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时期是苏轼一生最为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是政治上最为风光的时期，另一方面又是苏轼遭受攻击最多的阶段。关于元祐党争的情况，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王水照的《论洛蜀党争的性质和意义》、诸葛忆兵的《洛蜀党争辨析》、李真真的《蜀党与北宋党争》。这些研究对于厘清元祐党争的实际情况、性质和意义不无裨益

一、风光与无奈——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

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用风光与无奈来概括较为准确。一方面，元祐时期的苏轼风光无限：入为朝廷重臣——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出为方面大员——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苏轼并非“倡优蓄之”的弄臣或文学侍从之臣，而是真正进入过权力中枢的重臣，深得当时最高权力者高太后的赏识与特别保护，离相权仅一步之遥。另一方面，苏轼始终处于政争旋涡中，是非和攻击如影随形，总是处于辩诬的境地，不得不多次上章辩白，也不得不多次自请外放，显得颇为无奈。

这些无奈的辩诬材料，是《苏轼文集》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将这些无奈的辩诬材料，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史》以及宋人的相关笔记进行疏理，大致可以发现围剿苏轼的一些特点。

（一）从攻击的时间点分析

攻击的时间点一般都选择苏轼在朝的时间段上。每当苏轼在朝，立即成为众矢之的。具体说，苏轼“三入承明”也就成了三次攻击的高峰。

苏轼“一入承明”时间最长，攻击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开始，直到元祐四年三月出知杭州为止，攻击一波接着一波。第一波攻击针对苏轼元祐元年十一月作试馆职策问；第二波攻击是对苏轼的间接攻击，针对的是苏轼在台谏的朋友吕陶、孔文仲；第三波攻击是针对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第四波攻击是针对元祐三年正月苏轼知贡举；第五波攻击虽是对苏轼的间接攻击，但针对胡宗愈的攻击都牵涉到苏轼，该次攻击从元祐三年三月一直延续到元祐四年三月，持续了整整一年。

苏轼“二入承明”时间最短，入朝只有短短３个月，但攻击更加无聊和恶毒

苏轼“三入承明”期间，局势似乎相对平静。元祐七年八月，苏轼以吏部尚书兼南郊卤簿使被招回；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二月，御史黄庆基上疏，列范百禄五罪。元祐八年五月御史董敦逸四状言苏辙，御史黄庆基三状言苏轼。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出知定州，其时已到国是将变的时候了。

（二）从攻击的对象分析

关于攻击的对象，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直接关乎苏轼的。政敌直接指控苏轼最主要的罪状也就是所谓“发策草麻”而已，这反而证明苏轼的确没有什么把柄被政敌抓住。二是涉及苏轼的同乡、朋友的。如吕陶、孔文仲、胡宗愈、范百禄，指责其朋比为周。三是涉及苏轼的门生、故旧的。从攻击的对象分析，虽然五花八门，但真正所谓罪状，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大多流于情绪化的攻击，也经不起推敲。比如针对苏轼本人的，如果不存偏见，在当时还是在今天也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错误。

（三）从攻击的手法分析

攻击的手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一是无限上纲，深文周纳。纵观对苏轼的攻击，对先皇帝不忠是政敌攻击的重点所在。作为先皇帝处理过的政治犯，苏轼可能对神宗皇帝心存怨恨，是高太后对苏轼唯一不放心的地方。

二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如苏轼知贡举，赵挺之攻击“苏轼主文，意在矫革”，苏轼自谓“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的确是实情。另外如贾易指责苏轼“杭州不当法外刺配颜章、颜益父子”，贾易连颜章、颜益是兄弟还是父子都没有搞清楚就信口雌黄，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陷害，只能说明攻击者的不择手段。

三是指鹿为马，指黑为白。如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疏论苏轼浙西灾伤不实，置百万生灵于儿戏。这就不只反映了政治斗争的丑恶，更反映了攻击者已经失去起码的良知，近乎丧心病狂了。

四是采用漫骂手段，进行人身攻击。以王觌、赵挺之等最为典型。赵挺之言：“按轼学术本出《战国策》苏秦、张仪纵横揣摩之说。”王觌言：“轼习为轻浮，贪好权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专慕战国纵横捭阖之术。是故见于行事者，多非理义之中，发为文章者，多出法度之外……学术不正，长于辞华而暗于义理。”

五是株连附会，构陷其结党营私。从弟弟苏辙，到门生黄庭坚、秦观，故旧王巩、孔文仲、胡宗愈，以至于同乡吕陶、范百禄，无不在攻击之列，上文已有论述，此不赘言。

六是轮番进攻，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特别是“一入承明”时期，发动的五波攻击都带有明显的预谋和目的性。

二、苏轼在元祐党争中四面受敌的原因探析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苏轼陷于这种状况的呢？笔者认为，原因固然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可以从攻击者的角度分析，一是可以从苏轼的角度分析。

（一）外部的客观因素——攻击者的动因探析

攻击者为什么对苏轼进行围攻，原因是多方面的，且头绪繁多，扑朔迷离。据笔者粗略统计，对苏轼展开直接或间接攻击的人中部分与苏轼有个人恩怨，但绝大多数则并非如此，牵涉到更为深刻的体制原因和讳莫如深的权力斗争。

首先，不能排除个人恩怨因素。比如朱光庭，特别是贾易，攻击苏轼的确有为其老师程颐报怨的成分，苏轼自己对此也很清楚。贾易把为老师程颐报怨作为政治使命，近乎丧心病狂。另外，像赵挺之攻击苏轼，也的确与苏轼存在个人恩怨。攻击苏轼最为厉害的王觌、黄庆基也大致可以从个人恩怨找到蛛丝马迹。

第二，更深层次的原因牵涉到当时的体制。从攻击苏轼的构成人员的公开身份分析，无一不是台谏人员。从法理上说，台谏对苏轼的攻击是具有合法性的。这既是他们的权力，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但问题是，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自熙宁时期王安石首开利用台谏驱逐、清除政敌的先例后，到了元祐时期，执政大臣都或多或少利用台谏打击政敌。台谏已经从权力制衡的工具演变为权臣打击不同政见者的利器，作为工具性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苏轼在元祐时期的遭遇，最为明显地反映了台谏的这种变质。

第三，更为讳莫如深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权力争斗。司马光去世后，旧党由谁来挑头支撑大局，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苏轼深谙历史，吏事精通，才华出众，深得最高权力者赏识，无疑是最有可能出任执政或者宰相的人选。因此，笔者根据史料分析认为，从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到元祐三年四月，执政大臣调整到位为止，

因此，从权力争斗角度分析台谏攻击苏轼的动机，才可能避免“意气之争”、“洛蜀党争”的认识误区，权力才是争斗最为核心的因素。苏轼与刘挚在权力上存在竞争关系，因此苏轼在“一入承明”时期遭到的攻击，幕后都有刘挚的影子。

（二）主观因素——“不合时宜”

外因取决于内因，性格决定命运。导致苏轼在元祐党争中四面受敌，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还与苏轼不合时宜的独立政治取向、耿介的政治操守、真挚无饰的性格等主观因素有关。

首先，与苏轼“不合时宜”的独立政治取向有关。从熙宁王安石变法开始，统治集团就分裂为新旧两党；元祐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打击、排斥新党人员，更加剧了这种分裂的趋势。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新旧两党已经势如水火，按照政治潜规则，牵涉到站队问题，站队已经高于是非，政治取向成为第一考量因素。

一方面，

独立不倚的政治取向，使苏轼成了政治上的另类。苏轼在党争中的站队既得罪了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旧党和新党都将其视为异类。有主见、不盲从、不附和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人格，是不为任何当政者所喜的，苏轼一生的政治浮沉大致都能从其独立不倚的政治取向找到答案。

第二，与苏轼“不合时宜”的耿介性格有关。负责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勇于为义，不患得患失，苏轼耿介的性格是其遭受攻击的又一重要原因。与司马光为役法问题争论特别彰显了他这一个性特点。在反对王安石变法中，苏轼与司马光曾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乌台诗案苏轼贬谪黄州，司马光曾被牵累，苏轼的复出也与司马光的推荐有关。论公谊与私交，苏轼与司马光都是同一战线的同志，但牵涉到国计民生的役法存废问题时，司马光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更不理智的尽改新法的做法，导致了苏轼与其在朝堂上发生了公开争执。

第三，与苏轼“不合时宜”的真挚个性有关。真挚、外露、嫉恶如仇的个性，也是苏轼易于招怨使其成为政治对手攻击的重要原因。如“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公开指斥赵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以及“轼在翰林，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等等。这种真挚无饰、“刚褊疾恶”的个性，当然会“见疾于群小”，苏轼比苏辙更容易招致政敌攻击，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苏轼在元祐政争中四面受敌，成为众矢之的，既与其处于众所必争的政治地位等客观因素有关，更与其政治取向、性格等主观因素有关。

三、“为”与“不为”——苏轼的选择及其意义

就像笔者前面分析的，元祐时期是苏轼政治上最为风光也最为无奈的时期，苏轼由此面临多重矛盾，并由此面临两难选择。高太后的知遇之恩与台谏不依不饶的围剿，尽忠国事与明哲保身的不能两全，耿介的个性与政治上必须的妥协退让，致君尧舜的理想与不能实现的现实……

（一）苏轼在党争中的“为”

苏轼在党争中的“为”显示了儒家积极用世的阳刚精神，也就是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

首先，是担当精神。为了报答高太后的知遇之恩，苏轼尽忠国事，不但在其位谋其政，而且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明确的是非观可能招致的麻烦和带来的后果，苏轼清楚，这种担当精神，显示了宋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胸襟和豪迈情怀。这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前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一脉相传，也践行了早年与母亲对话做范滂的诺言。

其次，是批判精神。为了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苏轼决不粉饰现实，是永远的不满现状者，也是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苏轼“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则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与当时认为元祐更化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同道。

第三，是强烈的主体意识——坚定、独立。苏轼具有坚定的政治操守和独立的人格操守，决不是攻击者所谓的纵横家。从熙宁到元祐，苏轼之所以成为当政者打击的重点对象，除了前述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轼具有坚定的政治操守和独立的人格操守。所谓坚定，就是不因政治形势、政治利益计较“贪得患失……改其常度”；所谓独立，就是决不“随世俛仰，改其常度”。 “自陈入仕以来进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这应该是苏轼对自己一生操守最好的诠释。

（二）苏轼在党争中的“不为”

元祐时期虽被后人冠以“贤人政治”，但当时的政治生态其实是恶劣的，从政诸公的政绩也乏善可陈。旧党政治人物先是极力打击新党，后是旧党内部的党争，而旧党内部的党争又主要集中于人事纠葛、个人攻击、权力斗争。苏轼想办的事总有人反对，争论一番之后结果多是不了了之。面对这样恶劣的政治生态和无聊的政治环境，苏轼除了不得不作出辩白外，基本上没有热情去参与，经常充满无可奈何的厌倦之感。

当然，苏轼在元祐党争中选择“不为”，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是“既欲参政又畏祸及身”的被动选择，而是当时形势下的主动选择。如果苏轼在元祐党争中主动投入、积极作战的话，苏轼自己也成了无聊游戏的制造者，也会成为悲剧中的喜剧人物或者喜剧中的悲剧人物。因此，苏轼主动选择“不为”自有其特殊意义。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不为，有两点特别值得一说，一是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一是个人进退上的淡泊名利。首先，绝不效法当时流行的恶劣政治手法，政治上光明磊落，维持了政治斗争的品位和作为士大夫的尊严。

对政治对手进行深文周纳，是熙丰到元祐流行的打击政治对手的惯用手法，苏轼经历过“乌台诗案”，是该案最大的受害者。元祐二年十月，当赵君锡等人对叶祖洽熙宁三年三月策问进行历史清算，恶意构陷其有“讥讪之言”时，苏轼作为当事者，不以自己当年的个人好恶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对叶祖洽廷试策状进行分析。利用台谏打击政治对手，同样是熙丰到元祐流行的政治手法。元祐初，张商英请苏轼推荐他入台，为其充当政治打手，张商英后来出任宰执，是有相当能力的。苏轼没有像刘挚或者苏辙一样笼络、借助台谏打击政治对手，政治上的确光明磊落。为了权利死缠烂打，更是王觌、贾易、赵挺之、刘安世等人的惯用手法。苏轼不愿陷入无聊的、特别是为权力展开的恶斗，更不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次主动请求外放。苏轼不愿做政治动物，更不愿做权力动物。

其次，在个人进退上，苏轼淡泊名利，不以个人进退介怀，不恋栈，更不汲汲于功名富贵。苏轼重视名节，视爵位利禄为“鸿毛敝屣”。

综上所述，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一方面是朝廷重臣，另一方面是倍受台谏攻击的目标。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苏轼在元祐党争中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强烈的主体意识以及光明磊落、淡泊名利的政治风范和人格风范，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选择，对于我们了解苏轼的人格、志趣、追求，对于今天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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