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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於當今只是一種普通的飲品，似乎只流行於老幹部或是油膩的中年大叔群體，而且地位也愈發的不穩定。比如說我吧，最近就對“保溫杯裡泡枸杞”很感興趣。
即便是在物質生活不甚豐富的古代，儘管也有高人雅士號稱“寧可百日無肉，不可一日無茶”，但是茶的地位和重要性其實也沒那麼高。一方面儘管茶的起源眾說紛紜，但飲茶這種生活方式流行起來，卻是南北朝甚至隋唐以後的事情，遠遠晚於同為古代中國三大特產的絲綢和瓷器；另一方面茶並非古代中國人的的生活必需品。一個典型的證據就是自漢武帝劉徹創立官營制度以來，一直被官府嚴格壟斷的生活必需品中，最主要的品種是鹽、鐵和酒。茶雖然偶爾也會被窮瘋了的統治者納入官營清單，但卻是時興時罷，原因之一就是受眾規模有限，官府從中撈不到太多錢而已。
茶在中國被賦予了文化特徵，其實在大多數時間裡與平民百姓的生活沒什麼關係
事實上在古代中國，茶葉一直是被上流社會或是不愁吃喝的士人所推崇的一種奢侈品，在歷史中的大部分時間都餓著肚子的老百姓根本消費不起。直到後來對外貿易盛行，茶葉突然間取代了絲綢和瓷器成了“出口創匯”的主力軍，才被官府重視而再度官府專營。比如揭開中國近代史大幕的那場鴉片戰爭，其實就與茶葉貿易有關：自18 世紀60年代以後，中國茶葉每年向英國輸出達1800萬斤，貨值幾乎佔到出口總額的9成，而英國輸入中國的商品價值差不多就是茶葉貿易的一個零頭。鉅額的貿易逆差，使得歐洲的貴金屬嚴重短缺，誘發了金融危機，缺德帶冒煙的英國人便想出了個向中國輸出鴉片，以平衡貿易逆差的壞主意。
又跑題了，趕緊扯回來——在古代中國，茶葉只是種奢侈品。但是在中國的周邊，尤其是對於世居於西北兩個方向的遊牧民族來說，因為生活習慣的不同導致茶葉對他們成了“剛需”。可問題是茶葉這玩意在高原、大漠和草原根本無法成活，只能同盛產茶葉的中原王朝進行貿易換取。茶葉貿易的盛行，一方面加強了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無數的糾紛和衝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改變了歷史。
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茶馬古道”、“茶馬互市”就因此而來。而相對比較生僻的“以茶馭番”，因為明朝統治者的自以為是和想當然，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所以在今天被提及的就比較少。
我們今天就來說說“以茶馭番”。
背景：夏夷貿易中，鐵鍋是“剛需品”，茶葉則是“必需品”。
在我們的印象中，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朝史其實就是一部與遊牧民族的征戰史，那些憑藉著快馬、彎刀、利箭不斷騷擾甚至侵略中原，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蠻夷”們，就是一群強盜和匪幫。
其實“蠻夷”們也覺得委屈。因為文明落後、地理氣候惡劣以及物產匱乏這三大因素，使得他們的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尤其是物產匱乏這一條，經常讓他們連最基本的生存都難以保障。所以現實迫使他們不斷向南、向東遷移，以尋求和溫暖、繁榮尤其是物資極大豐富的中原王朝貿易以自存。當然要是換不起或是換不成，難免要做些“沒本錢的買賣”。
其實“蠻夷”也是人，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力，但是文明的衝突在很多時候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事實上從夏商時期的獯鬻到北宋的女真崛起之前，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反覆爭奪的基本都是塞北、西北及其附近的土地——理論上是屬於夏夷之間的灰色地帶，甚至要刨根問底的話，這些地盤還應該算是遊牧民族的傳統勢力範圍。遊牧民族即便是偶爾殺入中原，也是搶掠一番便隨即退走，目的在於財貨而非土地，想成為中原之主更是異想天開（兩晉南北朝時的情況不同，五胡其實是內附的少數民族，當時的塞北之王先後是柔然和突厥）。
只不過兩宋之後中原王朝成了戰五渣，遊牧民族發現“鳩佔鵲巢”的成本遠低於貿易和搶掠，所以才有了蒙元和滿清的入主。
說到夏夷貿易，其實遊牧民族一直處於極其弱勢的一方，原因也很簡單，那就是窮。
遊牧民族能與中原王朝貿易的產品有什麼？無非牲畜及其肉、皮、乳等衍生品而已。那麼遊牧民族想要從中原換回什麼東西呢？那就太多了，比如糧食、布匹、藥材、書籍等等，幾乎任何中原出產的貨物他們都有需求，哪怕像破車輪子之類沒人要的垃圾，都被當成寶貝。在中原地位低賤的商人，一旦進入草原大漠就會成為部族最為尊貴的客人，各部甚至負有保護之責。如果有膽敢攻擊、搶掠商隊的，都會被視為所有部族之敵，會遭到群毆甚至滅族的危險。
在夏夷貿易中雙方的地位是非常不平等的——中原得到的並非必需品，而遊牧民族得不到物質就活不下去
需求眾多也有急緩之分，比如遊牧民族最急需的貨物之一就是鐵器。說到鐵器可能有人就會想當然的聯想到兵器，其實這是想多了，因為遊牧民族最需要的鐵器其實是鐵鍋：
“且鐵鍋為虜中炊煮之日用。每次攻城陷堡，先行摉掠，以得鍋為奇貨……廷臣之議，謂鍋系鐵斤，恐滋虜打造之用，殊未知虜中不能煉炒。生鍋破壞，百計補漏用之，不得巳至以皮貯水煮肉為食，此各邊通丁所具知也。前虜使欲以破鍋換易新鍋，情可知矣。”（《明經世文編·卷三百一十七·為遵奉明旨經畫北虜封貢未妥事宜疏》明·陳子龍）
比如被明朝視為奇恥大辱的“土木堡之變”，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被視為是“一口鐵鍋引起的血案”——在明英宗限制瓦剌人朝貢的規模之前，瓦剌使團曾在一次出使回程中採購了6萬多口鐵鍋，平均一個瓦剌人要背20多口，真真讓人感慨古今擅背鍋者，實莫過於瓦剌人也……可以想見他們對於鐵鍋的需求有多麼旺盛。可是在瓦剌人被限制朝貢後，鐵鍋很快就不夠用了，以至於一個叫楊銘的錦衣衛指揮使在出使瓦剌時，也先直接以鐵鍋缺貨為由發出戰爭威脅：
“你每為大道理來，不曾來作反……有我這裡差去買賣。回回把我的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內留下了。我每奏討對象，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做買賣的鍋、鞍子等物，都不肯著買了。既兩家做了一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因這等，我上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眾頭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著。我領人馬到邊上看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了，大明皇帝知道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正統臨戎錄》明·楊銘）
之後就發生了“土木堡之變”，明軍數十萬精銳灰飛煙滅，明英宗被俘——早知如此，白送也先幾萬口鐵鍋又算個屁事？大明朝就算再窮，也不差這幾萬口破鍋吧？
如果明朝允許瓦剌隨便“背鍋”，可能就沒有土木之變這碼事了
雖然瓦剌人脾氣暴，為口鐵鍋就能大打出手，可“不得巳至以皮貯水煮肉為食”也能湊合。可要是沒有茶葉就真不能忍了，因為那會要命！
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遊牧民族的食物主要以肉類、乳類為主，雖然具有熱量高的優勢，但也易引起油膩、消化不良等問題。長期的單純以肉類為食必然會影響身體健康，所以他們對於去油促消化有著現實的需求。而茶葉裡面富含生物鹼和茶多酚，其促進食物消化、降血脂、醒腦提神、去腥羶等作用很早就被古人發現：
“（茶）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羶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茶賦》唐·顧況）
而這種功能被遊牧民族發現之後，他們就再也離不開茶葉了。對於中原人來說，茶葉是飲品，對於遊牧民族來說，茶葉就像漢人的油鹽醬醋一樣，就是一種必需品。
其二，還是因為肉食這種單一的食物來源，使得遊牧民族普遍缺乏維生素。維生素是人體所必需的物質，對於人體的新陳代謝、生長、發育、健康有著極為重要作用。如果人體長期缺乏維生素，容易導致肌肉乏力、食慾減退、精神不振等問題，因此生病甚至死亡並不是稀罕事。比如在早期遠洋航海的過程中，水手容易染上敗血症而大量死亡，就是因為長期吃不到新鮮蔬菜導致維生素攝入不足造成的。
這對於中原的以穀物、蔬果為主食的農耕民族來說從來都不是問題，可不會種地的遊牧民族就不行了，幸好能夠拯救他們的還有茶葉——茶葉中富有維生素、單寧酸等成分，含量比很多水果都要豐富。茶葉彌補了遊牧民族缺乏果蔬營養成分的問題，因此他們一旦沾上這種東西就再也離不開了。
酥油茶、馬奶茶這些東西，遊牧民族是離不開的
其三，對於生活條件艱苦、物質缺乏的遊牧民族來說，茶葉還是一種包治百病的“神藥”。因為遊牧民族的生活條件艱苦，衛生狀況尤其糟糕，而且缺醫少藥，感染疾病是常有的事情。茶葉具有一定的殺菌、消毒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殺滅口腔、血液和腸胃的病菌，抑制病菌感染。此外，中原王朝供給遊牧民族的多是粗劣的茶磚和茶餅，卻恰好具備保存時間長、不易腐壞的優點，對於缺乏固定水源而且居無定所的遊牧民族來說，簡直是再適合不過的萬能神藥了。因此出現了酥油茶、馬奶茶等具有遊牧民族特色的飲茶方式。
故而遊牧民族對於茶葉的需求尤在其他物資之上，甚至被誇大到了沒有茶就活不下去了的程度：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鹽制。”（《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由“茶馬互市”發展而來的“以茶馭番”是個好政策，但好政策往往是被自己人廢掉的。
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間的貿易往來自漢初便已有之，當時稱之為“互市”（魏晉後改稱“交市”，但隋唐後又改了回去）。不過當時茶葉在中原也尚是一種小眾商品，自然難以納入“貿易清單”，不過這種情況隨著飲茶習慣的流行，在中晚唐時期發生了變化：
“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煑是為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已後盛矣。”（《膳夫經手錄》唐·楊曄）
到了北宋中晚期，隨著茶葉在東南地區的大規模推廣種植，年產量達到了2千多萬斤、茶歲課“得五百六十九萬貫”（《宋史·卷一百八十三·志第一百三十六》），成為國家財政重要支柱，於是宋朝君臣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茶馬互市。因為北宋面臨嚴重的國防危機且嚴重缺乏軍馬，不得不向吐蕃、契丹、党項等部族高價買馬，導致財政壓力很大：“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敵境，實耗國用。”（《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八·嘉佑八年》）更重要的是，大量的銅錢流出，形同資敵：
“鹽鐵使王明言：‘沿邊歲運銅錢五千貫於靈州市馬，七百里沙磧無郵傳，冬夏少水，負擔者甚以為勞。戎人得銅錢，悉銷鑄為（兵）器，郡國歲鑄錢不能充其用，望罷去。自今以布帛、茶及它物市馬。’從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四·太平興國八年》）
這樣一來，既不直接危害國防安全、貨源充足又為遊牧民族喜愛的茶葉，就成了交換馬匹的最佳替代品，於是茶馬互市就此興起。
宋人很懂經濟，自然很會做生意，所以當時的茶馬互市發展的還是很不錯的
明朝立國以後，對銀銅等貴金屬無感（以大明寶鈔取而代之）、尤喜實物稅的明太祖朱元璋，天然就對茶馬互市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易充滿好感，於是延續了宋朝時的政策：
“洪武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裡。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而且老朱還賦予茶馬互市以更加高大上的戰略意義，那就是“以茶馭番”：
“當是時，帝（朱元璋）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戶部尚書鬱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以故遣僉都御史鄧文鏗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約……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裡衛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老朱雄才大略，用國內非必需品的茶葉換來了堪稱冷兵器時代國之重器的戰馬，無論如何都是一筆穩賺不賠的生意。如果這一制度能夠維持下去，大明朝毫無疑問將不必再為缺乏馬匹而困擾，假以時日想必也能訓練出一支具有一定規模、裝備精良而且戰力堪與蒙古、女真一戰的強大騎兵。
“以茶馭番”的初衷是好的，理論上以此為基礎建立一支堪比漢唐的強大騎兵也是可能的
畢竟這樣一支騎兵就算再費錢，也不會貴過為了維持“九邊”防禦、最終把明朝財政活活拖垮的龐大支出吧？更何況有無數活生生的例子已經證明，對付機動性極強的遊牧民族，單純的防守沒有任何意義，唯有以騎制騎、主動進攻才可致勝，方能重現強漢盛唐時揚威域外的榮光。
“有明定製金牌差發，假市易以羈縻控馭，為制番上策。”（《欽定四庫全書·甘肅通志·卷十九》）然而還有無數活生生的例子也告訴我們，任何一個“上策”，最終將其破壞掉大都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
從永樂朝中晚期開始，由於“茶禁亦稍馳，多私出境”，導致茶賤馬貴，曾有過碉門茶馬司用8萬多斤茶才換回70幾匹瘦馬的記錄——這還得了？皇帝火大，於是下旨搞起了嚴格茶禁的運動。而這種指令性的運動往往只能起到暫時性的作用，茶禁很快再度廢弛。
茶禁廢弛的根本原因其實出在明朝內部。
一方面是明中前期承平日久，危機感的喪失導致制度上的懈怠。比如洪武年間規定每年的3到9月，朝廷月遣行人（掌傳旨，冊封、撫諭等事）4員巡視各地茶馬司。所以這6個月裡就要有24個行人往來不絕於途，還經常在出差途中碰頭，可見檢查之嚴格。到了宣德年間，一月一遣就改成了三月一遣，需要出差的行人也就剩下了8個，估計想再“往來旁午”難度就有點大了，如此一來的巡視效果也可想而知。各地茶馬司也跟著上樑不正下樑歪，經常以“茶少”為由消極怠工，“番人”是否以馬易茶全憑自覺，根本懶得去管。
而且朝廷中的權力鬥爭也經常導致茶政朝令夕改，令人無力是從：
“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為令。又以歲飢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再加上吏治敗壞，貪汙賄賂盛行造成私商愈發無法控制，而且最終完成徹底敗壞茶禁“臨門一腳”的，居然還是明朝皇帝：“後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 （《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以茶馭番”政策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官府專營的方式違背了市場規律。
“等價交換”是商品貿易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而從誕生之始便帶有強烈政治動機的“以茶馭番”政策，必然受到官府的嚴格控制。而明太祖老朱雖然是個精擅權謀的政治高手，但顯然對經濟一知半解，所以等價交換什麼的基本不在他的考慮範疇之內。
“以茶馭番”政策的基礎在於明朝的統治者認為可以通過控制茶葉貿易制服夷狄，如果放任民間貿易就會造成“戎羌放肆”。這種無視經濟規律的做法直接體現在茶馬比價上，洪武初年規定河州地區“凡上馬每匹（換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六》）。這與前朝每匹馬動輒能換數百甚至上千斤茶的比價相去甚遠，自然遭到了被殘酷剝削的“戎狄”的強烈不滿，不得不在洪武中晚期將比價增倍。此後茶馬比價雖屢經調整，但也未改變馬賤茶貴的總趨勢。
明朝強大時，蠻夷自然乖乖的茶馬互市。不過等明朝實力不行的時候，蠻夷憑啥還那麼老實？
明朝君臣控制茶馬比價的初衷自然是好的：“將茶價湧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六·梁端肅公奏議五》明·陳子龍）但實際上並未在財政上帶來多大的好處，反而觸及了遊牧民族的根本利益。畢竟這種官府專營貿易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和不平等性，遊牧民族在其中處於完全弱勢和被壓制的一方（畢竟他們能賣出的商品只有牲畜）。尤其是明政府經常出於自身的政治意願或是彼此的外交關係，肆意提高茶馬比價，尤使後者深受其害。於是“戎羌”對此的報復，除了不定期的武裝騷擾、劫掠以外，就是尋求私商交易，給茶馬專營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明初國力強橫之際，遊牧民族面對不平等的茶馬貿易除了隱忍之外並無太多選擇，不過明朝在永樂之後國勢中衰，他們便更多的選擇與價格、質量尤勝官營不止一籌的私商貿易，使得“以茶馭番”實際上流於形式。
有人會認為“馬賤茶貴”的政策固然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對於國內茶農必然是有好處的。但實際情況非但如此，反而把茶農給害慘了。
種茶、採茶、製茶的過程可絕對不像文藝作品中表現得那樣詩情畫意
川陝地區自宋代起就是主要的產茶區，而且距離西北邊境較近，所以是官府茶馬貿易的主要供貨區。從明初開始，官府就不斷招募流民在此開荒種茶，使得當地茶園經濟得到了很大發展。不過官府對於茶葉的壟斷和無限量徵調，使得茶農非但無利可圖，而且紛紛虧損破產，比如宣德年間一個四川茶農的遭遇：
“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欲培植無力，積欠茶課至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急則逃散矣。嗟乎，所產者，非茶也，乃禍之爾。”（《續文獻通考·卷二十六》明·王圻）
特別是到了明中期以後，茶馬司日益腐敗，官員徇私舞弊成風，官商勾結走私販私司空見慣，使得茶農的處境更加艱難，不得不以粗茶、劣茶濫竽充數，而將上等茶葉盜賣給私商，使得官茶的競爭力日趨下降。不僅如此，還造成了官茶積壓。再加上管理不當，造成了大量的官茶腐壞，僅嘉靖十三年，“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燬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明經世文編·卷一百六·梁端肅公奏議五》明·陳子龍）
明朝想“以茶馭番”，“番人”也不是傻瓜——爾予我以劣茶，我還爾以羸馬。也算是公平合理，童叟無欺。
明朝在律法上對於興販私茶有著嚴格的規定：
“反興販私茶，潛在邊境，與蕃夷交易，及在腹裡販賣與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知情歇家牙保，俱發煙瘴地充軍。”（《明會典·律例五》）
而且隨著私茶貿易的泛濫，刑罰進一步嚴厲：“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但無奈私茶之利已經大到了讓人無視律法的程度，根本禁無可禁。
走私這種事情在現代都無法杜絕，更何況明朝，所以查私禁私不可能取得成功
前文曾提到洪武年間駙馬都尉歐陽倫因私販茶葉，被他老丈人朱元璋砍了腦袋，連帶著倒黴的還有知情不報的陝西布政使。這一方面可見明初查禁私販之決心，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私販茶葉的利潤已經大到了讓皇親國戚無視國法的程度。
隨著明朝中後期政治腐敗，邊備鬆弛，明政府對於茶禁的管理愈發的力不從心，民間私茶交易幾乎將官茶擠出了市場。
對此明政府唯一能拿出的措施，只能是順勢開放民間茶馬貿易。不過朝廷中仍不時有恢復“以茶馭番”這一祖制的呼聲，加上政爭不絕，於是朝令夕改之事常有。不過此時已經不是明初，“戎羌”不再畏懼大明的國威，於是就出了大亂子。
寫在最後——清河堡之戰，昭告了“以茶馭番”政策的壽終正寢。
萬曆元年，主持朝政的張居正決定再度打擊民間私茶，便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了一道暫停茶葉貿易的詔書——請注意，張居正並非想要斷絕茶葉貿易，而是為了懲治私商和不法官員，可這份詔書造成的結果卻是使得塞北的蒙古及女真各部的茶葉供應完全斷絕。
早已不可一日無茶的蒙古人和女真人頓時炸了營，紛紛上書要求明朝重開邊禁。而且在一開始，他們並沒有放棄和平的努力，比如王兀堂——這個在史書記載中“與它酋異，不搶掠明邊，頗守法”的建州女真首領，便向遼東巡撫張學顏提出，只要開放清河的茶馬互市，他自願“請得納為質子”。結果連這樣的要求都被明政府斷然拒絕，絕望的蒙古人和女真人在札薩克圖汗的號召下結成聯軍，攻打清河堡。
清河堡之戰也可以被稱為“茶葉戰爭”
明朝守軍自然拼死抵抗，這一仗斷斷續續的打了三年，其結果是明守將裴成祖戰死，明政府宣佈重開茶市，於是無心戀戰的蒙古和女真聯軍瓦解，清河堡再次成為茶馬邊貿的重鎮。
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原點，其實不然。經此一事，尤其是主張“禁私茶、興官茶”的張居正死後失勢、還差點被萬曆皇帝朱翊鈞鞭屍以後，明朝再也無人重提“以茶馭番”，彷彿這事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一樣。從此直到明亡，邊貿中便只有私茶而無官茶。
明朝的“以茶馭番”之策就算是無疾而終了。
《明史》對此做過總結：
“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奸弊日生。洎乎末造，商人正引之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奸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明史·卷八十·志第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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