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君秋舞台合作了40多年之久。
君秋做事，心气高，干脆麻利快，无论什么事，想好了，说干就干，从不拖拖沓沓。这正对我的脾气。我们合作多年，彼此摸熟了脾气秉性。四十多年就是这样合作过来的。
最早的一次合作是1948年君秋赴香港演出前。君秋演《朱痕记》，小生是徐和才。演出前，徐和才病了，临时请我帮忙，这是我和君秋的第一次合作。君秋从香港回来，组建了北京京剧三团，由我师姜妙香先生及陈少霖先生介绍我，在开明戏院同君秋合作《凤还巢》。当时，姜先生见我同君秋年龄相当，艺术合作也挺默契，由姜先生同徐兰沅先生做主，促成了我由程砚秋剧团转到北京京剧三团，同君秋开始了合作。
《状元媒》张君秋饰柴郡主、刘雪涛饰赵德芳、高宝贤饰吕蒙正
最早排新戏《彩楼记》。那是在1953年底，我和君秋逛大栅栏，在大观园看了一部川剧艺术片，是许倩云、曾荣华演的《彩楼记》。戏挺有情趣，表演也精彩，一生一旦，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想到把它移植过来。哥俩儿对了心气儿，说干就干。找本子，改本子，背词儿，对词儿，没多长时间，这出戏就“下地儿”排练了。不是把营业演出停下来排戏，日常演出仍然照常进行，排戏都是见缝插针进行的。转过年，天津有约，剧团如约前往，《彩楼记》的排练仍未中断。有时候晚场戏散了，吃点夜宵，又上台排戏，一直排到凌晨三、四点钟。天津的戏演完了，《彩楼记》也排出来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是新戏《彩楼记》，海报贴出，天津的观众炸了窝。演出那天，剧场爆满。演到“祭灶”那场，我有一句台词：“今乃腊月二十三祭灶之期，理应置备糖果香茶纸帛纪念灶王爷。”一句普通的台词，台底下震天的好竟扑了上来，一下子连我都蒙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好？过后猛然悟到，原来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演腊月二十三的事儿，应时当令，天津人重节气，当然欢呼雀跃。紧张的排戏竟把节假日忘在了脑后。
《望江亭》的排演也如是。那是1956年，也是我们哥俩儿看了川剧《谭记儿》的演出，一下子被吸引了。看完戏，我找到川剧名丑李笑非要了本子，改本很快就写出来了。又是赶上外地演出。到南京，上了火车就把剧本发给演员，在火车上对词儿。南京演出期间，君秋都把前几场的唱腔创作出来了。腔很新，又是地道的京戏，团里的同志排戏的劲头就更足了。
张君秋之《望江亭》
从南京转到上海演出，就差后场的〔二六板〕没出来了。君秋不满足于使用老腔。那天送关肃霜上火车，回旅馆的路上，雇了辆黄包车，让他随便往哪儿拉都行。在黄包车上，君秋让我唱小生的〔二六板〕。我说行，唱哪段？哪段都行。那就唱《白门楼》。《白门楼》唱完，还不行。接唱《射戟》、《飞虎山》、《小显》、《玉门关》……总之，凡有〔二六板〕的小生戏差不多都唱了。就这样，《望江亭》青衣的〔二六板〕出来了。是青衣的腔，有小生的刚音儿。怒斥杨衙内，情绪蛮合适。
《望江亭》排出来了，也正是在上海演出结束之时。告别演出贴的就是《望江亭》。一下子在上海轰动了。回北京前，我出了个主意，先把海报贴到北京的街头，宣传出去。君秋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刻采纳。剧团还在上海演出，北京已经知道我们有了一出新戏《望江亭》，观众翘首以待。回到北京，《望江亭》面世，一下子红遍京城。张派的名声就是那时候被叫出来的。
可君秋从没有自称是张派，在我的印象里，君秋搞新戏，创新腔，从没有提出过是为了创出一个新的流派。他只知道多排戏，排好戏。可他的艺术新人耳目，四大名旦他都学，创出的新腔，你说他是梅的，又不完全是梅；说他是程的，也不完全是程。什么框框都敢突破，突破了之后，又绝对是京剧的青衣。感情丰富，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在我们这一代的演员中，张君秋是真正做到了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了传统的艺术家。艺术家从来不是自封的。
君秋排戏，大都是一边排新戏，一边照常进行营业演出。而且排戏前，大多不先置景、置服装。先把戏排出来，立起来，见了观众，经过剧场检验，观众认可了，再逐渐地添置服装、道具。首先在艺术上下功夫，艺术上站住了，再添置服装道具，这叫锦上添花；服装再新，布景、灯光的花活儿再多，可艺术上没玩艺儿，这出戏寿命长不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君秋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那个时期，好戏连台，一出接一出。继《望江亭》之后，1958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四大头牌到沈阳演出。演出期间，排了四出戏，马连良的《大红袍》，谭富英的《战渭南》，张君秋的《珍妃》，裘盛戎的《铡判官》。
年至1960年，更是高产。只君秋的戏就有《诗文会》、《秋瑾》、《状元媒》、《楚宫恨》,还有他同中国京剧院叶盛兰、杜近芳、李金泉合作的《西厢记》，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合作的《赵氏孤儿》。这以后，马、谭、张、裘联袂演出了全部《秦香莲》。1963年，北京京剧团到香港亮相，轰动港九，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张派的代表作共有《彩楼记》、《望江亭》、《诗文会》、《珍妃》、《秋谨》、《楚宫恨》、《状元媒》、《西厢记》、《赵氏孤儿》、《秦香莲》十出大戏，都是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排出来的。平均一年一出多。高质量，高速度，既叫好，又叫座，现在排戏，有这样的高效率吗？
裘盛戎、张君秋、谭富英、马连良合影
还有一出戏叫《移花记》，戏排出来了，也彩排了。因为要拍《秦香莲》的电影，就暂时搁下了。电影拍完了，“气候”变了。到处排现代戏，传统戏不能演了，君秋被调到了北京京剧二团，就这样，君秋不甘落后，抢排了一出《年年有余》，争取演了《芦荡火种》。
紧跟着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君秋的境况真是难以言说。君秋是孝子，他成了名，家里儿女满堂，在老太太面前，依然是毕恭毕敬，问寒问暖。去外地演出，总要事先把老太太安顿好再出门。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孝顺,那这个人不可交。
“文革”期间，君秋的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所发的生活费，勉强维持生活。那时候，老太太有病，住在红土店的地下室里，和我的堂弟同住在一个楼里头。我到堂弟家，夜里去看老太太，看见君秋为老太太熬白菜，味道挺香。我问白菜怎么这么香，一看是肉汤熬的，肉汤是从月盛斋买来的，五分钱一碗。君秋是千方百计地想着法子尽量让老太太吃得有味口。最困难的日子熬过来了，靠的是什么？一个是他坚信这样的日子总会变化的，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再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年迈的老娘，他要尽孝道。
“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君秋又恢复了他的舞台生活。他又以过去一贯的说干就干的作风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活。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京剧青年演员的工作上。有时做一些示范性的演出。一直到年过古稀。又患有心脏病。在主持了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工作后。仍然是以那种说干就干的作风工作着。我感觉君秋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毕竟是上了年岁。毕竟是身患重病。可心气儿仍然是年富力强时的那股说干就干的劲头。不到三年的时间。拍了120部电视节目。事无巨细。都要尽心尽力。什么是奉献？君秋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根本无视疾病。无视年迈力衰。,眼睛盯在京剧舞台上，心里想着的是把他毕生所创造的艺术，把他毕生所见到的前辈艺术家的艺术，尽可能地传下去，用音配像这种形式保留下去。
我和君秋的最后一次合作竟是绘画。《秋瑾》的音配像搞完了，老哥俩儿忙中偷闲想找个时间聊聊。21日上午我同夫人去君秋家，老哥俩儿见面，总有一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于是，铺开了纸，泼墨作画。我画了竹子，君秋题笔，补了一棵老来红。
作画完毕，哥俩儿都挺高兴。该题款了，君秋说:“你题上款。”我信手写了“君子之风老来更红”八个字，君秋随后写了“雪涛君秋合作”。晚饭弄了好多菜，少吃肉，遵医嘱。将近晚10点多告辞。电梯门前，嘱我明天再来，语气挺急迫。我答应了。耳旁还响着君秋的声音：“明天三点半我等你！”
22日，君秋去文联开会，通了个电话。说是开完会，还要在那儿吃饭。回来总得一两点钟了。我说改日子吧，等我从安徽回来再聚会。君秋嘱咐我：“早点回来，还有两出戏等着你呢！”语气仍是那样地急迫。我答应了。
27日，我还在安徽。老伴接到北京来的电话，传来君秋去世的噩耗。老伴和亲戚们合计了一下，说是先别让我知道。缓了缓，过后对我说君秋住院了。我有点预感，忙问病得怎么样，厉害不厉害？说是摔了个跟头。我立刻心凉了。心想，这回可能是不行了，心脏病就怕摔跟头。又联想起21日在君秋家，有几句话，当时说完没经意，听完就完了，君秋告诉我说：“我怎么老是睡不醒，总是发困！”谈话间还说过：“要死就死个痛快，别拿刀割我！”又想到几次叮嘱我到他家来，语气是那样地急迫。其实，这在君秋来讲，恐怕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预感。我听了也没经意，当时的精神面貌，谁能往坏了想？设若想到了这一点，又能够怎么样？君秋的心气很高，我们通话，最后的一句话是“还有两出戏等着你”。
两出戏一个是《珍妃》，一个是《望江亭》。都要音配像。《望江亭》有电影，扮相还是梳大头，贴片子。如今已经改成古装头的扮相。想配上当年的录音，用现在的扮相，重新做一个音配像。《珍妃》的本子已经不太好找了，好在有录音，听录音，我们就能够把当年的景象重新回忆出来。我在安徽，满心满意地惦记着这件事，准备回到北京就同君秋合作，把这两出戏搞好。没想到这样的合作已成泡影。我们的合作竟以绘画告终!
君秋画的是老来红，“人为多愁少年老,花本无愁老少年”，这是君秋常为老来红题款的诗句，以此赠友，互为激励。我画的是竹子，“一生竹子半生兰”，竹子难画，要穷毕一生的精力去画它，才能有所悟。我猛然有所悟，中国人的习惯，常以竹子喻为人的气节。唱戏，唱的是中国人历来倡导的“忠、孝、节、义”传统美德。君秋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忠、孝、节、义”这四字箴言。“忠”，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京剧事业；“孝”，孝顺父母；“节”，保持艺术家的气节；“义”，对前辈的尊重，对朋友的帮助，对后学的扶掖，始终如一。
与君秋最后的合作，使我想起了君秋的一生。君秋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我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中国戏剧》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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