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诏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侧面解读太平天国的盛衰

密诏到明诏:天京事变爆发的复杂酝酿,侧面解读太平天国的盛衰

洪秀全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一个人物,是他亲手缔造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是他亲手毁坏了太平夭国运动。

从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到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退出北京之前兵慌马乱的情配下念念不忘于举行登基大典,到天京事变中洪秀全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了同一个曲灵在游務,这个幽灵就是封建主义的帝王思想。从中,我们也可以悟到,天京事变那些植根于当时申国的经济结构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阶级原因。

一.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不是偶然事件,它是洪杨矛盾激化的一个结果。洪杨矛盾的公开化,是在定都天京之后。我们在太平天国的文献《天父下凡诏书》中看到, 1853年12月24日,杨秀清第一次假借天父下凡,杖贵洪秀全,表明洪杨矛盾已经产生并且相当尖锐。

不过,这时间的洪秀全,还是采取“坚忍不怒“抑制矛盾的正确态度

,保持了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结构的稳固,因而从定都天京到天京事变之前的三年左右时间里,洪杨矛盾并没有阻碍太平天国运动的迅猛发展。正是在这段时间,太平天国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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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最高领导集团核心成员的权力,是由其宗教地位决定的,太平天国宣称,洪秀全的最高权力是来源于天父的投付,杨秀清的做法既不会影响洪秀全最高权力的这种神圣性,也没有改变洪秀全仅次于天兄基督的天父第二子这一崇高地位。假如杨秀清真要取洪秀全而代之的话,那他可以也只能釆取另外的一种手段,即利用他代天父传言的有利身份,用天父的名义来废黜洪秀全。

二.天京事变发生原因

1.权力结构的不明晰

一般认为,天京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君主掌握最高权力,加强个人权力和中央集权,并以一定的形式让大臣们按照君主的旨意行事。

2.五王之间权利不均衡

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权力结构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洪以下各王的权力地位非常不均衡,杨秀清的权力最大,且能节制各王这种严重失衡的权力结构不仅无法使各王间形成真正的权力制约关系,反而

加剧了各种权力矛盾。

冯、萧二人的权力地位和威望都相当高,他们无疑比韦、石二人更能有 效地制约杨秀清,可以说,冯、萧的牺牲对各王之间的权力制约作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使本来就已失衡的权力制约关系变得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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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杨秀清包揽了萧、冯二人死后留下的大权,另一方面韦、石在神权方面无法制约杨,他的权力和地位显得更为突岀。总之,无论在神权方面还是军政权方面,韦、石的权力都难以起到制约杨的作用。三王之间的权力无法发挥制约作用。

总之,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情况下,杨秀清一面扩大权力,一面打压洪秀全和韦昌辉等人,这势必导致他与洪、韦等人的矛盾加深并激化。尽管洪、韦等人对杨的 强力压制一时隐忍退让,但他们不可能长期甘心忍受杨的压制越甚,洪、韦等人对杨的怨恨也就越大,矛盾就越大,矛盾的激化也就越快到来。

在这种严重失衡的权力制约关系下,杨秀清得以不断扩大权力,这又助长了他的权力欲望,在扩大权力和树立权威同时,杨还屡屡打压可能对他的权力和地 位构成挑战的韦昌辉等人。

盛极一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其内部权利的不均衡和统治者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

逐渐走向衰落。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盛衰分水岭的标志,他见证了太平天国的两个表象,是这个抛物线的极顶点。

3.洪秀全的个人行为问题

对天京事变心有余悸,洪秀全在其后期的活动中,在用人时釆取相互牵制的策略,如石达开。被公认为太平军中最有军事和政治才能的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由于众望所归,负责处理太平天国的日常事务。但却深受洪秀全的两个昏庸无能的长兄的牵制,被迫愤而出走,使太平军的力量进一步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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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亲手提拔的李秀成和陈玉成也是放心不下,采取各种手段使陈、李二人相互牵制,相互制肘,陈玉成最终失败被俘;此后,洪秀全滥封诸王, 各王各自为战,虽不会对自己形成威胁,但也无力和清军抗衡。

天京被围后,洪秀全不是考虑如何破围或突,而是将精力放在防止下属对自己的不忠上,对李秀成“深为疑忌”,将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査掌管。

洪秀全的软弱性格方面的特点和形成原因, 由于无法得到幼年时期的详细资料,我们只能从他成年后的心理和行为中进行分析。和传统的文人一样,洪秀全读书的目的是走向仕途,然而,他的希望一次次的破灭,1837年前,洪秀全三次应试均以失败而告终。面对失败和挫折,洪秀全不是去正视、抗争,而是选择了逃避,卧床不起40多天。

在发动起义前的准备阶段和起义之后,每当遇到需要抗争的情境时,逃避和退缩是洪秀全首选的方式。如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去广西发动群众, 在遇到挫折之后,洪秀全就选择了回家的方式,而没有去继续努力;当广西的农民被发动起来之后, 他重返广西,面对

杨秀清、萧朝贵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不是去捍卫自己的权威,而是默认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装神弄鬼。

进入南京以后,为避免和杨秀清的正面冲突,洪秀全避居深宫,任杨秀清弄权,终危及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天京事变后,他不 能正确处理自己和石达开的关系;在石达开负气 出走后,他无力应付危局,而是向石达开乞求,这实际上是间接地鼓励了石达开,降低了自己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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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被围后,他不积极地寻求突围或抵抗的策略,而是消极防守,自己仍沉湎于他的虚幻的宗教之中,坐视天京的陷落而不闻不问。在天京军民抗击清军的最后关头,选择了自杀这样一种懦夫的 行动。上述种种事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 性格的软弱使他自己构筑了自己的悲剧,洪秀全 不是被清王朝所打败,打败他的正是他自己。

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是中外统治者共同绞杀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在运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失误,加之他们在人格和个人魅力方面存在的缺陷断送了革命的前途。调和、驾驭下属是形成群体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一环,这方面个人的人格魅力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综观洪秀全起义前后的心理、行为表现,我们不难看出,他更像一位宗教“教主”,而不像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使太平天国领导层中的向心力和擬聚力较低。

三.总结

如上所述,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内部发生激烈的权力矛盾与其权力结构密切相关,说明了其权力结构存在严重问题还有,事变后洪秀全在权力方面的举措也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天京事变后,洪秀全虽然不得不重用石达开,但他又利用他的两个并无多大才能的哥哥来制约、防范石,最终逼走石。

此后,洪一方面加强个人权力,另一方面分封众多王爵,重用亲属,平衡陈玉 成、李秀成等王的权力和地位,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 如此,他既牢牢掌握了最高权力,又使他以下的各种权力形成制约、制衡的关系,减小权力矛盾,防止他人成为像杨秀清那样位高权重的人物而対他的最高领袖地位再构成威胁,避免再发生像天京事变那样惨烈的权力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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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证政权内部的稳定需要来说,洪的这些做法是合理的他的这些权力举措可以说是对事变前的权力结构所存在的问题而做岀的补救。

总之,由于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的问题,注定了太平天国必然产生严重的权力矛盾并最终激化。虽然这些权力矛盾有可能因其他原因而暂时延缓激化,但最终激化是不可避免。

事实上,天京事变在太平军刚刚取得西征胜利,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暂时解除了天京外围的威胁,但清兵这一敌对势力尚在,太平天国前途未明的情况下就发生了,这又说明了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存在的问题是极其严重,所导致的权力矛盾也必然是极为尖锐的。

总之,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问题从根本上导了天京事变的发生。天京事变作为太平天国的分水岭,从密函到密诏,由隐蔽到明显的揭示了这一盛极一时的运动衰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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