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厚葬之风长期处于主流地位。两汉时期，厚葬之风更是盛行。在探讨汉代厚葬的各种具体原因时，一般都会把汉代的厚葬之风与当时的孝观念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汉代重视孝道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小编认为<strong>汉代厚葬之风其实并非统治者极力宣扬的孝观念所导致

一、厚葬之风的出现远早于孝观念的产生

关于孝观念产生的确切时间，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周代，但孝的基本含义明确转为“善事父母”则是战国及其以后的事情，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

而厚葬之风则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初见端倪，其中灵魂不灭观念应是厚葬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灵魂不灭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能祸害或保护子孙，干预人事。在这一观念影响下，人类丧葬习俗中出现了厚葬现象。既然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有知，人们便不惜重金厚葬去换得死后的富足与安宁。生者无愧，死者欣慰。在这种观念和心理的影响下，厚葬便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习尚，并久盛不衰。

厚葬之风则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初见端倪，其中灵魂不灭观念应是厚葬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古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说法。于是，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如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第152号墓，墓主虽只是一位三四岁的女童，但墓中却发现有木质棺板，另外还出土有陶器、石珠、石球、耳坠等随葬品79件之多。发掘者认为，对三、四岁的女孩如此厚葬，必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厚葬”，与后世真正作为社会浮侈风气之表现的厚葬，其规模和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却至少表明最初的厚葬形式已经出现。

在商代，还出现了中国丧葬史上的第一次厚葬高潮：不仅有大量昂贵的青铜器随葬，还出现了人殉、人牲现象，而且墓室极其讲究，规模浩大。

试想，若没有灵魂不灭观念对墓葬行为的影响，要在几千年前的社会聚敛这么多的财产随葬，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在这段较长的时期，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孝观念实际上还根本不存在。

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仍能祸害或保护子孙，干预人事

二、孝的本质与厚葬毫无关系

孔子对孝观念有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孝至少应该包括“养”与“敬”两层最基本的含义。“养”是孝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但从孝的实质来看，“敬”才是孝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养只有在心中存有敬意的前提下发生才能称为孝，孝是敬之心与养之行的结合。可见，儒家所重视的孝，首先应该是要有敬心，然后才考虑孝行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两汉名士批评时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而发出的愤慨。

关于孝观念对厚葬之风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这种特有的儒家伦理思想反映在丧葬习俗上便是厚葬，有学者甚至认为对“死人”的孝，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重视丧葬和丧葬质量。事实上，这种理解或许恰恰正是忽略了孝的本质，从而误将厚葬之风归因于儒家所倡导的孝道观念。

在孔子看来，孝至少应该包括“养”与“敬”两层最基本的含义

三、厚葬的某种意义上只是活着的人借助死者向外界炫耀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方式

早在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社会形成的初期，人们的丧葬观念和习俗就曾发生了鲜明的变化。在受灵魂不灭观念驱使的同时，厚葬也开始成为统治者炫耀自己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汉代厚葬之风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盛行的，而且愈演愈烈。这种情形的出现，除与灵魂不灭观念以及当时社会财富显著增长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之外，按照时人及后人的理解，似乎还与儒家和统治者所提倡的孝道有着直接甚至是极其重要的关系。如西汉末年京师游侠原涉就认为厚葬是履践孝道，“令先人坟墓俭约”则是“非孝”的行为，当时甚至还有地方官吏出于提倡孝道的考虑，反对节葬。

不过，从文献描述的众多厚葬事例来看，造成厚葬的深层社会心态并不仅仅是单纯行孝的表面文章，如同饮食生活中的宴饮活动和婚姻中的大办喜事，汉代人强烈的面子感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厚葬的兴起，主要原因之一，是葬事的主持者往往以此作为炫耀自我之地位和财富的方式。葬事，从实质上说，是生者之事，而非死者之事。丧事的规模，实际上于死者较为次要，而于生者更为重要。

事实上，汉代厚葬之风正是兴起于统治阶层特别是王侯、外戚和宦官等的奢侈行为。这些人往往既是政治上的受益者，又是经济上的富有者，有能力逾越礼制，行奢侈之风。厚葬之风之所以屡禁不止，正与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奢侈行为密切相关。

汉墓珍宝

四、实际上儒家学者和统治者大都极力反对厚葬之风

儒家主张葬制以礼，更讲究慎终追远，强调丧事应以心哀为主，反对徒具表面形式的厚葬之风，对逾礼的厚葬行为更是持强烈批判的态度。如《礼记·檀弓上》中有孔子倡导薄葬行为，主张“死欲速朽”的言论，明确表示了对厚葬行为的否定。

儒家抵制厚葬之风的传统在汉代得到了继承。汉昭帝时，贤良文学对厚葬风气就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很深刻地把握到当时厚葬的实质，知晓与孝道无关，仅是由统治集团所倡导的淫侈之风的一部分，于是加以严厉的谴责。

当时朝廷中斥责厚葬之风的，正是这些以经学起家的儒吏，他们对败坏社会风俗的外戚和宦官恨之入骨。有学者甚至认为，东汉名士坚持薄葬，其深层的文化意蕴是清流阶层对浊流阶层的反动，是一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提倡节俭，反对厚葬也是两汉政府引导风俗的重要内容之一。汉代厚葬风气很浓，面对厚葬奢侈之风以及这种风气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统治者深感忧虑。为改变这一风气，他们甚至身体力行，以自身行为作为榜样，提倡节俭和薄葬。

如汉文帝一生俭朴，他本人常穿绨袍，所宠爱的慎夫人也只穿较短的衣裙，临终前，文帝又下薄葬遗诏，明确丧事从简。

霸陵薄葬，在中国古代丧葬史上被传为千古佳话，也成为帝王节俭的著名典范。不过，对于霸陵是否真的坚持了薄葬原则，争议也千古未息。事实上，不管汉文帝霸陵是否薄葬，均不可否认其所下薄葬遗诏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传，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倡导薄葬之风。

霸陵

随着社会奢靡之风的盛行，两汉统治阶层在文帝安葬后不久就已开始为矫正当时厚葬奢靡之风而大力称颂和宣扬文帝的“薄葬”了。如针对汉成帝大起山陵而靡费天下的情况，宗室大臣刘向在上书劝谏中，就明确提到文帝“薄葬，不起山坟”。可见，在西汉后期时人的观念中，文帝的“不起山坟”已是属于薄葬。

东汉时期，厚葬之风较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建武七年，由于王侯外戚们“葬埋僭侈”，导致社会风俗败坏，为此光武帝亦曾诏令薄葬。受文帝影响，光武帝遗诏也力主薄葬。值得注意的是，在薄葬诏令中，光武帝不仅没有感觉到孝子和薄葬之间存在冲突，而且反倒认为薄葬是孝子所应当贯彻执行的一种行为。

如果我们认识到儒家思想是反对厚葬的，那么对光武帝薄葬诏令中孝子、薄葬并提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由此看来，认为光武帝薄葬诏令“用所谓的忠孝之义来劝导，无异于扬汤止沸”的观点或许还需要再慎重考虑。

其后，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章帝建初二年、和帝永元十一年以及安帝永初元年、元初五年，都曾下诏禁止厚葬。在皇帝不断发布诏令禁止厚葬、要求薄葬的倡导下，两汉众多深受孝观念熏陶的文人或士大夫也反对厚葬之风，而且身体力行，崇尚薄葬，表明薄葬之风已越来越为一些明达官员所认同。

结语：<strong>通过小编前面的讲解，大家可以看到儒家孝观念本身是反对厚葬的，汉代厚葬之风的形成并非由统治者倡导的孝观念所导致，而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光武帝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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