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州行者
我們都知道，唐朝時期，國家興盛，中外交流密切，其中，與日本的交流往來是非常頻繁的，接下來我就介紹幾位著名的日本人來中國學習的例子！
日本僧人：空海
空海是唐貞元二十年來到中國，在長安青龍寺學習密宗和漢學的，回國之後，創立佛教真言宗，又稱“東密”。空海所著有《文鏡秘府論》、《篆隸萬象名義》等書，保存了不少中國文學和語言學資料。
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中國名字晁衡），隨第八次遣唐使來到中國，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之一，開元年間參加科舉考試，還中了進士。而且官至秘書監，相當於現在國家圖書館館長。
阿倍仲麻呂與唐朝著名詩人王維、李白、等都有過親密交往。阿倍仲麻呂有一次渡海回國，中途遭遇不測，但是生還了，李白以為他遇難，還作了一首詩，叫做《哭晁衡》。阿倍仲麻呂可以說是中日文化交流傑出的使者。
吉備真備
吉備真備是日本奈良時代的學者、政治家，曾兩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吉備真備回到日本後，帶回了許多種類的書籍，日本朝廷禮儀、曆法改革的完善和改進有很大影響。
吉備真備在大唐留學時就已是圍棋高手，傳說圍棋的棋盤、棋子最初都是真備從大唐帶到日本之後才傳播開的。吉備真備還利用漢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對創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起過重要作用。
除了這幾位之外，還有其他許多人。如南淵清安、南向玄理等都是仿照中國井田制度實行班田制，促成了“大化革新”的關鍵人物。
歷史舊時光
盛唐時期，日本派過來很多譴唐使來學習唐朝先進的文化經濟，併為中日友誼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那麼，比較出名的有哪些呢？
阿倍仲麻呂
阿倍仲麻呂，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留學生之一，漢名晁衡。
中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寫過一首著名的詩，叫《哭晁卿衡》，說的就是阿倍仲麻呂，可見其知名度有多高。
那麼，他是怎麼來到唐朝的呢。
公元631年，日本舒明天皇第一次派出了一支由學問僧和留學生組成的“遣唐使”船隊。晁卿衡就是遣唐使中的一員。他來中國時19歲，因為學習勤奮，又博學多才，他很快被唐玄宗賞識，先後任校書、左補闕、秘書監、左散騎常侍和鎮南都護等職。與李白同朝為官，感情深厚。
公元753年， 56歲的仲麻呂搭乘遣唐使船回日本，中途遇險。李白誤以為晁衡已經遇難，非常悲痛，寫下了著名的《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這首詩，成為中日友誼史上傳誦千年的名作。
晁衡逃生後，輾轉又回到長安，繼續在唐朝任職，73歲時在長安逝世。
晁衡在中國生活、工作長達54年之久，為中日友好事業做出了傑出貢獻。
藤原清河
藤原清河和晁衡一樣，也是隨遣唐使一同來到中國。並同晁衡一同搭船回日本的時候遇上暴風，所幸的是藤原清河同晁衡一同活了下來。之後他們歷經艱險，輾轉跋涉，2年後終於返回大唐國都長安，不久，藤原清河被唐朝廷授予秘書監一職。
藤原清河的家族是日本皇室外戚，日本朝廷當然不會讓他長期滯留異國他鄉。759年春，日本淳仁天皇任命高元度入唐接藤原清河。
然而，由於唐朝廷忙於平亂，高元度等人在長安呆了一年多都未能得到唐肅宗的接見。直到761年初，唐肅宗才敕書與高元度，說的就是國家現在動亂，擔心藤原清河回國路上不安全，你自己先回去吧。
其實，唐肅宗不放藤原清河回國並不是擔心路上不安全，而是想將他作為換取日本援助的籌碼。
日本天皇心領神會，隨即著手準備向唐朝提供援助。不過，日本去援助的遣唐使團不是觸礁船破就是遇大風而被迫返航，始終沒有成功，加上聽說太上皇（玄宗）、少帝（肅宗）並崩的消息，於是，接藤原清河回國的事就擱置了。回國無望的藤原清河也在唐結婚，並生育了一個女兒，取名喜娘。
幾年之後，日本才有派遣唐使來接他， 只是他年邁已高，只好派女兒喜娘回日本探親。喜娘到日本後，在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引起了極大轟動，藤原家族更是激動萬分。
同年，藤原清河在唐朝病逝。消息傳到日本，日本朝廷追贈他從二品官位。
林川sourire
還有一位在考古中發現的人物：井真成。
迄今為止唯一一塊出土的日本在華遣唐使墓誌銘，就是井真成墓誌銘。
浪峰上的浪峰
733年春天，日本難波港，井真成等五百多名遣唐使，即將分乘四艘巨大的 木帆船，去往蒼茫大海的西岸——大唐中國。
正值唐風席捲的奈良時代天平年間，日本朝野上下對遣唐使格外重視，帆船披著綵綢依次排列在港內，聖武天皇也親臨現場設宴，侍臣們則唱起了御製送行歌：
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聯翩，
不日平安歸航！
而後，帆船載著五百多名使團成員，在祥和悠長的祝願聲中緩緩離港。
自聖德太子在60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後，一波波日本貴族青年前赴後繼渡海西去，而唐制、唐律、唐裝、唐詩，乃至作為日本假名底本的漢字，則陸續隨之東來。到這次第十批遣唐使出行時，已形成了唐風臻於極盛頂點的“天平文化”。
此時的大唐，是開元二十一年，也正處於王朝乃至整個帝制中國的巔峰盛世，“吞吐文化的能量最大”。於是，這一時期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長河中浪峰上的浪峰”（武安隆《遣唐使》），日後成為李白摯友的阿倍仲麻呂，回國後利用漢字創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備和為日本製定《養老律令》的大和長岡等人，都是在這個時代來到了大唐。
在井真成等人去往大唐時，另一位名揚千古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已經在大唐生活了十七年，還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考中了進士。進士是高等文官仕補，要求深通天下大政，長於詩文，是當時最受尊重的榮譽，因而是學子們拼力爭奪的目標。
仲麻呂最初擔任九品官左春坊司經局校書，職掌校理刊正經史子集四庫之圖書，並輔佐太子李瑛研習學問，這是一個很有前途、人人豔羨的差使。
然而，當時日本幼稚的航海技術，使得遣唐使船的遠航成為一種冒險。
直到十五、十六世紀，日本海船仍是底平而不尖、不宜破浪前進的樣式，而且只會順風前進，遇到無風、逆風便只能落帆蕩櫓（胡宗憲《籌海圖編》）。而七八世紀的海船，自然更為簡陋。
事實也正是如此，儘管有兩百多年的赴唐經驗，日本人對渡航的恐懼仍然揮之不去。當時遣唐使船在狂風惡浪中動輒船舷破裂、甚至整船一分為二的情況不絕於史：778年，遣唐使第一船在海中斷裂，船頭和船尾分家；836年遣唐使第三船桅杆折斷、船體破碎，“潮溢人溺”。
日出處天子
（白村江之戰復原圖）
遣唐使們劈波斬浪冒險赴難，只為西方有一個巨大的牽引力，那便是長安。對奈良時代的日本人來說，大海彼岸的唐朝，是一個如此激動人心的國際化社會。日本期望藉由遣唐使可以從唐朝輸入法典、文化和文物。
但在唐初之前，日本朝野對於大唐文化的態度，卻與此時截然相反。儘管之前日本也曾多次向中國遣使，卻多帶著一種驕傲態度，甚至是傲慢。日本第二次遣隋使遞交的國書中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國書稱“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又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國“每歲入貢本國之朝”，以顯示自己是和中國一樣使夷狄臣服的大國。
改變始於663年的一場戰爭，日本試圖幫助被唐朝吞滅的百濟復國，而在朝鮮白村江口和唐軍大戰。當時，日本水兵萬餘，有1000多艘戰船，而大唐水軍僅有7000餘人，170艘戰船。雖在人、船數量上相差懸殊，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最終，“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
遭遇完敗後，日本發現了和中國的距離。
日本學者森公章稱“白江戰敗以後產生的這種衝擊餘波，如同明治維新和二次大戰以後一樣，可以說是一個舉國奔走引進‘敵國’國家體制和文化的時期。” （《白村江之後》）
自此以後，日本使者來中國不再要求冊封，甚至甘心於等同“蕃國”，而井真成等遣唐使的身份，都是學問僧、請益生、留學生乃至工匠，他們“銜命遠邦，馳騁上國”，前來全面學習唐文化，小到製造、建築、醫術，大到律令、衣冠、典章制度，由此成就了大唐文化在海外的完美複製。
大唐方面同樣看到了日本全面學習唐風的成果。詩人王維稱:“海東日本國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序》）
到天寶年間,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到長安。由於阿倍仲麻呂的指導,藤原清河大使在朝見時禮儀不凡。唐玄宗欣喜地說:“聞彼國有賢君。今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為禮儀君子國。”並給與破格的優遇,命仲麻呂為嚮導,引導日本大使等人參觀大明府庫及收藏佛、道、儒經典的三教殿。又特請名畫家給藤原清河等人畫像。
這年農曆正月初一賀正,唐玄宗在含元殿接見各國使臣，以往的席次一直是新羅、大食居東班、吐蕃、日本居西班。但這次日本和新羅換了位置,日本大使居東班首位——日本已成為皇帝心目中最接近大唐的異國。
誰是井真成？
1200多年後，往來不絕的遣唐使，早已連同長安城這個7世紀國際大都市一 道沒入了歷史的塵埃。但在2004年，在西安東郊某建築工地中意外現世的井真成墓誌，卻讓那段歷史有了更為清晰的解讀。
這也是迄今為止惟一一方已發現的日本遣唐使墓誌。
井真成之名，不見於遣唐使史料乃至所有歷史文獻。僅從墓誌上得知，這位“才稱天縱”的遣唐使，於734年病死在長安，享年36歲。至於其人生平，以及他何年離開故鄉、離鄉之時多大年紀，一概無從查考。
最初，歷史學家們僅從井真成的去世年份推斷，其入唐時間不外乎717年或是733年，前者是第九批遣唐使到來的年份。而更早的第八次遣唐使，是在701年，這年井真成才3歲。
但復旦大學歷史系韓升教授研究認為，根據唐朝中央官學制度，井真成只可能是733年的第十批遣唐使。
唐朝中央官學有六類，各有身份要求，但不管進哪一學,均有求學規範和年限規定：“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 （《唐六典》卷21《國子監》）
而且唐朝對於超過年限的各類外國留學人員，也有處置規定：新羅、日本僧入朝學問，九年不還者編諸籍。”僧人修業尚有年限,則留學生更不可能任意無業滯留。也就是說，在唐朝中央官學就學，最長不會超過九年，而井真成墓誌明確提到，墓主“豈圖強學不倦，問道未終”，即求學尚未結束，又不曾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得正式的官員身份。這“不符合唐朝學制，也不符合常理。”
此外，井姓在日本並不存在，這顯然是個漢姓。歷史學家們推斷，井真成之日本姓氏，或是葛井或井上，這兩個家族都生活在今大阪藤井寺一帶，而第十批遣唐使的成員，恰恰主要來自那個地方。
盛唐氣象
（大唐長安想象圖）
井真成的入唐求學之路，也隨著其第十批遣唐使身份的確定而漸漸清晰。
733年8月，先前從日本難波港出發的遣唐使團“舟行遇風,飄至蘇州”，朝廷得到地方官報告後，迅速派出了外交官到蘇州“宣慰”，然後領著使團在這年秋天到了京師長安準備朝貢。（《冊府元龜》）
當時的長安城，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達到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大都市，這座城池的建築規模之大讓人震驚。經對唐長安城遺址實測，它面積約有84平方公里，是現在西安城面積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羅馬城的7倍。
長安城不僅氣勢恢宏，更是世界的商業、文化交流、彙集地。據《唐六典》記載，當時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長安歸國，統率的部屬就多達數千人。而長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興善寺、慈恩寺、青龍寺、香積寺等，都居住著外國高僧。
研究遣唐使的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妹尾達彥認為，如此規模的長安城，以及如此多樣的居民構成，不僅當時的日本沒有，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同樣沒有。
他說，他完全能想象，井真成等來自遙遠島國的使者，在呼吸著含黃土高原風沙的乾燥空氣、聞著日本沒有的內陸泥土氣息走進長安城時，內心是何等震撼。
阿倍仲麻呂的心態，或是當時日本遣唐使們面對大唐文化時的寫照，他在完成學業後，為繼續深造竟決心留在大唐暫不回國。
731年，阿倍仲麻呂又升任從七品官門下省左補闕，職掌供俸、諷諫、扈從、乘輿等事，這是一個經常有接觸唐玄宗的機會,他的學識也因此進一步得到了器重。
井真成們的落腳點，在專門接待外國使節的會客、寄宿設施鴻臚館。鴻臚館等禮賓機構，都建在皇城南邊的一片廣大地區上。據說，這樣設計是為了方便訪問京城的外國使節，同時也有避免使其與官員接觸，防止洩漏政治機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門後，沿大街向東走一公里，就是留學生學習的國立學校———國子監，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謁的孔子廟(文廟)，就建在那裡，而遣唐使中出類拔萃的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等人，或者正在其中學習，或者已經學成回國、正在日本社會各個領域中發揮其重要作用。
國際太學
遣唐使們分三種身份，除學問僧之外，還有十八九歲左右的年輕留學生，他們都是日本中層官員子女，且必須學識、樣貌都需要達到才俊的標準，通常要在中國學習二三十年。另一種則是“請益生”，顧名思義，即本身已有學問功底，再赴唐作一年左右的短期考察，以期學問益加精進。他們一般年齡較大。
但無論哪種身份，都需在國子監中接受著嚴格而正規的教育。
唐代國子監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和算學，各學招生對象不同。據《唐六典》，進入哪一個學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國子學與太學只招本朝三品以上官員子弟，而東亞留學生們則大多被安排在面向庶人的四門學中，
吉備真備就是在四門學中就學。
阿倍仲麻呂卻是在太學中學習，這或許與其父親為日本朝中高官有關。
大唐的國子監，學科門類設置及管理手段都已無限接近現代大學:在分科和教學內容方面，不僅有選修課還有公共必修課，儒經分大中小三類，學生可以按規定選擇相應的儒經來學習，標準也有不同層次，《孝經》、《論語》為公共必修科目，並且各門學科還都有修業年限：《孝經》《論語》共學1年；《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年半等。
唐代官學還有考核、畢業及獎懲的明確規定。考試分三種：旬考、歲考、畢業考。官學學生在學期間一律享受公費，包括衣服、膳食都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支付。學生考試成績不佳，有“停公膳”的處罰；學業、品行具佳者則給予獎勵。操行過劣不堪教誨的，科考連續落第或九年在學無成的，違反假期規定不返校或作樂雜戲的，都令其退學。
官學還有放假制度，經常性的為“旬假”，季節性的為“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陰曆5月農忙時，授衣假在陰曆9月預備換冬裝時，每次各放假一個月，准許學生回家探親。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學科設置以外，大唐國子監還是個名副其實的國際高等學府：東、西方的留學生們混雜在一起學習，阿倍仲麻呂苦學五、六年後，竟在與中國學生一起參加的考試中得中進士，被唐玄宗賜名晁衡，做了一陣子太子陪讀後，又擔任皇帝侍從官的左補闕。
吉備真備則在中國住了17年，就學於四門助教趙玄默，深通五經三史、歷算、刑律、軍制等諸藝。他回國時攜帶中國典籍1700多部，深受聖武天皇器重，官至右大臣。
夭折的夢想
至於井真成，由於史料闕如，他的求學生涯至今仍不為人所知。另一方面，這或許也與井真成過早去世導致夢想夭折有關。
井真成等人到來時，正逢關中大雨連綿不斷導致莊稼嚴重歉收，長安因此發生了饑荒，連唐玄宗也在734年正月前往東都洛陽避災去了，直到兩年後才回到長安，此前則忙於處理救災政務，一直沒有接見日本使團。
而後，日本使團也於二月八日再度輾轉趕往洛陽朝見。但遺憾的是，井真成已於當年1月客死長 安。韓升教授從其墓誌銘上典出《莊子》的“壑遇移舟，隟逢奔駟”字樣推斷，井真成很可能是因為一路顛簸辛勞導致遽然病故。
因為是正在執行國務的使團成員，唐朝方面依照相關規定，破格贈官五品“奉尚衣奉御”以示褒獎，並於二月四日下葬。然後，整個使團於二月八日離開了長安，前往洛陽，繼續他們的大唐求學之路
有持717年說的學者認為，井真成的贈官，是走了日本老鄉阿倍仲麻呂的關係得來，韓升對此並不認同。
所謂贈官，是朝廷對功臣的先人或本人死後追封爵位官職，在對外交流極為頻繁的唐代，贈官則不僅對內，同樣也給予死去的蕃國君臣，以及入唐朝貢使節。
並且，獲得贈官者，必須是原來具有官位。
據此，韓升更推斷井真成在日本國內必定也是一位中層官吏，從中還可以看出，大唐王朝給予執行朝貢公務的外國使節乃至使團人員優待,如果客死於唐朝,特別是在兩京,往往能夠獲得贈官。
而這樣的個案，其實不乏先例：712年，新羅遣使來朝,半路上去世，獲贈太僕卿及絹一百匹；735年,新羅正使金榮死,贈光祿少卿；同年，新羅王的堂弟大阿飱金相來朝，又死於半路，獲贈衛尉卿……
從中可見，東亞國家來的使節,正使客死,則授予九寺正職,如新羅大使贈太僕卿、衛尉卿,皆為從三品。這同大使生前級別待遇完全一致。
除了九年大限外，官學中還嚴格禁止舉薦劣等生。據此，有認為井真成走了阿倍仲麻呂的關係而得贈官的說法，被學界普遍認為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穿鑿附會。
史載，唐朝即使到“安史之亂”以後,也不允許隨便跑關係舉薦劣等生：“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舊唐書卷119楊綰傳》）也就是說，入隨意舉薦劣等生，舉薦人要受相應處罰。
在對外關係層面,唐朝則嚴格規定外國使節及其人員概由專門機構鴻臚寺接待,負責所有事務,其他官員不能隨便插手,包括所有外國使團的等級確定。
阿倍仲麻呂，當時也是一個低級官員，顯然不可能隨便舉薦在學劣等生,更何況他們兩人同屬一國,如此做派必定被人指責有徇私舞弊之嫌。
事實上，有唐一朝，從制度規定來看,沒有學業無成的留學生獲得贈官的例子。
故國他國
（驚濤駭浪中的遣唐使船）
嚮往大唐文化的同時，遣唐使們同樣眷戀故鄉。井真成墓誌中就有“形既埋於異土，魂庶歸於故鄉”之語。
此前決心留在中國深造的阿倍仲麻呂也不例外， 752年在長安等到以藤原清河大使、副使吉備真備為首的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時，同時入唐留學的好友久別重逢,仲麻呂又動思歸之念。
第二年,遣唐使事畢將歸時,仲麻呂請求同歸。這時，仲麻呂自十七歲入唐至今，已經整整37年，唐玄宗感念他仕唐幾十年,功勳卓著,家有年邁高堂,於是割愛允求,並任命他為唐朝回聘日本使節。
消息傳出後,長安朝野人士,紛紛送別,依依不捨。素與仲麻呂交好的詩友們,也紛紛揮筆作詩贈別。詩境深遠,親切感人。仲麻呂則以《銜命還國作》詩篇,贈答友人：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六月,仲麻呂隨藤原清河大使一行辭別長安,往揚州延光寺邀請鑑真和尚東渡。十月十五日分乘四船從蘇州起航回國。
是夕浩月當空,皎潔的月光撒滿大江,秋水共長天一色。仲麻呂仰視海天,惜別中國,嚮往故鄉,遂詠成和歌一首,並譯為漢語示與眾人: 翹首望長天,神馳奈良邊; 三笠山頂上,想又皎月圓。
然而，命運卻偏偏和歸心似箭的仲麻呂為難。他們在歸國途中遇到了風暴,藤原清河大使和仲麻呂所乘的第一船觸礁,不能繼續航行,與其他三船失掉聯繫,被風暴吹到越南的驩州海岸。登陸後,不料又遭橫禍,全船一百七十餘人,絕大多數慘遭當地土人殺害,倖存者只有仲麻呂和藤原清河等十餘人。公元755年(天寶14年)6月,他們歷盡艱險,再次入長安。友好們見到仲麻呂脫險歸來,不勝為之驚喜。
此前，日本使團船噩耗傳來，李白等人都以為阿倍仲麻呂也已遇難，於是作；了《哭晁衡卿》悼念之：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從此，阿倍仲麻呂再也沒有回到過他的故鄉，安史之亂中追隨唐玄宗入川，又返回長安，後來歷任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直到大曆五年終老於長安,時年七十三歲，被唐代宗追贈為從二品潞州大都督。
被唐風改變的日本
（唐風奈良）
阿倍仲麻呂到底沒能回到故國，井真成也長眠在了中國的土地上，但無論他們歸不歸國，大唐文化都已著他們在波濤中的艱難往來，生根東瀛。遣唐使們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而日本也因此長期處於唐朝主導的東亞體系之中。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長岡，入唐後潛心學習唐律，回國後曾與下道真備共同刪定律令二十四條，不僅條例照抄唐朝，連細則和格式都沿襲唐朝；膳大丘在唐長安國子監學經史，歸國後被任命為日本大學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請尊孔獲准，推動了日本儒學的發展。營原娓成入唐學醫，回國後被任命為針博士，對日本的醫學發展極有貢獻……
更深遠的影響，則是大唐文化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從漢字、圍棋到飲茶，自傳入日本後長期發展已成常人習慣。後來，日本平安朝時書界有名的“三筆”，即空海、桔逸勢、嵯峨天皇三人，其中兩名都曾到中國留學。
美術史家伊勢專一郎說：“日本一切文化皆從中國舶來，其繪畫也由中國分支而成長，有如支流小川對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漢學家內藤湖南說：“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滷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
毛劍傑
鑑真大師，弁正、道昭、犬上三田耜、藥師惠日、高向玄理、河邊麻呂、藥師惠日、高向玄理﹑吉備真備等，還有數批次的留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