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詩人西川的一篇文章《這個時代不應該被浪費掉》，他在文中談到自己，談到寫作，也談到時代。讀完文章，我重新翻開西川的詩集，覺得陌生又熟悉。
陌生是源於他的詩顯得與當下格格不入，儘管在如今這個動動筆，就敢稱自己為詩人的年代，能夠有西川這般文筆的卻寥寥無幾。
熟悉則是因為這不是我第一次讀他的詩，不成想雖然隔著時間，讀著讀著，竟然又舊感重回。
01、談寫作
“一個人老了，在目光和談吐之間，在黃瓜和茶葉之間，像煙上升，像水下降。黑暗迫近。在黑暗之間，白了頭髮，脫了牙齒。像舊時代的一段逸聞，像戲曲中的一個配角。一個人老了。”這是西川的詩《一個人老了》，讀來很貼合實際。
對於西川，人們的關注點往往在他和海子，和駱一禾的交往上，而忽略了他也是地地道道的詩人，寫過很多首詩。他的青春浸泡在詩裡，如今他把詩歌丟了嗎？當然沒有。他談的最多的還是詩，詩裡裝著此生的年華。
隨著年齡和閱歷漸長，西川坦言已經不寫抒情詩了，他指的是單純抒情的詩。原因在於他頭腦裡需要思考的東西太多，比如：歷史、經濟、軍事、文化......每個角度都可能激發他寫詩的衝動。就如同《詩經》，凡事皆可言。
我們當下的時代，寫抒情詩顯然更有可能家喻戶曉。例如木心的“一生只愛一個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幾乎處處都在引用。道理很簡單，言簡意賅，朗朗上口。
如此道理，西川又怎會不知。道理都懂，可他不願屈從。既是寫詩，就不違心。他用詩人弗洛斯特的“林子裡有兩條路，我選擇了行人稀少的那一條”，來形容自己的選擇。詩歌在他看來是戰國諸子，諸子的思想各有千秋，內含精華。
他以“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為例，以龐德、莎士比亞都並非受到他們所處時代的歡迎為例，借前者來表達寫作應該去功利心，不為出名而盲目地寫。借後者意在說明，寫作和時代之間複雜的關係，其實還是在說要忽略功利心。
“皇帝的車馬隆隆馳過，繼之而來的是飢餓和土匪。但偉大的藝術不是刀槍，它出於善，趨向於純粹”，西川在其長詩《杜甫》裡寫道。藝術的純粹，需要藝術家來賦予。而藝術家的純粹，離不開“犧牲”。正如木心所言：“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
西川此時所寫的純粹，指的並非是詩歌的類別，在我看來，他指的是詩歌本身，詩歌是藝術，如果將之比作工具，也是表達的工具，不是刀槍，刀槍帶有明確的指向性，在第一時間對準敵人。藝術則要尊重其多樣性，歸根結底是平和。
02、談時代
1992年，西川發表了長詩《致敬》，這首詩不同以往，在當時的文學界備受爭議。如果我們按照西川式思維，遇事多幾個角度思考，就會發現“1992年”這個時間點，和他的詩風改變的原因密不可分。
對詩壇而言，90年代發生了一件大事——盤峰論戰。這個名字聽起來頗像是幾個幫派，約在某座山上，彼此過幾個回合。實際上卻是兩撥人，在北京邊上的盤峰賓館開了一個會。會議的主題是，民間寫作VS知識分子寫作。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西川，被歸為“知識分子寫作”的行列。儘管他將自己定義為藝術家，但是既博學，又喜歡思考的他，無疑也具有知識分子的氣質。
他不去計較外界的劃分，因為眼前的站隊問題無足輕重。愛思考的西川邊聽邊想，他突然恍然大悟，原來討論問題的角度也和寫作的角度一樣，極具豐富性。
當你有意識地培養頭腦和心靈的多維度，就會發現世界的廣袤與遼闊。再回歸到寫作本身，你又怎會無事可寫，無情可抒。
相比於1980年代蓬勃的寫詩熱忱，1990年代的人們，開始逐漸被金錢牽著鼻子走，消費化和娛樂化愈發顯現出來。西川說：“在20世紀80年代，你會覺得我就是個詩人了，但1992年後，你就開始懷疑自己和自己的寫作有意義嗎。”
這種對自我的否定，並不好受。就好像原本紮根在心底的信念之樹，突然被連根拔起，僅留下心上的破洞。
或許別人面對破洞，會無所適從。但西川不會，他說：“一般人遇到不和胃口的就會避開，我不是一個避開的人，因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家詩人，不合我胃口的，我得看一看能從這兒得到什麼。”
他敏銳地捕捉到，1990年代至今，社會是以媒體為導向，人們興致勃勃地追著熱點跑，一路向前，將歷史邏輯拋諸腦後。基於此，他反其道而行，開始深入社會的歷史邏輯。從一脈相承的歷史裡，找尋當下時代癥結之所在。
這種快節奏的主導者，是年輕人。尤其是我們此刻的時代，年輕人變得少有耐心，且缺乏創造力。對此，西川都看在眼裡。
03、談自己
回憶往昔時光，他坦言是那個大家都寫詩的年代，讓他無知無覺地被推入詩歌的浪潮。在北大讀書的光景至今歷歷在目，埋頭於圖書館的分秒，無論何時想來，仍舊意猶未盡。
讀書的習慣就這樣被西川保留了下來，他說：“每天必須得讀書，無論累成什麼樣，都會讀幾頁書，我每天讀書至少得有一個鐘頭。”
視讀書為精神食糧的他，對待寫詩的態度也不含糊。他們那時不叫朗誦，叫“浪詩”，“浪一首，浪一首，就是那樣的氣氛”。當時的“浪詩群”裡，有海子和駱一禾。西川日後提起昔時的朋友，就好像他們猶在。
他不嫉妒海子，理由就和他在談及寫作時的觀點一致，去功利心。他欣賞海子和駱一禾，因為那份獨特的個性，用西川的話說，是“一種文學的維度”。個性和豐富性息息相關，於寫作或於時代皆是，無數富有個性的個體，才能實現集體的豐富性的可能。
樂於接受並嘗試不同事物的西川，慢慢將眼光對準現代主義。突然降臨的現代主義，儘管在世界範圍內早已有之，但對當時如飢似渴般求學的他，宛如晴天霹靂。葉芝、艾略特、龐德、蘭波、瓦萊裡、里爾克......一個個如今聽來如雷貫耳的詩人，讓西川的心頭為之一震，原來詩還可以這麼寫！
彼時的他，和此時的他雖有不同，亦有相同。他一如既往的不把火速出名這件事當回事，因為還有更孤獨的追求。他之所以嚮往戰國時代，得因於“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在哪兒”。找到高度，便是在心裡找到底線和參照，於是較之於文化的巔峰期，不知道低了多少倍的我們，實在無需在不合格的境況下，為取得的小成就欣然自滿，或一枕黃粱夢，竟將它以為真。
清醒如西川，其實他很早就在詩裡告訴讀者：“所謂未來，不過是往昔。所謂希望，不過是命運。”這個時代，我們確實應該重讀西川。
他的詩裡記錄下變與不變，豐富與重新啟動豐富，永恆與變通，以及幾經沉澱，漸漸無人問津的歷史，五彩斑斕的當下和撲朔迷離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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