垂，而是縱橫馳騁，騫翩遠翥。在這裡，
“蹀躞垂羽翼”正是詩人屈居下僚，有志不得伸展，常常“舉頭畏觸，搖足恐墜”那種苦悶心理的形象寫照。後來李白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蓋由鮑照這二句詩脫胎而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句詩是作疑問語氣，表明詩人渴望從這種處境中解脫出來。然而，究竟如何才能解脫呢？“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要解脫精神上的枷鎖，消除內心的苦悶和抑鬱，在鮑照看來，只有決棄富貴榮華之慾，安於貧賤，才有可能做到。這表現在行動上就是棄官居貧。
看婦機中織
“棄置”，《樂府詩集》作“棄檄”，“檄”是當時徵辟的公文，寫在一尺二寸長的木簡上，所以“棄檄”就是棄官，與“罷官”是一個意思。我認為這裡還是作“棄置”好，曹丕《雜詩》雲：“棄置無復陳，客子常畏人。”鮑照此詩的“棄置”當指拋棄心中的苦悶，只有“罷官”才能真正“棄置”那“蹀躞垂羽翼”的被動處境。“朝出”四句，就是“還家自休息”的具體化，極寫貧居之樂，與江淹《恨賦》中說的“左對孺人，顧弄稚子”是一種情趣。鮑照這裡寫的，不一定是既成事實，很可能是虛寫，反映了他鬱結在胸的孤憤以及擺脫精神苦悶的強烈願望，這與他在其他作品中吐露的心跡，如“蕩然任心，樂道安命”（《園葵賦》），“但求遂性樂，不計緝名期”（《答客》），意思是一致的，因為，朝暮與親人歡聚，正是任心遂性、樂道安貧的一種樂趣。這與
“跌躞垂羽翼”的情狀，形成鮮明對照。“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樂府詩集》
如果說前六句尚屬放達之辭，那麼，這最後兩句就是實實在在的自我安慰了。“聖賢盡貧賤”、“英俊沉下僚”，“自古” 皆然，這是從縱的歷史長河極言這種不合理現象的普遍性，含有深刻的批判意味。“聖賢”猶且“貧賤”，“孤且直”的我輩，遭遇不幸，還有什麼不可理解的呢？陶淵明在《詠貧士》中說：“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他歌詠古賢，也是為了寬慰自己受了壓抑和創傷的靈魂；鮑照要樂道安貧，也要到古賢那裡吸取精神力量。然而，越是自寬，就越顯出那孤憤的強烈，這一點，我們是能在詩的字裡行間感覺得到的。鮑照這組《擬行路難》，是在學習樂府民歌的基礎上大膽創新的傑作，他將五言句與七言句巧妙地雜錯組合，形成一種緩急相間、頓挫抑揚的節奏；用韻也不同凡響，常於篇中騎然換韻，且多用仄聲韻，適合表現深沉而強烈的感情，使人覺得新奇有力，加以鮑照常以口語入詩，潑辣俚俗，無怪乎鍾嶸說鮑詩“險俗”了。
陶淵明
蕭子顯在《南齊書●文學傳論》中說他“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正是針對《擬行路難》這類作品而發的。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鮑照對七言詩的發展，是有開創之功的，對唐代歌行那種流轉奔放的詩風，更有直接的影響，這在高適、岑參、李白諸人的創作上，體現得尤為明顯。杜甫以“俊逸鮑參軍”贊李白，就是有力的證明。
作者介紹：我是“我的人生就是說我”，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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