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义

祇园精舍之钟声，

奏诸行无常之响。

婆罗双树之花色，

显盛者必衰之理。

骄奢者岂得长久，

仿佛春宵黄粱梦。

强暴者终遭殄灭，

恰如风中之浮尘。

——《平家物语》

中古时代

自认世界雠仇之优越者，此等蠢行者必自戕灭亡；认为自己最优秀的民族，诸如古典时期的波斯和罗马帝国、封建时期的西亚、东亚、日不落欧洲老牌殖民帝国、后工业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纳粹......不胜枚举，若一民族残暴自悦、不仁不义，这样的军队会失败，这样的国家会灭亡，癫狂不安恰恰是民族焚灭的前兆，美国正在通往旧时代的末班车。

自古以来，征服‘世界’、通天之塔、长生不老就是历代人类的不懈梦想，想来想去，这三者之间，无有关于欲望，更多关于对和平幸福的希望和祈盼，代代先祖历经岁月剥蚀，将经验化作人类前行的希望，渴望着未来的和平繁荣。

谈及征服世界，那蒙古帝国和日本就是亚洲最可探讨的鲜活例子。

日本国是一岛国，在东方大海上，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神道教），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据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屋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其它窗拢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有日料餐饮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邻国闻此岛有财富，谋取之。

然二次大战玉碎，日本沦丧美利坚之猎犬，臣民皆死心无望，虽已科技强国，然吾观之其国仍未开化，国内力图自保，则未来之势难料。

读史者联想一下‘日美’太平洋战争，美国自二战以来，涌现出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日本通”，包括《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特。反观元世祖忽必烈与日本的两次大战，死伤十几万人，居然未能换来绝大多数人对日本人的新认识和新想法，谬哉怪哉？

不过，无需苛责古人。当时生活在元朝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未出过国、留过洋，既无今日的高校和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也不能方便地在线搜索百度、谷歌、维基等等，更没有人甘愿舍弃“四书五经”中的“黄金屋”“颜如玉”，专门搜索国外的情报资料。直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还在批评：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感觉是喜欢扯淡），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欧美，即日本与我仅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想说明一点：忽必烈汗打算对日本出手的时候，面对着的实在是他不怎么了解的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也曾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元朝官兵来说，可是致命的错误。

世界：当今局势，多元对立，互不相让，礼崩乐坏，邪佞当道，千年未有之变，也曾听闻有人述说“震旦体量之巨，诸国忘尘莫及”，此话出毕，众人如痴如醉，如此妖言怎可信乎？以色列尚可攻伐五国联军，无论体量再大，若行霸权肆意妄为，国家一定会衰落，如同美国令人不齿。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越来越将目光转向了更加未知的空间---海洋、高山和太空；人类对自己的境况之担忧，远超先祖耕战之忧虑；未来的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不足、水资源短缺、生物武器滥用等尖锐问题，没有一个不是在危害世界人类存亡的严重问题，那么星际殖民、材料革命、逃离地球诸如概者或许是人类唯一的希望，人类呆在地球上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 一种侵蚀民族情感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与德国的民族性不可分割的。人们可能必须失掉他们的德国性，为的是找到他们的德国性。“

——托马斯·曼(《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

世界迷思

德国的两次世界大战，令其彻底失去了作为潜在世界主宰者的资格和机会，虽然它消灭了腐朽的殖民主义世界，完成了纳粹的历史任务，但也让世人们看清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对世界的严重破坏性，德国和日本打破了很多人类禁忌，比如思想控制、征服世界、种族优先、灭绝屠杀等暴行，由是造成的二十世纪冷战下的霸权局势与之密不可分。

中国的迅速崛起是二十一世纪举世注目的现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开始在全球政治、安全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代以来，中国深切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 “霸道”，不得不开始学习现代化的 “舞蹈”，试图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以夷制夷”的现代化历史，似乎使中国人变得更像自己的对手而不是自己的祖先。

倘若如此，我们似乎就面临着一个悖谬性的现实：中国越是崛起，国力越是强大，就越是远离天下主义的传统，就越是 “非中国化”。如果被这种逻辑决定，中国崛起的前景至多是在旧有的世界霸权秩序中成为新的霸权者，而难以改变这个霸权秩序本身。

本文作者旨在对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影响提出系统性的学说与论证，阐明中国发展对塑造世界秩序的巨大潜力与文明意义，并诉诸一种明确的价值立场：中国应当为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做出新的贡献，其理想目标不是重建往昔的 “中华帝国”（落后），也不是在霸权轮替的角逐中居身为新的 “霸主”，而是在根本上改变霸权结构本身，最终促进人类走向公正与和平的 “新世界秩序”。作者定义这样的理论为 “世界统和主义”。

警惕五眼联盟

天下观的历史衰落与当代复兴的难题

对于 “天下观” 的讨论近年来成为一个焦点议题，其中赵汀阳对 “天下体系” 的研究格外引人注目。他将“天下”视为中国独特的世界观念，论证它比西方以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为核心的世界观念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道德意义上也是最为优越的世界观念的范式。然而，天下观作为思想资源所富有的启发性，并不意味着在当代条件下寻求天下理想的复兴具有现实可能。一个明显的难题在于，天下思想不只对于西方世界是陌生异己的，而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是相当隔膜的。

在今天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并不是 “天下” 而是 “民族国家”，甚至还存在着某些不可忽视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传统中国的天下理想——坚持 “兼容并蓄”、“和而不同” 与 “求同存异” 等卓越的理念，深具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已经被强势的民族主义意识所压倒，甚至时而被排外主义、敌视他者以及复仇主义的情绪所劫持。实际上，正是天下观 “衰落” 的事实才构成了探讨其 “复兴” 的前提。

然而，中华文明并没有彻底断裂，而是在应对强大外部的处境中寻找重振天下的道路。实际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并不完全受制于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世界革命” 的理想与 “三个世界理论” 都蕴涵着明显的世界主义品格。当然，在 “文革” 结束之后，尤其在进入 1990 年代之后，世界革命的政治想象(“新世界的政治”)再度受到严重的挫折而隐退。改革时代的当务之急(硬道理)是发展，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因此在中国人的世界想象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幸运的是，在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学习中，中国已经成为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开启了新的历史契机，有可能缓解民族主义意识的紧迫感，使我们更为从容地反思民族国家思维的局限性，重新探究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内涵，并开掘其在当代条件下重建全球想象的理论潜力。

全球想象

（新）世界主义：一种新的全球想象

帝国的兴衰、霸权的轮替以及全球中心的多次转移都表明，各种版本的文明中心论或自我优越论都具有内在的傲慢与偏见。天下秩序的式微与历史上许多帝国的衰败或许有各自特殊的缘由，却共享了某种相似的重要教训：文明中心论往往导致自我覆灭，这是历史留给人类的共同遗产。

正是这样一种视野吸引我们再次思考 “世界主义” 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就词源学意义而言，“cosmopolitanism”(世界主义)这个词，由 “cosmos” 和 “polis” 两个词根组成：“cosmos” 意指 “宇宙” 整体的和谐秩序(不仅存于自然世界，也存于人的内心)，是一种普遍的秩序；但 “polis” 所指的城邦政治是地方性或区域性的。所以，“cosmopolitan” 的含义既是普遍的又是地域性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 “新世界主义”：由各种源自地方性的“普遍主义”论述在彼此的学习与对话过程中 “汇聚而成”，同时又受到地方相对性的约束。回到开头托马斯·曼对于德国性的评价，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在新世界主义视野中，为了得之，必先失之，只有认清并且扬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性，才能真正找到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传承自己的民族性。

换言之，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新的全球想象：告别文明中心论，终结霸权轮替的历史，走向一种基于跨文明对话与合作的世界秩序。一个更好的未来世界秩序，将是世界各个民族共同建立的，其基础性的共同价值规范不是先在的、不是现成的，也不是由某个“强国”或某种“优越文化”单独界定或强加的，而是在各种文化之间彼此影响与学习、相互竞争与对话的过程中共同创造并不断再造的。

一方面，旧有的天下观念必须面对其历史没落的命运及其教训，另一方面，它仍可获得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在当代寻求天下主义的复兴，应当拒绝重返往昔中华帝国”的幻想，致力于从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中拯救天下理想——在扬弃华夏中心论的同时去阐发天下理想中最值得继承的思想遗产。出于摆脱华夏中心主义的诉求，我们在术语上选择 “新世界主义” 而不是 “新天下主义”。我们相信，转向新世界主义或许是天下理想在当代获得复兴的一种最可期许的希望。

结语

历史上的帝国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文明想象为世界的中心，试图通过征服或 “皈依” 收复并统治整个世界。新世界主义拒绝各种傲慢的文明中心论，警惕其潜在的帝国企图，努力打破各种文明中心论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欧洲中心论，华夏中心论或者美国中心论。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或文明优越论的主张，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在道德上是不可欲的。因此，新世界主义期待一个共建的世界，而作为中国学者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我们注重汲取中国的文化智慧，同时借鉴其他文明的思想成就。中国与西方都有自身的特殊主义和超越地方性的普遍主义思想，都可能通过文明对话成为这个共建世界的共同思想资源。最后，从新世界主义的角度来看，作为硬实力(经济、军事和技术的)崛起的中国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没有实力的承载，中国不可能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并对世界做出贡献。我们强调实力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过程，是一个从对抗霸权走向消除霸权的 “扬弃” 的过程。中国崛起的最可欲的未来前景，或者说，中国文明对世界秩序最伟大的贡献，不是所谓 “中国统治世界”，不是 “天下帝国的重归”，而是中国最终促使世界进入一个对话与共建取向的后霸权秩序。如果中国终将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那么应当是一个致力于终结霸权逻辑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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