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平民如何變成屠夫：一〇一後備警察營的屠殺真相》中，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寧研究了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德國後備警察營在幾個月時間裡在波蘭屠殺數萬名猶太人的事件：婦女、兒童、老人和病人，所有不能送往勞動集中營的人都被聚集起來，一個接一個被殺掉。作者還描述了這個後備警察營實施的首次規模較大的屠殺，試圖釐清“這些正值壯年的後備警察，如何在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變成槍殺波蘭尤澤夫一個村莊裡一千五百餘名猶太人的殺人魔”。
這些“殺人魔”多半是在四十歲左右的父親，此前從未表露過能夠做出如此恐怖行徑的惡像，他們只是平民而已。但他們卻在行政長官的命令下，開槍射殺。
有人會說，如果他們不遵從命令的話，會遭遇來自行政長官們的報復。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行政長官的命令中還有這樣的說法：如果有人覺得自己無法參加射殺行動的話，可以自行離開隊伍。於是，最終有十二人出列。而這些拒絕射殺的人，事後也並沒有被遭遇報復和清算。那麼，為什麼本是平民同時此前沒有惡象的人，卻很殘忍地實行射殺猶太人的命令呢？
一些不願開槍的人承認：在贊同群體的戰爭觀時，“變得足夠殘忍，足以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婦女和小孩開槍”成了一種優點，儘管真正的勇氣其實體現在他們的拒絕中，這種拒絕重建了其他的價值觀。
《不服從》這本著作的作者阿茲布魯克在引述這一案例和研究時寫道：要成為戰爭中的惡魔，甚至不需要在作惡這件事情上表現出特別的天賦，也無須異常邪惡。他們因為臣服權威而服從。
阿茲布魯克同時舉了阿道夫.艾希曼的例子：這是一位納粹高官，負責運輸猶太人穿過歐洲，將他們送往毀滅的集中營。事實上，艾希曼只是個平凡甚至平庸的人，但他卻在一九六一年因違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審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記錄了這次審判，艾希曼將希特勒的命令變成了自己的準則，由此替代了康德的道德律，希特勒的命令成了艾希曼的最高也是唯一的行動準則，“應當這樣做，如果元首知道你所做的，他會稱讚的”。於是，阿茲布魯克寫道：準則的根源是希特勒而不再是理智，前者要求艾希曼絕對服從，不容例外，不容妥協，且要用盡一切可能的熱忱。
“哪怕是沒有任何敵意，平常人在履行自己的任務時，也能成為殘酷的毀滅進程中的能動者。”有時候，平常人的惡，殘暴起來，無所不能。因為，他們更加的“盲目服從”。而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蘭姆的實驗，則證明了這一點：人們對權威的盲目服從——”又蠢又聽話“。
同時，還有不一而足的隨波逐流者。沉默也是一種謊言。
難怪托克維爾在仔細觀察十九世紀初美國的民主體制後斷言，儘管美國人並未讀過笛卡爾乃至啟蒙運動時期其他哲學家的作品，但他們最好地遵循了笛卡爾的規則：他們全部只服從於自己的判斷，不承認任何他人的智力權威，人人成為自己意見的唯一主導者，是行動和思想的主人。這有助於人們提防成為隨波逐流的人。
但同時也因此而產生新的問題：民主的時代讓人們得以享受一種毫無限制的思想獨立，但也削減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因為，順從大流的、一致的思想在不斷窺視著人們。人們該如何預防？
阿茲布魯克在其著作《不服從》中這樣寫道：或許通過閱讀那些鼓勵我們”敢於利用自己的知性“的哲學家，在面對意識形態的支柱與引導者、”精神領袖“，以及我們強加給自己的其他種種權威時，讓哲學家給予我們思考的痛苦。更確定的是，要對自身使用的詞彙留存謹慎，要對一切寫好的句子和準備好的思想保持警惕。
也就是說，要始終懷有”懷疑的精神”。這一點至關重要。但這並不意味著與準則背道而馳。因為，即不存在無關自由的準則：準則的存在以自由的存在為前提；也不存在無關準則的自由：人類的自由，沒有不是在對準則服從的過程中獲得的。也恰是如此，才需要“懷疑”。
正如梭羅所說，“我必須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警惕，無論如何，不能成為我所譴責之不正義的幫兇。”“無論不正義是多麼可恥，獻身於消滅不正義都不是一個人應盡的義務，但他的義務是至少要舉起自己的雙手。”換言之，就是不要助紂為虐——良心拒絕。儘管，梭羅的說法和做法更多層面是個體意義上的，並不能對抗世界的惡。
不管怎樣，“不服從”是否是人們的基本權利，並被賦予合法性？這的確還是一個問題。（阿茲布魯克所著《不服從》的讀書筆記，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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