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医生回述:发现疑似病例之后

“12月底,人传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出来。”

武汉医生回述:发现疑似病例之后

1月31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抢救室,几名医护人员在门口待命。 温如军/摄

“以一个医生的常识判断,这种病不可能不会发生人传人。”

从2019年12月初发现病例、2020年1月初出现一定规模病人传染,武汉当地对外发布消息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所有人都信了。于是,一千余万武汉市民加上数百万流动人口在一座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城市随意流动。

一线医生作为亲历者、吹哨人,他们的专业判断和直观感受却被忽视,直至疫情大爆发。

“事情严重了”

每年的秋季和冬季,是甲型流感病毒高发季节,尤其是儿童人群。中国流感中心1月4日发布的流感周报显示,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2019~2020冬春季流感流行季节,且仍有上升趋势。流感病毒以甲型 H1N1,也就是“甲流”为主。

王敏(化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作为武汉一家三甲医院感染科的护士长,她已经不记得多长时间没有回家陪孩子了。自从去年流感高发的12月份开始,不停地有甲流病人涌入医院。最多的时候,王敏的科室一个晚上收治了20多名儿童甲流患者。

武汉医生回述:发现疑似病例之后

2月1日上午,患者在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输液室前排队等待。 温如军/摄

过了半夜还在加班,对她来说已成那段时间的家常便饭,总感觉有“看不完的病人”。有时她在值班室里睡上一会,第二天一大早又开始收治病人。

实在太辛苦了,科室里甚至有同事直接辞职不干了。

“整个医院就是在超负荷运行。”王敏告诉《中国慈善家》,12月29日,这一天收治的病人数达到了峰值,王敏的科室一共收治了82名甲流儿童。

当天中午11点左右,医院领导突然通知医务人员临时开会。在会上,领导并没有说太多信息,只是通知说“下午要开始收不明原因肺炎病人”,需要准备好病房。

科室负责人李丹(化名)提出反对意见:“这会对80多名孩子造成严重的威胁。”

但最终,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决定还是要执行。“甲流的治疗周期一般是3至5天,我让孩子们能出院的就尽量出院,不能出院的也做好保护。”李丹告诉《中国慈善家》,12月29日,80多名儿童甲流患者基本上全部出院。

李丹和王敏、还有其他同事一起,组建了一个隔离病区,用于收治其他医院转院过来的7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当天晚上,他们科室又陆续有了10名同样症状的患者。

李丹有数十年的从业经验,经历过2003年非典(SARS)疫情——彼时,这个医院收治的首位非典疑似病人,就是由李丹处理的。也正是凭借多年的经验和直觉,她做出建立隔离病区的决定。

据李丹回忆,12月29日接收的十多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少数病人呼吸困难,胸片呈双肺浸润性病灶。

按照规定,每到流感高发季节,医院都会慎重处理发热病人。据官方提供的数据,往年同期,武汉市发热门诊日均就诊人数在3000例左右。今年疫情发生后,这一数字最高曾爬升到1.5万人。1月29日,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刘英姿披露,最高峰时,该省一天内有4万人到发热门诊就诊。

但即便是“见多不怪”,12月29日当晚,李丹还是被接连出现十几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吓到了”。

12月30日是星期一,有同样症状来医院就医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有些患者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当天,李丹负责的病区的40多张床位很快就住满了病人。

随后几天,仍有患者源源不断前来就医,李丹感觉到,事情严重了。

“因为大家对这个病没有认识,病人的情绪也不稳定,那时已经有声音说‘非典’卷土重来,大家心里充满了恐惧感。”李丹回忆。她开始嘱咐医护人员既要保护自己,又要安抚整个病房里病人的心理。

“连轴转”开始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常态,他们上班不敢喝水,“因为坐下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身”。

更糟糕的是,虽然有很多经验,也都做了防护,李丹负责的病区里,还是有护士被感染了。

“人传人”

凭着多年在传染病领域的专业经验,李丹一接触到后来被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病例,就觉得这个病不简单。在她的科室里,医务人员一方面加大防护力度,一边采集了这7名病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并送往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进行检测。

武汉病毒所与李丹所在的医院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2019年4月23日,两家单位签署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在手足口病、艾滋病、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结核病等领域开展合作,进一步促进基础与转化医学研究和临床的融合,全面提升双方的科研能力。

在病房里,防护也提高到了最高级别。“那时做的不是一般的防护,而是三级防护。”李丹说。

根据相关规定,医疗防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二级防护要求相关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留观室和专门病区必须戴12层以上棉纱口罩,穿工作服、隔离衣、鞋套,戴手套、工作帽,每次接触病人后立即进行手清洗和消毒。三级防护,适用于为病人实施吸痰、气管切开和气管插管的医务人员,在二级防护基础上,还应当加戴全面型呼吸防护器。

武汉医生回述:发现疑似病例之后

2月2日,武汉协和(西院)行色匆匆的医护人员。 温如军/摄

“三级防护”属于最高防护级别,几乎全天都被包裹在防护服下,就像整个人闷在一个厚厚的塑料袋里,“隔着N95口罩,不说话就已经开始喘粗气了。”

“如果只是一般的传染病,我们怎么会未卜先知地去隔离病人、上三级防护?”在向《中国慈善家》回忆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李丹如此反问记者。她表示,警觉性一开始就有,对于很多传染病经验丰富的医生来说,他们能从患者的CT影像中一眼就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某专科交流群内,发现疑似SARS的消息不胫而走,消息绝非空穴来风。

“病人测了是SARS,怎么办?”12月30日,李丹认识的一位做二代测序的同行,发来微信。李丹当天向医院领导打电话,汇报情况,电话无人接听,她就在微信留言。

“你又在那儿瞎讲,你不就说的是同济医院那几个病人吗?”李丹后来被领导一顿数落。

“我说的不是同济的病人,是咱们医院的病人。”李丹解释说,如果只是同济医院的病人感染了这种奇怪的病,问题可能还没那么大,但其他医院的病人也有类似情况,这绝对能说明存在传染(人传人)现象。

不久,武汉同济医院的同行因“造谣传谣”被约谈、处分。李丹隐晦地向专科好友打探,但对方三缄其口,更加让人觉得事情不简单。

医院领导让李丹向同行要到“疑似SARS”患者的CT片,看了CT片子后,李丹更是坚定了对“传染性”的判断。

回想起来,李丹特别庆幸当初坚决让80多名甲流儿童出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接下来的几天,医院已是人满为患。12月30日,李丹科室的40多个床位全部住满,医院开始拆分其他病区,用于收治肺炎病人。

“12月底,我们就已经判断出来,这种传染性的病毒是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系,因为他们大部分病人之间都相互认识。有些来就医的病人甚至说,我的亲戚在哪哪住院也快不行了呀。他们要么是一个家族,要么就是一起打麻将的人。”李丹告诉《中国慈善家》,第一批病人中,有些人要么与华南海鲜市场有直接关系,要么就是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属于聚集性发病。

“12月底,人传人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有点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出来。”李丹说。

“太寒心了”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李丹也不能理解上述说法。作为一线的医务人员,她和业内人士会私下交流这个事情,但没有过多“声张”。

2020年第一天,武汉市公安局官微发布消息称,武汉部分医疗机构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但是有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就擅自在网络上发布和转发不实消息。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对于8人进行了传唤,并且进行了依法处理。

武汉医生回述:发现疑似病例之后

2月1日,一位警察在武汉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外面脱掉防护服。 温如军/摄

值得一提的是,这被“处理”的8个人都是一线医务人员,有的人甚至也被感染了。

当天,武汉市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在随后的10天内,并未公布其他防控措施。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12月31日,香港食物与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已召集媒体,呼吁市民戴口罩,全体医护人员做好防范措施。

而在武汉,即使在1月20日前,大街上戴口罩的人也并不多。

有医生问地铁职工为什么不戴口罩,对方说是领导不让戴,怕引起恐慌

“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

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办、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

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他们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大家,“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患者态度的转变

李丹收治的第一批患者中,有一位60多岁的病人,让她印象极为深刻。

每天一进病房,她就听见这位病人在抱怨:“你们这技术不行,打针打得太烂了太疼了,把我们当瘟疫一样看待,我要投诉你们!”

“因为当时医护人员都戴着面罩和手套,加重了病人的恐慌,加上病人又多,对一些需要特殊关照的患者确实做得不够。”李丹坦言。医护人员也想多做解释工作,但患者听不进去,看见医护人员就抱怨。

在当面不听劝的情况下,李丹多次给这位病人打电话。在电话里,李丹感觉到他情绪几近奔溃。在李丹看来,他的抱怨是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毕竟身边有不少病友倒下了。

“当初由于对外公开的信息不多,大家对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知道的不多,只知道是一种传染病,而且传染性很强,觉得自己会死掉。”李丹说,“很多病情较重的患者,一见到护士就说,我的这个朋友死了,那个也死了,我会不会也死掉。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

幸运的是,那位60多岁的患者活下来了,经过治疗,终于得以出院。

当李丹和同事将他送到门口,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对不起,误解了你们了”。第二天,李丹又接到这位患者的电话,他告诉李丹,不需要退他的剩余住院费,这些钱都捐给医院。

随着关于这次疫情的信息发布越来越多、越来越透明,不管是患者还是民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认识的加深,恐慌的情绪才逐步缓解。

除夕那天李丹没有回家。从12月底开始收治不明原因肺炎病人,到1、2月份疫情全面爆发,李丹和同事已经忘了“过年”这回事,“就感觉一直是在上班”。除夕当天,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发照片,才想起来那天是大年三十,李丹和同事们就在办公室里自拍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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