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实在有太多说法。较多听到的是，书一定要读名著，此乃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之策。也有人主张开卷有益，凡书皆有其可读者，杂取乃汲取知识的要义。
当初李敖向钱穆请教治国学方法。钱穆说“读书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做学问讲究多从目录学入手。所谓“学问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在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方面，目录学不只是为著作分门别类，排列次序，更包括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等等，在指示学问途径方面，似乎更有效。
鲁迅多次
建议初学者靠《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去“摸门径”。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载儿子转读中文系事，鲁迅曾为许世瑛开过一张以经典典籍为主的书单。而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指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相比较，不难看出鲁迅前后差异在于，前者给朋友私下帮忙，目的是给中文系的入学者，不妨列得简明扼要，后者是公开发表，避免煽动乱翻古书风气，并对复古随时保持警惕，这样偏激的“无字书目”可以谅解。如需参与古籍相关交流，请回复【善本古籍】公众号消息：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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