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東隸于山東”現象是明代所特有的，二者之間不僅有著政府確立的行政制度上的聯繫，還有著以移民為基礎的民間社會融合。明朝初年，遼東所需糧食、布匹等後勤物資大多由山東海運，經濟上的支援很好的加強了二者的密切聯繫。但此後，海禁政策無疑削弱了原有良好聯繫，隔著渤海海峽的遼東與山東關係逐漸淡薄，甚至發生了區域利益衝突。

那麼明代遼東與山東之間的地域認同現象是如何演變的呢，下面阿谷簡單講述自己對此看法。

明代“遼東隸于山東”的密切關係

成化十二年（1476）明代著名學者丘浚稱“遼左舊隸山東藩司” ，嘉靖三十七年（1558）薊遼總督王忬也曾說過“臣謹按，山東、遼東舊為一省”，時人多持此種看法。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在遼東設置屯田，但卻未給遼東建制復“行省”，“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此後，戶部山東清吏司分管遼東都司，刑部山東清吏司帶管遼東都司，遼海東寧道與遼東巡按通常也被稱為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遼東生員徐潮說：“遼東學校見屬巡按管理，與直隸提學事體相同。” 事實上，不僅僅學校管理，遼東分守道、分巡道、兵備道、管糧通判、撫民通判、課稅司大使等文職官員也“寄銜”于山東。正德年間的兵科給事中屈銓因此感慨道：“遼東地方雖稱邊境，其分巡、分守等官以至錢糧吏役俱出山東。”

此外，遼東都司土地人口方面的統計通常被併入山東布政司名下，即使其依舊作為軍事系統管理的原有耕地。在統計全國土地時，遼東方面可以獨立統計並且上報戶部，但公佈的名義實際上是以山東布政司。洪武十四年和洪武二十四年有過兩次人口統計，山東布政司公佈人口數分別是5196715人和5672543人，十年間增長了四十七萬五千八百二十八人，這理當是遼東都司人口與山東布政司十年內新增人口的總和。洪武十四年，由於明廷與北元納哈出進行戰爭，遼東軍籍無暇統計，此後統計才導致了山東布政司的人口的“爆炸”。

在明代官方修訂的總志中，遼東都司及屬下的25個衛、2個州被附在山東布政司卷次中，與隸屬於山東布政司的登州府、萊州府同在一卷。自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明滅，官方民間普遍認定遼東歸屬山東，顧炎武《肇域志》一書中便有所體現。

山東籍移民對遼東文化風俗的影響

明代遼東是一個重要的移民遷入地，山東移民便佔據多數。僅僅以軍籍統計，遼東25衛，每衛5600人，而遼陽定遼左衛成建制5600人全部為青州土軍，定遼右衛則有5000萊州土軍。僅這二衛的軍籍及家屬便應超2萬人，何況是25衛。此外，山東移民還不僅僅是軍籍，登遼海運提供大量戰略物資的同時也帶動了商貿交流，山東移民隨船過海便有一部分紮根遼東。

大量山東移民還可以從遼東地方文化尋找蹤跡，東嶽泰山崇拜便是如此。泰山位於山東中部，卻在遼東有著數量不少的東嶽廟。從《遼東志》可以知道，遼陽和廣寧城都有東嶽廟。東嶽廟便是山東移民對於家鄉的依賴與情感，是其心理上的共同意識與認同感。此後，

東嶽廟

弘治七年（1494年）《遷建廣寧東嶽廟記》說：“泰岱在山東，受封東嶽，其廟貌傳之已久。雖遐方別郡人，尚皆知敬仰，況遼在山東域內，而禍福固神之攸司，崇禮尤人之當盡，於遼而建廟者，其行宮也。”

在這裡官方也強調“遼在山東域內”，遼東東嶽廟乃泰山神行宮。

此外，我們所熟悉的明代官員籍貫迴避制度也能側面反映遼東與山東的關係。弘治十五年（1502年），遼東巡撫張鼐自述道：“未幾，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山東人未有官於遼者，孝考特命自鼐始雲。” 此前，山東人不能在遼東做官，無疑反映了明廷將兩地視作一省的認知現象。

明代“遼東隸屬於山東”有其行政上的從屬關係，也有民間移民文化的影響。

海禁政策下的遼東與山東

“遼東隸屬於山東”很大程度上還要歸因於經濟上的往來，登遼海運上絡繹不絕的糧食、布匹等後勤物資無疑正起著這種聯繫。明代海禁政策時常有之，這無疑嚴重削弱了隔著渤海海峽的兩地原有聯繫，二者逐漸淡薄甚至走向區域利益衝突對立面。

嘉靖年間由於“爭貢事件”導致了海禁政策的加強，遼東與山東之間的海運停止，渤海海峽兩地的正常往來中斷。《皇明從信錄》記載道：“遼東原屬山東，士子赴試艱遠。嘉靖甲午，改附順天。” 海禁還導致了遼東赴考學員不得不改到順天府參加鄉試，兩地民間聯繫也就得到進一步的阻礙。時人稱：“山東與遼名為一省，如人一身……關隔於中，使兩地秦越千里，若不相屬。”

爭貢事件

萬曆年間，又嚴令登遼海禁，海船一概受到毀壞，“寸板不許下船”，兩地實際上已經隔絕開來了。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失去走動的遼東山東便是如此。

前面講到的山東人士張鼐出任遼東巡撫，而此後八年間更是存在三名山東籍遼東的最高行政長官。也就是說，籍貫迴避制度在遼東山東不再嚴格管制了，這側面反映了官方對於二者關係的淡化。

海禁政策下遼東山東失去了往日的親密關係，明末甚至發生了地域衝突。

萬曆末期，明與後金在遼東爆發戰爭，隨著戰場的敗退，遼東半島軍民紛紛越海逃向山東登州、萊州一帶，與山東本地居民共同生活。這些大量外來逃難人員無疑給山東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壓力，遼東人與山東人矛盾日漸加大。崇禎四年（1631年）閏十一月二十八日，由於避難山東的遼人和遼軍問題一直未得到妥善解決，又與山東土著居民間的地域矛盾激化，最終引發了吳橋兵變。明廷耗時18個月才打敗叛軍，此次事件改變了明清雙方軍事平衡，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事實上，山東居民還有著文化習俗上的優越感，視逃難遼東人為“傖荒”，即荒遠粗陋之地南渡人士。遼東此前是處於遼、金、元控制下的，此後明代則實施衛所軍營制，因此文教事業相對較差。

嘉靖《全遼志·風俗》中記載道：“人勇悍，敢於急人，愚質少慮，輕薄無威。四民之中，農居其三。識點畫形聲之文者堇堇可數，若究義理、曉法令，則若空谷之足音焉。”

明代遼東人淳樸尚武，文化方面相對薄弱，甚至視讀書如苦役。景泰年間，甚至出現了遼東衛庠學校需要拘捕生員前來讀書充數的事件。

與山東人發生衝突的遼東人中，“家世登州”並不少，即山東人後裔，這其中包括了吳橋兵變中的遼軍將領孔有德、耿仲明。

究其原因，海禁政策導致了兩地聯繫的斷隔，且管理制度、現實生活環境等等因素，使得兩地文化風俗差異越發明顯，遼東山東“原系一省”的概念便漸漸消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遼東山東出現的這些地域認知差異和摩擦矛盾並不為外人所熟悉，其他省份民眾依舊視為一體。嘉靖年間庚戌之變，仇鸞率領的山西大同軍前來勤王，中途卻冒充遼東朵顏軍隊劫掠京郊村落。時任兵部尚書的丁汝夔不敢對其加以制裁，而不明真相的民眾卻以為是山東籍的丁汝夔包庇遼東同鄉，才對此事置之不理。在官修志書及行政劃分上，遼東山東仍為 “一家”，外人也因此普遍認為遼東、山東為同一地域，實質上兩地的關係已逐漸趨於鬆弛。

結語： 遼東、山東兩地的地域認同差異與其地理環境、歷史文化差異等有諸多關係，明初行政制度上的聯繫使得兩地此後一段時間形成了密切的整體，但海禁政策無疑阻礙了關係的維持。地域認同並非簡單的行政規劃，還需要有文化、經濟等多方面的往來溝通以消除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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