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鄭和足跡,深究鄭和大航海的真正成因

有幸瞻仰過江蘇太倉瀏陽天妃宮以及鄭和紀念館,更在天妃宮碑廊內看到了重新雕刻的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勒石立碑——《婁東瀏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碑》,它對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是這樣描述的。

和等自永樂初奉使諸番,今經七次。每次統領官兵數萬人,海船百餘艘,自太倉開洋,由占城國、邏羅國、爪哇國、柯枝國、古裡國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涉滄溟十餘萬里。觀夫鯨波連天,浩浩無涯,或煙霧之溟濛,或風浪之崔嵬,海洋之狀,變態無時,而我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

這確鑿的證明了一點,太倉就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起錨地,也是鄭和征服大海的起點,他率領著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進行了對大海深處的探索,比歐洲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家早了將近百年之久。

據史料記載,鄭和所領船隊,其中有六十三艘是長達四十四丈,寬十八丈的大型寶船,而鄭和一號寶船更是排水量達到了一萬五千噸的巨型寶船,這樣的船就算放到現在也算巨無霸了,更不用說當時處於刀耕火種的自然經濟時期,它們是怎樣建成的,又是在哪裡建造的,建造它們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等等一系列問題縈繞我之腦海,頓時讓我萌生了沿著鄭和在國內的足跡一行的想法。

探訪鄭和足跡,深究鄭和大航海的真正成因

鄭和紀念館


鄭和最初出現的軌跡——寧德

嘉靖年間,兵部尚書胡宗憲在其著作《籌海圖編》中曾提到:“永樂二年,上命太監鄭和通督樓船水軍十萬,詔諭海外諸番,日本首先納疑”,就是說在官方的說明中,鄭和在永樂二年出現在寧德,帶領十萬樓船水軍是為了攻打日本。

鄭和統領水軍居然是為了打日本?這顯然是不太可能的。

  • 從史實來看,永樂前期與日本關係友好,且沒有東征日本之事發生。
  • 從中日兩國史書來看,永樂二年中日沒有任何軍事交流往來。
  • 如果東征日本,顯然是山東、浙江的港口出發更適合,而寧德的確不是遠征日本的絕佳場所,違反兵家常理。

那麼永樂帝命鄭和來此地究竟為何?

根據寧德《地方誌》的記載,以及支提寺明代木刻記載仁孝皇太后資於寺廟中的“恩隆三寶”等情況來看,這正是印證了當時建文帝曾在寧德一代活動,甚至極有可能就在支提寺出家,這一點幾乎是確切無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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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妃宮

更為關鍵一點,鄭和在寧德這次活動如果不是明朝大員胡宗憲親手所著記載,我們在其他史料中均無任何關於鄭和在寧德出現過的記載,僅僅在《國榷》中記載“辛巳,命福建造海舟百三十七艘”也說明不了其他問題,這豈不是欲蓋彌彰?掩蓋鄭和軌跡的真相是不是就是意味著當時的建文帝確在寧德呢?

根據寧德《地方誌》記載,永樂二年寧德此地是有小規模的區域戰爭的,再加以對建文帝的推測,那麼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應該是建文帝殘餘勢力與永樂帝的燕軍進行了一場戰爭,後來的結果也不言而喻,建文帝勢力徹底失敗,最後從寧德附近的三都澳進行了逃亡,或許去了西洋,又或許是下了南洋,這就不得而知了。

建文帝有可能的逃脫,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這直接為鄭和下西洋提供的最直接的藉口。

由於寧德有著天然良港所以此地造船業頗為發達,傳說中的“福船五會”技術雖早已失傳,但的確是該地區的先進造船技術之一。另外造船中“

水密隔艙技術”流傳了下來,並申報了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成功。

這是否意味著鄭和船隊的寶船都是福建所建呢?帶著這個疑問,我來到了當時明朝的都城南京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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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復建的鄭和一號

鄭和操演水軍的軌跡——應天府

我們傳統意義上的大船,一般都是在泉州港建造的,史學家們大多也這樣認為,因為《明實錄》記載的很清楚:“永樂元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一百三十七艘”,並且泉州港的海船往往是開往南洋、西洋的,這樣既合情理,也有條件,縱觀泉州港的歷史,出海到南洋的大船基本上都是泉州港所建造,並沒有什麼例外。

然而鄭和船隊最大的一號寶船似乎並不是在泉州建造,而是在應天府建造,不要以為應天府沒有大型海港就造不了海船,事實上後來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大部分的寶船都在此建造。

現在南京城西北地區的三汊河區域,就是當時建造最大海船的“寶船廠”,除了本地有著“頭作”、“七作”、“上四塢”等地段名稱可以依稀瞭解該地區曾經有過船廠外,明朝人茅元儀《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中也介紹了明朝寶船廠就是現在南京城西北角的中保村一代,而《同治上元江寧兩縣誌》的記載也佐證了這一點。

在下關草鞋峽下游古靖安河入江處附近,有張陣湖,明代稱穩船湖,地近寶船廠,即太監鄭和試船處。

從目前地址來看,縣誌中提到的穩船湖,即燕子磯三臺洞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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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阿拉伯人參與建造中國海船


另外,上世紀七十年代雖然將破爛不堪的寶船廠舊有建築拆除,但其遺址石基尚在,其規模宏大,從遺址就可見一斑。為什麼鄭和要選址在應天府建造一號寶船呢?

從技術上看,應天府所制海船在當時是屬於最先進的,寶船其實就是以“沙船型”為基礎建造的,其特點是吃水比較淺,船體穩定性比較好,航行過程中阻力也比較小,採用這種技術造船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並且南京雖然只臨長江,但其造船史卻遠比泉州還要歷史悠久,早在三國時期,其造船規模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飛雲蓋海,制非常模”就是對這裡造船的盛譽,那麼在永樂時期,傾全國之力建造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船也就不足為奇了。

造船廠的工作完成後,是否意味著鄭和下西洋的準備工作就順利完成了呢?帶著重重疑問,我查閱了隨同鄭和下西洋的文官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和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在他們的著作中,都不了避免的提到了當時鄭和下西洋時所準備的一系列商品,主要便是當時深受世界各國政要所喜愛的中國瓷器,而當時中國瓷器之都就是景德鎮,沿著這條線索我走進了中國的陶瓷之都——景德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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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青花瓷之番人演奏雙耳扁瓶


鄭和船隊出海前的軌跡——景德鎮

從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來看,國內大多數人將其定格在尋找建文帝上,雖然我也是如此認為,但我更相信鄭和下西洋主要目的是為了炫耀天朝武力,通過海事交往以達到“萬國朝邦

”的效果,但這些顯然不足以解釋永樂帝頻繁持續二十年進行的航海行動,鄭和出海還帶著怎樣的使命呢?

由於明朝建國後,洪武朝封海的禁令使得中國貨物奇缺,尤其是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在當時一樣繁榮的阿拉伯世界更是成為最搶手的熱銷商品。根據景德鎮明代官窯遺址發掘出土的永樂官窯瓷器碎片來看,大部分屬於青花瓷,從這些碎片來看,它們具備了以下幾個特徵。

  • 一、具有阿拉伯風格的瓷器不少,比如雙耳扁瓶、雙耳折方瓶、天球瓶等,這些器型都是阿拉伯國家常用的典型器。
  • 二、陶瓷碎片上的紋飾與元青花、明青花有著顯著的區別,這些碎片上有許多繪有番蓮、有的甚至直接書寫著阿拉伯文字,還有一少部分器型上面繪製著阿拉伯人。
  • 三、陶瓷碎片充分顯示,大部分用了阿拉伯人所鍾愛的蘇麻離青,也就是青花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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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青花瓷之伊斯蘭青花碗


這些陶瓷的特徵表明,鄭和船隊所帶商品主要是為了供應阿拉伯國家,而不是南洋或者更遠的西洋,顯然鄭和出海帶有很強的目的性,那就是交好阿拉伯國家,這就與鄭和出海的原因有些相悖,且看《明史》對鄭和出海的原因解釋。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將士卒兩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幣。

從《明史》的說法看來,鄭和似乎的確是為了追殺建文帝而出海的,事實真的如此嗎?

依照明成祖的雄才大略,追殺建文帝這種小事不應該有這麼大的陣勢,這必然是一個幌子,真實意圖就隱藏在景德鎮這些小小的青花瓷之中!這要從帖木兒的西域說起。

明王朝具有雙重特性,它既是元朝的繼承者,更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者,朱棣在坐鎮北平當藩王期間就注目著北方群敵的變化。

1370年,帖木兒在撒馬爾罕建立起自己的政權,他對南俄羅斯的欽察汗國發起了進攻,並很快白帳汗國和欽察汗國進行了統一,這一年是1380年,即明朝的洪武十三年。接下來的時間內,帖木兒通過捷列克河谷的戰爭征服了整個俄羅斯。1398年3月,帖木兒又親率九萬大軍遠征印度,表現出其殺戮者、掠奪者的本性,這一年明朝的洪武帝朱元璋去世,建文帝上臺,北方遊牧民族的壯大讓朱棣深為不安,他不斷派出探子打聽關於帖木兒帝國的種種情報。

然而隨著建文帝的削藩行動,使得朱棣被迫中止了對帖木兒帝國情報的刺探。靖難之役後,朱棣又想起了洪武生前派往帖木兒帝國的使者傅安一直沒有消息,又傳來情報說帖木兒將親率大軍五十萬進行東征,以恢復成吉思汗之榮光,這個情報讓朱棣如坐針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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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大帝與帖木兒畫像


極具戰略眼光的朱棣不可能看不到帖木兒帝國給大明帶來的威脅,於是他在即位之初便組建龐大的船隊,並讓忠於自己的穆斯林太監鄭和率船隊出海,其目的是遠交近攻,讓鄭和帶著阿拉伯人最喜歡的中國瓷器,用來交好阿拉伯人,讓他們側翼牽制帖木兒帝國,而朱棣則在國內率兵遠征大漠,正面打退韃靼,避免將來與帖木兒帝國的戰火燒至明國境內,也剪除了存在幫助帖木兒帝國的潛在隱患。

當1405年,帖木兒在東征途中因病去世後,帖木兒帝國陷入了爭奪大位的紛爭中,東征也就無疾而終。但這個龐大的中亞帝國並沒有完全散亂,於是朱棣前後六次遠征蒙古,可以明顯看出,明成祖朱棣在試圖以攻代守,徹底解決威脅中原本土的北方遊牧民族,他捨棄了中原王朝以長城、高山為邊界的固守本土戰略,顯示出極強的擴邊意圖,這是中國第一個有這種意圖的皇帝。鄭和下西洋也只是完全是配合他在北方遊牧民族的作戰而已。

看到瓷器博物館的這些青花瓷的碎片,我不由感慨萬分,原來所謂鄭和下西洋,背後居然隱藏著永樂帝如此大的宏圖,我們有理由相信,永樂大帝除了意圖徹底消滅北虜威脅以外,更想構建一箇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兼具東方海洋霸權的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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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油畫


結語

鄭和下西洋,無論如何都是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依靠的,從國內鄭和出海前的行動軌跡來看,他所作的準備無一不是為了出海作戰而準備,事實上鄭和七次出海,震懾東洋、肅清舊港、錫蘭與蘇門答臘海戰、與阿拉伯國家通商等等,無一不是在戰爭中進行的,本來已經漸漸形成海上的東方霸權,奈何永樂帝之後的繼任者立刻將這種思維轉化到朱元璋制定的軌道上來,因此把北方戰線再次收縮至長城一線,海上霸權自“忠臣”劉大夏燒燬鄭和寶船圖紙之後再無以為繼,從此沒有任何能力與西洋海船一較高低。

大明漸亡!這是政策的失敗,更是思維的退步!

參考資料:《明史》、《明實錄》、《國榷》、《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籌海圖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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