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一〇一后备警察营的屠杀真相》中，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研究了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德国后备警察营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波兰屠杀数万名犹太人的事件：妇女、儿童、老人和病人，所有不能送往劳动集中营的人都被聚集起来，一个接一个被杀掉。作者还描述了这个后备警察营实施的首次规模较大的屠杀，试图厘清“这些正值壮年的后备警察，如何在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变成枪杀波兰尤泽夫一个村庄里一千五百余名犹太人的杀人魔”。
这些“杀人魔”多半是在四十岁左右的父亲，此前从未表露过能够做出如此恐怖行径的恶像，他们只是平民而已。但他们却在行政长官的命令下，开枪射杀。
有人会说，如果他们不遵从命令的话，会遭遇来自行政长官们的报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行政长官的命令中还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无法参加射杀行动的话，可以自行离开队伍。于是，最终有十二人出列。而这些拒绝射杀的人，事后也并没有被遭遇报复和清算。那么，为什么本是平民同时此前没有恶象的人，却很残忍地实行射杀犹太人的命令呢？
一些不愿开枪的人承认：在赞同群体的战争观时，“变得足够残忍，足以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妇女和小孩开枪”成了一种优点，尽管真正的勇气其实体现在他们的拒绝中，这种拒绝重建了其他的价值观。
《不服从》这本著作的作者阿兹布鲁克在引述这一案例和研究时写道：要成为战争中的恶魔，甚至不需要在作恶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特别的天赋，也无须异常邪恶。他们因为臣服权威而服从。
阿兹布鲁克同时举了阿道夫.艾希曼的例子：这是一位纳粹高官，负责运输犹太人穿过欧洲，将他们送往毁灭的集中营。事实上，艾希曼只是个平凡甚至平庸的人，但他却在一九六一年因违反人性的罪行接受审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记录了这次审判，艾希曼将希特勒的命令变成了自己的准则，由此替代了康德的道德律，希特勒的命令成了艾希曼的最高也是唯一的行动准则，“应当这样做，如果元首知道你所做的，他会称赞的”。于是，阿兹布鲁克写道：准则的根源是希特勒而不再是理智，前者要求艾希曼绝对服从，不容例外，不容妥协，且要用尽一切可能的热忱。
“哪怕是没有任何敌意，平常人在履行自己的任务时，也能成为残酷的毁灭进程中的能动者。”有时候，平常人的恶，残暴起来，无所不能。因为，他们更加的“盲目服从”。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则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对权威的盲目服从——”又蠢又听话“。
同时，还有不一而足的随波逐流者。沉默也是一种谎言。
难怪托克维尔在仔细观察十九世纪初美国的民主体制后断言，尽管美国人并未读过笛卡尔乃至启蒙运动时期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但他们最好地遵循了笛卡尔的规则：他们全部只服从于自己的判断，不承认任何他人的智力权威，人人成为自己意见的唯一主导者，是行动和思想的主人。这有助于人们提防成为随波逐流的人。
但同时也因此而产生新的问题：民主的时代让人们得以享受一种毫无限制的思想独立，但也削减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因为，顺从大流的、一致的思想在不断窥视着人们。人们该如何预防？
阿兹布鲁克在其著作《不服从》中这样写道：或许通过阅读那些鼓励我们”敢于利用自己的知性“的哲学家，在面对意识形态的支柱与引导者、”精神领袖“，以及我们强加给自己的其他种种权威时，让哲学家给予我们思考的痛苦。更确定的是，要对自身使用的词汇留存谨慎，要对一切写好的句子和准备好的思想保持警惕。
也就是说，要始终怀有”怀疑的精神”。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准则背道而驰。因为，即不存在无关自由的准则：准则的存在以自由的存在为前提；也不存在无关准则的自由：人类的自由，没有不是在对准则服从的过程中获得的。也恰是如此，才需要“怀疑”。
正如梭罗所说，“我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警惕，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我所谴责之不正义的帮凶。”“无论不正义是多么可耻，献身于消灭不正义都不是一个人应尽的义务，但他的义务是至少要举起自己的双手。”换言之，就是不要助纣为虐——良心拒绝。尽管，梭罗的说法和做法更多层面是个体意义上的，并不能对抗世界的恶。
不管怎样，“不服从”是否是人们的基本权利，并被赋予合法性？这的确还是一个问题。（阿兹布鲁克所著《不服从》的读书笔记，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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