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現今的話說，被譽為“江南第一支筆”的唐大郎先生也是一位“娛記”，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眾多充滿煙火氣息的小報上，大半都有唐大郎的文字，他每天固定地要為五六張報紙撰稿，除了生活秘辛、時事雜感，還有大量精彩紛呈的文藝圈消息。那時候的“娛記”不像現在條線劃分精細，電影、戲劇、曲藝、音樂、美術、文學、出版……都是要一把抓的，也沒有什麼“統發稿”，所以，唐大郎深扎文藝圈，用他自己的話說，天天“混跡”其中，以致一年到頭沒在家裡吃過幾頓飯，我自己也曾當過十數年“娛記”，深知要做到這樣是很不容易的，其實就是勤奮與投入。
讀中華書局近日出版的由張偉、祝淳翔編輯的《唐大郎紀念集》，對這位前輩有了更多的瞭解。為了做好電影報道，唐大郎深度介入影片創作，常常與夏衍、黃佐臨、桑弧、曹禺等影人探討劇本，還時時泡在電影公司或拍攝現場，所以，他寫出來的影劇消息就“獨此一家”。比如他寫影星金焰抗戰結束後回到上海，老友們為他洗塵，“老金負醉來，知其好飲猶不減當年也。席上談笑甚豪，愚問老金，謂上海報紙，謂汝在抗戰期間，營商頗能富，亦可信乎？則曰：不可信。……老金猶壯碩，面目無減，而豪氣英才，亦如往昔。是日，（吳）祖光著一汗衫赴宴，睹者大奇，祖光曰：我特以頑童姿態出現耳。”
唐大郎的影劇評論寫得很是到位，這與他的舞臺實踐不無關係。他曾在桑弧編劇、朱石麟導演的電影《靈與肉》中飾演角色，還與周信芳、桑弧、胡梯維、金素雯等合演話劇《雷雨》。他更是一位資深京劇票友，與李少春、周信芳搭檔演《連環套》，與名旦角章遏雲合作《狸貓換太子》。吳祖光記述一晚冒寒到西藏路看戲，快到唐大郎出臺前，觀眾又是吹哨子，又是喊名字，可見他氣場強大。舞臺上的他脫掉眼鏡，目光裡有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氣，眉心一抹胭脂最為俏皮，額角低，下巴短，面橫闊，就像魏碑裡的“圓”字，他沒戴襯領，所以脖子全部亮出，顯得頭大頸細。當時，漫畫家丁聰忍俊不禁，為其造像一幅。那天，唐大郎的一舉一動、一說一唱，都引得觀眾喝彩。他開唱後第三句便忘了詞，觀眾笑得起鬨，但他不慌不忙，偏著頭用力想，想起來了接著唱，颱風出奇之穩。結果，後來出場的李少春完全沒了光彩，因為風頭都讓唐大郎給蓋住了。其實，在另一位著名報人金雄白眼裡既沒有唱戲的喉嚨、也沒有演戲的訓練的唐大郎，經常上臺票戲，也是有著為文的鼓勵的。說起來，今天的“娛記”真還沒有他的這等勇氣和本事，有一次，一位導演叫我去一部電視劇裡露下臉，我一聽就嚇得落荒而逃。
唐大郎性情豪爽，不媚俗，也不畏強。老作家、老記者舒諲回憶道，唐大郎並不專寫名伶，一旦發現可以造就的人才，必為之奔走揄揚。京劇名家張文涓十四五歲時還落泊在福州路茶館裡唱髦毛戲，唐大郎認定這個女孩日後定成大器，就寫文章宣傳她，張文涓這才得以受到關注，後來北上拜餘叔巖門下，成為繼孟小冬之後的餘派傳人之一，這與唐大郎的獎掖提攜是分不開的。唐大郎不像如今有的“娛記”，拉幫結派，只逐利益，沒有立場地瞎捧胡吹。事實上，唐大郎筆墨潑辣，可謂罵人罵出了名，對於社會及娛樂圈裡的汙濁人事，他在報上寫文詈罵，聲勢驚人。唐大郎自剖說：“我一向在文字上罵人，都一貫的酣暢淋漓，連蘊藉都不懂。”但他既快意恩仇，又心地肫摯，比如，1940年費穆拍攝的電影《孔夫子》上映，影片中孔子在亂世春秋對其弟子諄諄而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看，強國欺凌弱國，亂臣賊子到處橫行，殘殺平民，生靈塗炭，拯救天下之重任，全在爾等每個人身上！”可說這正表達了費穆自己的心聲。孰料，在當時上海一片紙醉金迷、奢靡成風的社會背景下，影片賣座不佳，文藝界甚至有一批人還乘機落井下石，嘲笑費穆的迂腐和不識時務。就在這時，唐大郎伸出了援手，公開發文聲援費穆：“他們根本沒有欣賞藝術的能力，何況，《孔夫子》的陳義，又如此崇高。”唐大郎的仗義執言，我覺得當為今日“娛記”所發揚。
當然，唐大郎並不是什麼“娛記”，他是真正的成就卓著的報人、作家和詩人。（簡平）
閱讀更多 新民晚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