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前街盡頭，如今屹立著奔馬塑像的那個花圃附近，就是舊時高郵州城東門所在地，再往前走幾步，就是往日雉雞飛鳴的東門外了。
據地方誌記載，高郵築城始於北宋末年，當時的東門曾是商旅輻輳的繁華地帶。後來，因為地勢低窪，南北各河無堤防管束，每逢夏秋氾濫，便成汪洋一片，水退後留下兩個巨大的沼澤，北邊的那個叫北海，南邊的那個叫南海，合稱“南北海子”。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南北海子逐漸乾涸，露出了兩塊窪地。圍繞著這兩塊“新大陸”，縣學生員與虎視眈眈的地主們展開了一場爭奪戰。結果秀才們勝訴，土地由知州正式判歸縣學作學田，並且勒石立碑“以垂永久”。可是，由於堤岸不修，十年九淹，無人願意佃種，實際上仍然形同荒野。
乾隆二年(1737年)，高郵來了一位新知州，此人名叫傅椿，滿洲鑲黃旗人，學歷不高，但頗有見識。他在興工疏浚城濠時，利用挖出的土築了一道長一千一百多丈的堤壩，擋住了無拘無束的洪水，改變了南北海子十年九淹的狀況，使蘆葦叢生的沼澤地逐漸成為禾黍離離的負郭良田。他又在堤壩的北端建了一座橋，讓南來北往的驛馬由堤上繞城而過，不再入城奔馳衝突，蹂躪市井。因為做了這—點“實事”，傅椿贏得了長久的紀念，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高郵“官紳”將他始建的那座橋重新修葺，正式命名為傅公橋。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今天。
不過，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名地方官，傅椿的這一點“政績”並不能改變天災人禍頻繁、人民極端貧困的基本情況，因而也不能改變東門外破敗荒涼的面貌。證據是：清代文人的詩作中常有諸如此類的描寫“東門城外風吹柳，荒冢累累分左右”、“登臨縱目似荒村，土銼頹牆帶水痕”、“魚莊蟹舍年來少，雁陣鷗群望裡多”，一派民生凋敝的蕭條景象。這種情況在民國時期似乎沒有任何改變，因為跟筆者年紀相仿的一茬人還曾親眼見過這幅淒涼畫面。
1944年，筆者開始在高郵縣立中學唸書，每天放學以後，和家住北門的一群小夥伴多半是“大路不走走小路”，不願向西走中市口，而是出其東門，繞城回家。那時沒有家庭作業，書包也很輕，大夥兒在夕照中且玩且走，隨意逗留，常常玩到萬家燈火或者肚子餓了才各自分散回家。
當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東門外是名副其實的野外，路西是城河，路東全是田野，其間稀稀落落散佈著幾個村莊，低矮的茅屋，泥牆上貼著圓圓的牛屎巴巴。莊稼地裡有時突然飛起一隻毛色斑斕的雉雞來，像箭一樣飛過短短一段距離，又匆忙地一頭扎進田裡去了，惹得我們跟在後面一面鼓譟，一面徒勞無功地追趕。
有時，我們出東門後也折向東南，到“大窯墩子”附近去玩。那裡是一個巨大的亂墳葬，是世世代代的貧苦百姓的葬身之地，也是歷代官府處決人犯的刑場。新墳舊墳，互相覆壓，重重疊疊，連綿不斷。許多墳墓已經坍陷，露出了腐朽的棺材和森森白骨。墳頭之間不時還能看見用蒲包裹著的嬰兒的屍體，烏鴉和野狗出沒在他們周圍，連我們這群無知頑童有時也覺得汗毛凜凜，傷心慘目。
在東門和北門之間，善因寺的東邊，還有一大片亂墳葬。有一次，我們在暮色蒼茫中經過那裡時，突然發現攔路躺著三具無頭的屍體，後來知道是被日本人殺死的無辜農民。當時天快黑了，後退吧，恐怕東城門已經關了，只好閉上眼睛從路邊溜過，接著就一路狂奔，直到有人家的地方才敢停步。 筆者十幾歲離開家鄉，其間即便回家也再沒有到東門外看過，但兒時的所見始終歷歷在目。
而今，筆者每逢散步來到花圃前，總愛在這裡靜靜地站一會兒。身後是車水馬龍、高樓夾峙的府前街，左邊是店鋪林立、熙熙攘攘的“商品一條街”，右邊呢，當年大窯墩子所在的地方，此刻是望之蔚然而深秀的奎樓住宅區。可是，舊日東門外的景象時時閃現在筆者記憶的屏幕上，就像放映彩色寬銀幕電影時不時插進一段黯淡的黑白影片一樣，把眼前的圖像反襯得分外鮮豔而絢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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