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梁啟超（1873-1929），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對近代中國政治、思想、教育、史學、文學、法學等各種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是溝通“傳統”與“現代”的重要人物。今人評價梁氏，多冠以“國學大師”的頭銜。
2 梁啟超作為晚清革新派代表，其人與佛教的淵源，一方面出自佛教作為傳統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面對西方衝擊，晚清學人認為佛學可以融匯西學，甚至優於西學，正關乎中國人“文化自信”的需要。
3 梁啟超是近代學界的領導者之一，對清末佛學復興的趨勢有相當完整的論述；在其晚年，特別強調對佛學進行科學研究，並且化解宗教與科學之間的矛盾。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少年中國說》成文於風雨搖曳的1900年，傳頌至今，多雄偉，多熱情！作者是誰？是時年27歲的梁啟超。
梁啟超所活躍的清季乃至民初，中國“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深重。面對西方文明的全面衝擊，時人對中國之前途亦產生了極大懷疑。梁任公前半生躋身政治，主張改良，文字言論器宇軒昂，一掃積弊千年的舊思想，使國人知道非新非變不可；後半生治學論道，雖“保守”而不守舊。梁啟超治學，終其一生在不斷變化，不斷求新，正如其名言謂，“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後人對其學問，譬如西學、佛學的水平褒貶不一，然而在急速變化的時代，梁啟超始終與時俱進，可謂是中國學人由傳統轉向現代的一個標誌，而梁啟超在清季十數年間，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其影響力不再贅述。
梁啟超對佛學的研究，有兩個顯著的階段。在其早期論述中，研究“佛學”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用佛學來作為中國新社會精神的指引。晚清學人對佛學產生興趣的一大原因，是當中國固有學問臨存廢危機時，佛學仍保持了相對的時代性，與西方宗教相比，在哲學、宗教學方面，甚至存在某些優越性。
如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論佛教與群治的關係》一文有謂，“亦有心醉西風者流，睹歐美人之以信仰宗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梁啟超認為，若中國要興起“信仰”，則佛教遠遠勝於西方的基督教，“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為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為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
入民以後，“科學”的話語權十分強盛，而“佛教”“佛學”本身的危機日益深重，佛學經世致用的路徑亦發生改變，梁啟超在此期更強調用科學方法研究佛學。
梁啟超在1922年在北京演講時，曾謂“但我敢說一句話，他們（佛學）的分析是極科學的，若就心理構造機能那方面說，他們所研究自然比不上西洋人；若論內省的觀察之深刻，論理上施設之精密，恐怕現代西洋心理學大家還要讓幾步哩。”雖然梁啟超佛學的體系與理論存在偏頗，其研究水平，尚不能與往後十數年間逐漸湧現的佛學大家相媲美，然而梁啟超對於世界範圍的學術潮流始終保持專注，並且力圖溝通宗教與科學，閱讀梁啟超的佛學著作，即接觸到時代佛學研究的最前沿。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在1920年完成了《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以其人數十年治學生涯的積澱，梳理出清代以來中國文化的演進過程。今日，《禪宗文化》與大家一起閱讀“佛學”一段，即可粗略瞭解到所謂近代佛教復興，是怎樣的一回事。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學。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無關係。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頗治相宗，然非其專好。至乾隆時，則有彭紹升、羅有高，篤志信仰。紹升嘗與戴震往復辨難（《東原集》）。
其後龔自珍受佛學於紹升（《定庵文集》有《知歸子贊》。知歸子即紹升），晚受菩薩戒。魏源亦然，晚受菩薩戒，易名承貫，著《無量壽經會譯》等書。
龔、魏為“今文學家”所推獎，故“今文學家”多兼治佛學。石埭楊文會，少曾佐曾國藩幕府，復隨曾紀澤使英，夙棲心內典。學問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專以刻經弘法為事。至宣統三年武漢革命之前一日圓寂。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淨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譚嗣同從之遊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學》，尤常鞭策其友梁啟超。啟超不能深造，顧亦好焉，其所著論，往往推挹佛教。康有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進退佛說。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
經典流通既廣，求習較易，故研究者日眾。就中亦分兩派，則哲學的研究，與宗教的信仰也。西洋哲學既輸入，則對於印度哲學，自然引起連帶的興味。而我國人歷史上與此係之哲學因緣極深，研究自較易，且亦對於全世界文化應負此種天職，有志者頗思自任焉。然其人極稀，其事業尚無可稱述。
社會既屢更喪亂，厭世思想，不期而自發生，對於此惡濁世界，生種種煩懣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則必遁逃而入於佛。佛教本非厭也，本非消極，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學佛既成為一種時代流行，則依附以為名高者出焉。往往有夙昔稔惡或今方在熱中奔競中者，而亦自託於學佛，今日聽經打坐，明日黷貨陷人。淨宗他力橫超之教，本有“帶業往生”一義。稔惡之輩，斷章取義，日日勇於為惡，恃一聲“阿彌陀佛”，謂可湔拔無餘，直等於“羅馬舊教”極敝時，懺罪與犯罪，並行不悖。又中國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種種邪魔外道惑世誣民之術，亦隨而復活，乩壇盈城，圖讖累牘。佛弟子曾不知其為佛法所訶，為之推波助瀾，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學之鉅子，猶津津樂道之。
率此不變，則佛學將為思想界一大障，雖以吾輩夙尊佛法之人，亦結舌不敢複道矣。
蔣方震曰：“歐洲近世史之曙光，發自兩大潮流。其一，希臘思想復活，則‘文藝復興’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復活，則‘宗教改革’也。我國今後之新機運，亦當從兩途開拓，一為情感的方面，則新文學新美術也；一為理性的方面，則新佛教也。”（《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自序）吾深韙其言。
中國之有佛教，雖深惡之者終不能遏絕之，其必常為社會思想之重要成分，無可疑也。其益社會耶？害社會耶？則視新佛教徒能否出現而已。
梁啟超在1920年觀察，近代中國佛學，以刻經開學的楊文會有開創之功，受到楊文會影響，晚清學人多與佛學產生關係。特別是佛學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一，研究佛學是中國學人的天職，梁啟超認為，在楊文會之後中國佛學“尚無可稱述”，當中未明說的學術危機，是同時期西洋、東洋的佛學研究已成潮流，而中國學界需要極力追趕。
梁啟超特別強調新佛教。1920年，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佛教中乩壇、圖讖的一類內容，為時代強調的科學所不容，如果佛學中的迷信部分不淘汰、改變，則“佛學將為思想界一大障”。而梁啟超認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宗教信仰要對社會產生作用，必須通過科學研究加以闡發，梁啟超的宗教觀，更多是對“中國前途”的思考結果，其人晚年的言論，多持調和宗教與科學的立場，亦是為了重建中國的文化自信，乃至希望以宗教促進中國社會的進步。
自1920年代起，中國佛教始有一股上升的趨勢，佛教界的改良運動日益蓬勃，而學界的專業人士，亦對佛學開展更深度的學理研究。今日我們應該清楚的是，晚近以來中國第一流的學者與學術，其種種努力種種所為，即使提出的路徑大相徑庭，卻始終圍繞著“救國”二字，而梁啟超的佛學研究，便深深烙印著這種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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