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萬曆二十年壬辰(1592)，宜豐花橋趙家，又迎來家族史上一盛大喜事，在時隔三百二十多年，乙酉(1585)科鄉試舉人趙應選以殿試三甲二百一十二名的成績榮登進士金榜。
宜豐(新昌)，三國時期吳大帝黃武年間立縣。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始設新昌縣，而花橋趙氏，據史志記載:“其先世出自宋宗室，遞傳叔燦，嘉祐八年(1063)以馮翊侯出鎮筠州、始遷花橋……。”翻閱趙氏族譜可知：“趙叔燦為宋秦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匡義之胞弟)五世孫，初授觀察使，嘉祐八年以馮翊侯鎮筠州後籍新昌……。”
花橋趙氏經過千百年的繁衍發展，成為了宜豐(新昌)的名門望族之一。自宋嘉祐發族至清末科舉廢除，在這八百多年中，考取進士十九人，舉人五人，拔貢三人，歲貢三人，郡庠生，邑庠生難以枚舉。特別是在宋朝，一朝竟有進士十八人之多，時為宜豐各姓氏之最。鄉邦興頌“一科三及第，十載九題名”之稱。趙應選作為趙氏家族第十九名（明朝）的進士，其名望在趙氏歷史上名列前茅。
趙應選，字貞卿，號太初，譜名時椿。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二月初六日生。家族排行"時"字輩。其父趙周夫，字以茂，號蓮塘。頗負詩才，清高傲世，終其一生，布衣秀才。著有《蓮塘詩稿》行世。自認為自己一生敦厚本分，辛苦力學，懷才不遇，後人中必會有發達之人。趙應選出生時，蓮塘翁做了個夢，夢見“文曲星”下凡，於是他將這個吉夢寫入了詩文中（惜今不存）。
趙應選年少時就顯示聰穎過人，莊嚴異端，不善言笑，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鄉族諸老俱感到驚奇，謂:“此子天性流露，即大異於尋常孩童，以後定是發達之人。”其父蓮塘翁為之欣喜見人謂:“光大我趙氏家族者，看來必是此子矣。”然而，蓮塘翁必竟是一介窮秀才，不事農事，靠祖上幾畝溥田為生。家境貧困，趙應選在獲取秀才身份後，無錢到族中書院學習，(實際上他的學術，書院的教師也難以勝任)，只得獨自一人到村外二里遠的鴻寶觀看書自學。在鴻寶觀讀書期間，觀中道士看到他常常有一餐沒一餐，衣杉老舊，時常奚落、嘲弄他。於此趙應選遂訴告於邑侯、郡守，結果觀中道士受到處罰，為頭的姚姓道士被官府遣出道觀。趙應選志向遠大，胸懷天下，他雖處窘困之境，甚至常常斷炊，整天難進一食，但他仍堅持靜處一室，廢寢忘食，終日誦書不輟。
辛苦終於換來了收穫，萬曆十三年32歲的趙應選中得乙酉科(1585年)江西鄉試第七十九名舉人。本可外放任(教諭，訓導之類)官，由於這年十月父親蓮塘翁病逝，按禮制只得回鄉丁憂。(古代官制，父母過世，孝子必須在家守孝三年，為官者必須去官職回家守孝。)三年期滿，趙應選本可補闋或考進士，忽然母親劉氏夫人又仙逝，他只得繼續在家丁內憂三年。二次居孝期間，他常常捶胸頓足痛哭，枕棺悲淚幾成血。
1592，趙應選才得已參加京城禮部會試，以第218名貢士身份參加殿試，取得進士功名。最終實行自己及家族的夙願。
1593年，趙應選以39歲的壯年出任河南省寧陵縣(今商丘市管轄)知縣。寧陵地處交通要衝，屢遭兵燹，土地貧瘠，田地荒蕪，漫延著一股邪氣。此前幾任知縣，不是為政不力，被罷免，就是怕苦畏難，腳底下抹油溜走了。趙應選上任伊始，細察暗訪，摸查清寧陵縣的基本狀況及結症所在，對症下藥。首先，頒佈優惠政策，動員鼓勵百姓開展農業生產救荒舉措。其次，整頓吏治，減少縣衙門的衙役人數和俸祿，節省開支，公正謹慎審訊刑案，斥責偽善，實政清廉，每條措施都從利國利民的本意出發，求真務實，體用一致。沒多久，寧陵縣氣色為之大變。得到了當時天下“三大賢”、中原名宦、官至巡撫，右僉都御史，從不輕易讚許人的呂坤(字叔簡，號新吾)的稱讚，他獨贊趙應選為“真品”。中丞御史等上級官吏也一致向朝廷舉薦，吏部登記記錄在冊二次。
當時人們具以為趙應選在寧陵多有異政，朝廷肯定會予以重用。那想到只是職務上的一個調換，調任為七品銜的工部主事。人們為之不平，趙應選卻恬然面對，無任何怨言。
他在工部主事的位職上，兼管乾清，坤寧二宮(殿)和修皇城，同樣工作競競業業認真負責。工程一年不到竣工，朝廷因其有功，賜“璽書”褒嘉晉升工部員外郎，提督臨清河磚廠。並賜封其父母。
趙應選感皇上和朝廷的恩德，一秉以前的工作風格，對所屬各官吏和廠員行事簡明，職責清晰，態度和諧、體恤，要求嚴格而不苛刻，寬厚仁慈又不失威嚴。得到實惠的僚屬們無不稱讚他是為國為民的好官。
趙應選他任工部員外郎僅一年，因政績斐然，旋即升工部水司郎中，提督(負責)淮，黃河河務。黃淮二河是中國的歷史名河，水流湍激，千百年來使得河岸不停的崩塌遷徏，是最難治理的工程。以前一些治理河道的官員不蘊箇中奧密，在治理中沒按自然規律辦事，往往勞命傷財，勞而無功。罷官而去。趙應選到任即“苦心拮据，疏論提防璧馬不沉，而河竟免於瓠子之歌民之不魚，皆其功也。”
應該說，趙應選官運還是較享通的。1609年年初，因治理淮、黃二河有功升山東憲副(按察司副使)，提督七省漕儲，任上他勤政為民一如既往。在事有功，同僚及百姓服其廉明、剛毅、大度。終因殫精竭慮，積勞成疾，於這年年底發病，次年(1610)正月十九日逝世於官署，享年57歲。
趙應選為官十七年，無論是宰輔寧陵縣，還是督工，督河，督響，莫不是循規蹈矩，勤政廉潔，盡職盡責，為國為民。不僅如此，他還有較強的家鄉觀與鄉親情結。凡是本縣人來京城，無論是官吏或布衣百姓，他一概熱情接待，真心歡迎。1603年上天寶（龍岡）新中舉人鄒維璉，有事進京來到趙應選官署 (時任水都司員外郎)，他放下繁忙的公務，在署衙中設宴招待鄒維璉，與之膝促深談，講授自己多年來為官的心得體會，以及國家大事，朝政得失，人民生產生活情況等等。很多富有哲理和警示的言語，使鄒維璉受益非淺，以至在他以後的人生和仕途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608年鄒維璉高中進士，進京到吏部待選。再次與趙應選相見，此時趙應選已是50多歲的小老頭，(而鄒維璉剛剛20多歲的年輕人，按輩是趙應選晚輩，比趙應選長子趙有成還小一歲)二人依然相見如故，飲茶喝酒相談甚歡。通過交談，鄒維漣對趙應選為官淡泊名利，勤政為民，清廉潔身，為人謹慎交友，熱情誠實，生活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等作風和品格，更加肅然起敬、折服。
說起趙應選對故里家鄉的貢獻，難以枚舉，較突出的有兩件。第一件是在京城購置會館。古時候，各府縣一般都會在京城設置會館(就象現在各地駐北京辦事處)，以方便各地官吏進京辦事和舉子們進京參加會試(殿試)落腳打住的地方。同時又可為本縣商賈進京貿易提供方便。而我宜豐(新昌)縣在明朝萬曆二十七年(1599)前，於京城沒有會館，官吏、舉子進京都是借住瑞州府會館及住宿旅館，花費較大，又不方便。趙應選已早嘗過箇中苦楚，心中一直惦記此事，想要改變此境。1600年趙應選任工部主事，主政管理乾清、坤寧二殿，兼監修皇城等，他立即抓住這大好時機(在不違反朝廷規制的情況下)，他獨捐資金，將正陽門外，長巷第四胡同，原吉安舊會館買下來，重新修繕，成為宜豐(新昌)縣的駐京城會館。後來看到鄰縣上高在京城也無會館，就寓殊艱難，遂邀請他們到宜豐(新昌)會館寓住，故而又稱為上新會館。由此可知趙應選的善良，厚道，周到和良苦用心。正如唐朝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從此，宜豐、上高兩縣到京城辦事，求學，遊歷的人都能得到惠顧和方便，趙應選購置會館時的所有票據，證券，由他的後裔一代代的傳承保留了下來。
當時，縣衙官吏及縉紳，因會館屬於趙應選個人獨資購置，所以議定：會館往後維修，永遠不要趙氏家族出錢，並且每次維修都由趙氏人做總監理。會館存世一百五十多年，歷經磨難，明末清初，縣人毛逵(號錦來)官吏部郎中，漆紹文(號馥來，官戶科給事中)，熊暉吉(號梅亭，官通政司右通政)等人在京師為官，得以對會館給予照應。此中，會館曾被委託看管的李姓人的外甥典賣出去，後被去京城的宜豐人喻天瑞、李爵如發現，將李姓人外甥訟訴至官府，最終收回了會館。其兩百兩訟訴費，還是後來漆紹文代為償還。到乾隆七年(1742)壬戌，因本縣無京官，來京者又少，在京參加會試的幾個人(同安舉人張啟瓊，澄塘曲水拔貢毛鴻遠，縣城東拔貢李安邦等人)商議決定。將會館出租與高安朱相國(朱軾)的次子、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朱必璂(毛鴻遠即是朱軾的二女婿，朱必璂的姐夫)“收租銀70兩攜歸付合邑公放每歲城鄉紳士交代輪管，並且必趙姓總其事。”五年後公館租期滿收回。一直為上、新兩縣共用。1822年花橋普里歲貢趙際會北上京城應禮部恩科會考，就寓居於該會館。他撰文雲：“壬午餘以應如北上住上新館，見兩邑文物濟穆然，恩我太初翁之遺惠後人為甚遠矣……。”1744年，由本縣舉人胡緯民撰文將會館的購置經過，房契票據經辦人，及過後一百多年的事情過程，全部詳細記載，並勒刻石碑，豎立在縣孔廟之內。以示永久紀念。在碑文的未尾記載有：“若夫太翁省倉之設，邑秋漕儲焉，待長運官艘至出之俾受載以北行，得免於水次守候交兌，意外風濤之累，其厚吾邑人亦孔大且久，應並附書雲。”這段與會館毫不相關的文字是怎麼回事呢？這就是下面所要講的趙應選為宜豐(新昌)人民所做的第二件好事。
皇糧國稅，是中國千百年來國家(官府)的主要稅賦。古時候主要是交實物。我們南方則以交納稻穀為主。交接地以縣為單位在省城接貨。經運河再運載到京城。因此，每至秋季，縣府衙門都要組織民工和木船，將糧食由河道裝運到省城豫章(南昌)。經過十多天的涉水奔波糧船到了省城碼頭，因交糧船隻多，或天氣等原因，也不是隨時可上岸卸貨交驗，必須人貨在船上等待，時間幾天十幾天不定。民工們吃住在船上不方便不說，時常有當地的地痞流氓，乘民工不備行偷盜搶竊之事。甚至民工中一些膽大妄為之徒，與盜賊內外勾結，監守自盜，而後逃之夭夭。碰上颳風下雨，糧船破漏，皇糧易被浸溼，若遇上幾天不停，洪水暴漲，糧船就更加有傾覆的危險。
趙應選對此事始終記掛於懷，在京城、回故里(省親)與本縣官吏及鄉紳父老閒談，都必會談論此事。城鄉達人縉紳也都一籌莫展，無任何計策。1608年春趙應選榮升山東按察副使提督七省漕儲，而江西漕儲正是他分管之內。於是他即著手解決此事，首先他與時任新昌知縣胡基(湖北武昌舉人)商定，由縣府衙門派人專管，一面派遣人員在豫章(南昌)撫河一帶尋找地基，經多方比較最後選定在撫州門外，一處背城面水的地方，而後趙應選想法多方籌措資金，請工匠耗時一年，新建起宜豐(新昌)漕倉。為便於工人搬運，趙應選又出資，將碼頭到漕倉這段路中的民房等建築買下拆除整平，修成一條巷路。後人稱之為“趙家巷”。漕倉竣工之日趙應選百忙之中從京城趕來與知縣胡基等省府官員、地方紳士一道慶賀典禮。
為防止以後年久生變，趙應選辦事謹慎老到，將漕倉校鑄鐵斛二張，一張存縣，一張存省，這樣就杜絕了以後的官吏，任意增加宜豐(新昌)縣的稅賦，及侵佔宜豐的漕倉。可謂深謀遠慮也。與京城會館一樣，漕倉往後的修繕費，永不要趙氏家族出一分錢，是知縣及全邑縉紳一致作出的決定。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曾出現過因修繕豫章漕倉， 修繕委員會推派趙氏出工、出資而訴訟縣衙的事情。好在知縣唐紀(貴州樂源人)尊賢禮士，秉公辦案“僉判荷批查實，免花戶不得混派……。”由是趙氏家族悉行捐革，永為定案。
縱觀趙應選一生，無論是為人還是居官，都是勤政愛民，廉潔自律，行事簡潔嚴謹，淡伯致遠，虛懷若谷，胸襟坦蕩，是一個能辦事辦實事的循吏。無怪乎本縣舉人，官任四川夔州府椎官的蔡文範，稱他為“一代循吏”。四川漳州知州，同榜進士，縣城人胡大成，對他的評價更高：“文如唐拾遺（即唐朝著名詩人、初唐詩文革新人物之一的陳子昂）政如漢京兆（即漢朝的京兆尹趙廣漢，他居政成績斐然，得到了吏民百姓的高度讚揚。“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讓如晉成季（即春秋時期、晉文公的大臣趙衰，他三次薦賢讓能，成為晉國“尚讓”的表率）；介如宋清獻（即宋朝的趙抃，溢號“清獻。”他居官剛毅正直，任殿中待御史時，彈劾不避權貴，人稱“鐵面御史”)。得到他親面教海提攜的鄒維璉，後來居官從二品，巡撫福建。官職遠遠超過趙應選，但他對趙應選崇敬佩服之情，難以言表，在他為趙應選撰寫的墓誌銘中多有表現：“孰知淡泊寧靜一念基之哉！秉憲早逝，未竟厥抱識者惜之，雖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庶幾焉！……殫力勤官，無以有已，我望典型，高山仰止，勒銘幽宮，用彰厥美，過者興思，九原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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