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袭来，中医却备受舆论瞩目，屡次进入话题讨论的空间。中医与中国哲学之间有着深厚渊源，并从历史中积累出大量的实践经验，但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深切的关系或许正被消解，当下，人们对于中医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美国学者洛伊斯·N.玛格纳曾在专著《医学史》中介绍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知识体系的史学专家，她如何看待“中医”以及现代中国的医学实践？
中医：经典的、传统的和现代的
除了一些外来语和传入西方的原始的科学技术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术，直到现在，西方的科学和医学史家们一般都忽视了中国。幸运的是，李约瑟·尼达姆、马瑟·席文、保罗·恩斯伍德和其他一些学者们的工作重新确定了亚洲学科在全球科学和医学史中的地位。学者们认为希腊和中国思潮中最根本的不同是早年希腊在政治和知识生活中强调相互竞争。而中国专制的统治者们却强迫学者站在大多数人同意这样的立场上。
因此，当希腊的思想家们自由批判他们的导师和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却接受着希腊哲学家们拒绝接受的部分改变。因此，中国的天文学家和中国的医生对于天体的运动和血液的运转有着不同的假设。
希波克拉（公元前460年——前370年），为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西方医学奠基人。
古代学术系统的大多数要素已经从本质上消失了，或者仅仅存在于有关过去离奇遗迹的民间传说中。但是中国医学的支持者们坚持主张它是并且将一直是一个可行的科学事业。中医及其治疗技术在今日西方世界中的另类医学和综合医疗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的确，经典的中医在持久性和适应性方面表现卓著。在实践中，中医的体系也显示了其异常的灵活性。同一个中医的病人可能会有10个不同的处方。而且，这些处方并非没有用，病人可能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令人满意而且有效的。
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以民间药方的形式，而且以成熟和受人尊重的方式保存了它的传统医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独一无二的稳定性要归功于对过去的深深崇敬和可能有着6000年历史的文字记录系统。虽然有许多学者对中国历史记录中的早期章节表示怀疑，但是最近一些有关考古和档案的发现毫无疑问地将许多神话转变成历史，同时将许多历史转变成神话。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考古学家就经历了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他们从古墓中发掘了大量珍宝，包括华丽的壁画、写在竹子或丝绸上的手稿和保存完好的尸体、骨架以及秦汉时期佩带武器和马匹的兵马俑。考古学家和艺术学者们认为这些非凡的兵马俑、战车、音乐家和家畜都是贵族们死后陪葬的标志。
在公元前221年，即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的历史由于战争和混乱而模糊不清。为了巩固秦朝的统治，秦始皇下令烧毁除有关医学、药物、占卜、农业和林业以外的所有文字记录，以抹去无法接受的历史传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和冲突，学者和农民吸收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概念：相信自然是一个整体，阴一阳二元论，五行说和建立在系统对应说上的医学实践。
中医系统中的某些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青铜时代，即公元前15世纪就已经繁荣的商朝。学者们一度认为商朝是传说中的王朝，但是20世纪30年代挖掘的出土文物证明了商代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所谓的“甲骨”，它上面刻着的文字虽然古老，但已是一种成熟的书面文字，这让我们见识到了那个半传奇时代的价值。
在占卜仪式中使用的甲骨是用各种材料做成的，包括牛、山羊和绵羊的肩胛骨，海龟,贝壳，鹿角甚至人的颅骨。按照商朝的信仰，人类的健康幸福依赖于统治世界的祖先的意愿。如果祖先发怒，他们的诅咒会引发疾病，导致灾荒或战败。为了和神灵交流有关战争、收成、疾病和瘟疫的问题，人们会为皇帝和占卜者精心准备合适的骨头或贝壳。在仪式过程中，占卜者向神灵提出一对对立的问题，例如：“皇帝将会康复吗”和“皇帝不会康复吗”，用一根烧热的铜棒或一根燃烧的树棍或一块烧红的木炭灼在甲骨上。如果事先准备的骨头适当，它们就会产生像书写的“卜”一样的裂纹，一条直线的中间右侧再加一条垂直线(卜)。如果这条线的角度接近于垂直，答案为“是”，不垂直则为“否”。
到19世纪末，虽然几乎在所有的中药店都能发现甲骨，但商朝的文字和占卜术基本上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当医生在治疗肺病、焦虑症和夜游症的时候，开出的处方中往往包含着“龙骨”这味药，这种药其实就是古代的骨头和贝壳，其中就有许多甲骨。自从19世纪化石的寻找者经常在所收集的龙骨中发现有价值的化石，成千上万的甲骨就被收集起来。而几个世纪以来其中有多少甲骨被捣碎入药就只能靠人们的猜测了。
根据黄帝的记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们不治疗那些已经生病的人。相反，他们为那些健康的人提供指导，因为等到疾病发作后再寻找治疗方案就如同战争爆发后再准备武器一样愚蠢。理论上来说，高年资的医师为健康的人做指导而低年资的医师就治疗那些病人。真正的医师告知病人预防疾病的重要性并提供防病的药物且不收费用，而大量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医治者——外科医生、药剂师、巫师、算命者、小贩和江湖庸医都急于在那些乱投医和愚蠢的病人身上获利。这些人对金钱利益比对中医理论和哲学更感兴趣。
尽管在中国的宫廷里，医师所接受的教育和活动与一般的医学实践相比并没有典型性，但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改革。例如，周朝的医学体制规定，朝廷每年都会为那些想行医的人举行考试。几乎每个省都建立了医学学校，但大多数的开业行医者还是通过学徒制接受训练，而且那些下层行医者主要靠自学。至于能成功申请到宫廷御医职位的人，他们的俸禄是根据他们在考试中的水平来决定的。为朝廷服务的医师的头衔和俸禄是根据他们看病的成功率来定的。一流的医师能医治所有的病人，最低等的医师是指那些看病治愈率低于60%的医师。这已经考虑到有一半的病人即使不经过任何治疗也会好转、康复的情况。兽医同样也会根据他们治愈的成功率而被授予头衔。
周朝的宫廷医官包括食疗医师、治疗简单疾病的医师、外科医师、兽医和总管医师，总管医师负责监督其他各类医师。洽疗简单疾病的医师负责测试五种类型的呼吸，分辨五种类型的声音，辨别五种颜色，由此来确定病人的生与死。宫廷的医学院由附属于宫廷的30名医师组成。宫中头衔最高的医师在课堂上给低年资的同事上课。这些医师有权参考和使用宫廷图书馆里12000本有关医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很明显，仅有极少部分的人能找这些医师看病。那些低级的“大众医学”和“街头医学”的开业者远远多于“宫廷医师”。理论上一个相当分散的大众医疗服务系统应该存在，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其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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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更加相信鬼神而不相信五行的病人常常到街头去找一些行医者看病，包括占星家、地卜者、算命者，或者到寺庙里去找行医者，这些行医者同样会热心地提供建议和护身符。他们用来对付鬼神力量的保护措施包括符咒、祈祷、驱魔、咒语、护身符和护符。一个护符就像一个朝廷文件，不同的是，护符是一个地位较高的神灵命令其下级神灵去终止疾病和不幸的发生。驱逐恶魔需要混有剧毒和散发气味的物质所组成的药物。为了防止毒物造成病人的死亡，这些处方或药物可以被作为符咒带在身上，或作为薰剂燃烧。蛊是一种在学术文献和民间传说中都被描述为一种由魔鬼引起的寄生虫病。有关蛊病的详细阐述包括摆脱蛊的唯一方法是寻找另一个宿主。蛊的解毒剂包括祈祷、符咒、药物和蜈蚣(因为蜈蚣会吃虫)。历史资料表明，直到19世纪人们一直都认为蛊怪的存在。对蛊怪的惩罚是很严厉的，包括用各种奇异的方法来处死病人及其整个家庭。
经过正规训练并且有抱负的医师试图将他们的职业和巫术分开，并且蔑视那些民间开业行医者和庸医们开的处方，但有时候他们的处方中也混有巫术的成分。例如，治疗消化道疾病用的混合处方就由一张厚的黄纸构成，纸上用药用颜料写着咒语，然后这张处方被烧成纸灰，用热水冲开作为药茶饮服。
文字记录一般反映了医学理论中学者们的兴趣，但是对于医师和病人间真正的交流互动产生于一些个案史、传记、日记和相关意见、指导的文学作品。根据明朝(1368—1644)的个案，医师使用“四步检査法”来明确诊断。更确切地说，他们通过望、闻、问、切(脉搏测量)四个适当的步骤，再根据病人的情形和性别做出诊断。尽管脉搏触诊通常被认为是整个检查中最可靠的部分，但是医师仍然声称他们有不看见病人本人而做出诊断的能力。如果医师认为病人必死无疑或者没有合适的医疗措施，医师有权拒绝治疗病人。而在其他一些古代医疗系统中，预测死亡、避免治疗失败的责任对于医师来说是很重要的。医师在这方面的不足反映了医师间竞争的强烈。许多个案和自传指出即便是再杰出的医师也被迫不停地寻找病人。一些医师按正常的预期间隔时间去探访病人，但是往往发现其中的一些病人已经去寻求别的医治者，或者是因为对探访间隔时间或处方本质的不满就用愚昧的方法抓药治病。
后来的中国宫廷的著作指出，古代复杂机体的理论和实践和机体功能的一些性别为基础的概念有关。一般来说，传统的著作都集中在男性体内能量的分布上。有关“妇女医学”的讨论通常是指妇女的生育能力、妇女的特殊疾病以及妇女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治疗法。显然医师对于男性和女性用了同样的诊断方法。但是在明朝，男性医师一般是不允许直接为女性病人做检查的。对于有关女性行医者的情况，除了助产士知之甚少。但是明朝有一位作家记录过，女性通常会寻找女性的医治者为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孩子看病。
谈允贤，明代女医，也是中国古代著名四位女医之一，著有医案《女医杂言》，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个人医案著作，也是古代唯一的女医著作。影视剧《女医明妃传》以其为原型改编。
现代中国的医学实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1893-1976)宣布传统的中医中药是极富价值的医药宝库，必须不断探索和提高。毛泽东启用中西医师的号召解决了中国5.4亿人民对于卫生工作者的迫切需要，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贫困农村，缺少公共卫生、保健和医药设施的人们的需要。这种情况迫使中国医学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整合进行一次独一无二的尝试。中医的复兴开始于“大跃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加速发展，在这场思想意识的狂潮后达到顶峰。
中国的卫生保健体系主要承担常见病和复发病的处理、公共卫生工作和主要流行性疾病的根治。当时中国医疗系统的口号是：“消灭四害！”官方公布的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和臭虫。蟑螂、跳蚤、虱子、蜗牛等害虫也是根除对象。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立了一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一般被认为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模式。1980年上海对一些健康状态的敏感指标，例如新生儿死亡率和生存率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和纽约的情况基本相同。西方的访问学者对中国医学教育的试验和医学实践的调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调整使得医生和一批新授权的非医疗专业者以及从事与医学相关专业的人共同承担诊疗责任。众多的“赤脚医生”、助产士和护土担任着预防医学和基础卫生保健工作。尽管中草药、针灸术仍然是中医治疗的核心，但传统的中医师也要学习微生物学和药理学。中国的西医学院也同样包括对中医的培训。
针刺麻醉的发展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另一个伟大飞跃。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医务工作者考虑针刺麻醉是否可以替代一直用来治疗术后疼痛的各种化学麻醉剂。其实即便在中国，针刺麻醉的前景也受到一些质疑，但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60%的手术采用了针刺麻醉。现代针灸医生认为，针刺麻醉和化学药物麻醉不同，它可以在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同时调动人体所有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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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术和中草药的复兴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对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的关注。如果脱离了理论框架，中医就仅仅是靠经验治疗的大杂烩，而不是能给病人和行医者提供指导和启示的哲学系统。中国哲学和医学总是能表现出相互汇合和适应的巨大能力。中国文化富有生命力，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艺术始终和现代文化紧密相连，也许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仍然反映出“三天帝”（伏羲、神农、黄帝）希望完善中医思想的愿望，而这种传统的中医思想也是平和的心境、健康、力量和长寿的根本。
（本文摘自《医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略有编辑，以原文为准）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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