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派克·李（Spike Lee）在颁发最佳导演奖时喊出奉俊昊的名字，许多坐在电视机前的资深影迷大概都发觉「苗头不对」。毕竟奥斯卡奖不是评审团制，没有分猪肉之说，最佳影片与导演奖得主分家不常见，过去30年仅发生9次。
原先气势最旺的《1917》（2019）一时断气，笑到最后的是来自韩国的《寄生虫》（Parasite, 2019）。《寄生虫》最终以最佳影片、导演、原著剧本与国际影片四项大奖成绩作收，不仅是史上首部荣获奥斯卡殊荣的韩国电影，也是首次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
《寄生虫》是首次获得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
一英寸的字幕障碍
这个成就堪称空前，因为美国人不看字幕是出了名的，哪怕是《艺伎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 2005）里的日本武士与艺伎都得操标准英语，紧接着要上映的《花木兰》（Mulan, 2020）也「不可免俗」。这点奉俊昊很清楚，他在稍早的金球奖获奖时便幽了美国人一默，奉劝美国人试着「克服一英吋的字幕障碍」，如此一来，「你会发现更多的好电影」。
在《寄生虫》之前获得最好成绩的亚洲电影，是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2000）。当时负责发行的哥伦比亚影业便想出妙计，在预告片里放满动作戏，却不让人物说话，就怕「露馅」。结果策略大获成功，全美卖破1亿美元。反观《寄生虫》只能直球对决，除了凸显了这部作品确实过人，大环境对它有利也是事实。
《寄生虫》最终以最佳影片、导演、原著剧本与国际影片四项大奖成绩作收。
选出奥斯卡入围者与得奖者的影艺学院，过去常被戏称为「老白男」集团（由老人、白人、男性组成，或者老年的白人男性为主要成员），保守程度可想而知。为了去除掉这样的尴尬标签，影艺学院近年开始广受新人改变选民结构。
依据统计，2015年会员人数为6,261人，到了2019年已扩增到8,469人。成员身份亦格外重视肤色与国籍的多元性，来自欧洲、墨西哥、中国的会员皆大幅增加。改革之初便收到成效，例如在2017年选出了奥斯卡奖史上第一部LGBT题材的最佳影片《月光男孩》（Moonlight, 2016）。
去年墨西哥电影《罗马》（Roma）虽然未能夺魁，或在于影艺学院会员对线上串流平台网飞（Netflix）仍有顾忌，而非它是外语片的缘故。非英语电影得奖其实是迟早的事，只是大家万万没想到第一部达阵的，竟是韩国电影《寄生虫》。这下恐怕让很多国人也许纳闷，早知韩国电影有两把刷子，但征服奥斯卡奖，至于吗？
奉俊昊在稍早的金球奖获奖时，奉劝美国人试着「克服一英寸的字幕障碍」。
奥斯卡是一场商业游戏
其实2019年好片如云，换一群选民，《寄生虫》未必被选为年度最佳。但奥斯卡奖向来是一场商业游戏，不是光论实力而已。发行商必须研拟出造势策略，办活动接触选民，砸钱在网路平台或平面媒体等处撒广告。为《寄生虫》操盘的美国独立片商Neon才不过成立三年，但有了之前操作《我，花样女王》（I, Tonya, 2017）的经验，这回显得驾轻就熟。
幕后功臣是Neon创办人汤姆．奎因（Tom Quinn），先前曾效力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主导的温斯坦影业，参与过《萨蒂亚吉特·雷伊》（Snowpiercer, 2013）的营销。后来他自立门户，在《寄生虫》开拍后不久便抢下北美版权，从2018年10月开始运筹帷幄。在坎城荣获最大奖金棕榈奖之后，Neon轻松谈妥了多伦多影展与纽约影展的首映，一路征服北美媒体、影评人。
但他们并未选择采取大规模放映，而是从2019年10月开始采取限量影厅上映模式，宁愿先冲三间戏院的票房，聚集各地影迷前来朝圣。最终成功创造首周37.6万美元票房纪录，单厅平均达12.5万美元，创下北美非英语片新猷，口碑也为之带动。随后逐步扩张，隔周开到33间戏院。在发行第10周，突破2,000万美元票房纪录。截至奥斯卡奖颁奖典礼的周末，《寄生虫》的美国票房已达3,550万美元成绩，是非英语片在美国罕见的好票房。
影艺学院的选民绝非我们常人想象般那么尊重手上的选票，过去有多位选民公开说明自己的投票取向，没看过片就凭直觉去投票的人不在少数。当《寄生虫》成功炒起话题，变成现象级影片，自然会吸引这些日理万机的选民愿意挪出时间观赏，入围机率自然大大增加。
《寄生虫》剧照。
脱颖而出的关键
当然，《寄生虫》之所以能赢得小金人，绝非只靠策略操作就能成事，电影本身的内容必须打动上千影艺学院选民。而它之所以脱颖而出的关键，显然在于作品的层次感。这里说的层次便是一楼与地下室的对照，既可说是喜剧与黑色惊悚剧的完美转换，也是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写实对照。
这并不是亚洲电影首次关注类似的贫富差距、社会正义题材。事实上，奉俊昊先前拍摄的两部好莱坞格局制作《萨蒂亚吉特·雷伊》与《玉子》（Okja, 2017）的大方向也是如此。两部片的成果都不算成功，前者在票房上失利，后者口碑普普，两部片同样遭到奖季排除在外。但奉俊昊显然汲取了先前的失败经验，回归到韩国操作自己熟悉的制作团队，讲述一个完全本土，但却属于世界的故事。
这一点不是与李安神似吗？当时在《卧虎藏龙》之前，李安在美国连两部作品《冰风暴》（The Ice Storm, 1997）与《与魔鬼共骑》（Ride with the Devil, 1999）也都在市场遭受冷落，奖季也未见青睐。他与奉俊昊的经历明显相似，同样面临着一个调整的过程。
将作品转化成贴近美国人或者国际观众愿意并且有能力品尝的样貌，并非一蹴可几。奉俊昊早期经典《杀人回忆》（Memories of Murder, 2003）和《母亲》（Mother, 2009）即便可能被归类为商业电影，但在欧美观众眼中还是艺术院线（Arthouse）范畴。套一句片中朴社长所说，《寄生虫》成功「越线」了，它既能在摄影、场景设计、配乐运用上传达一种艺术质感，也能利用峰回路转故事转折扣人心弦，逼出观众的肾上腺素。甚至在故事最后，传达了一种对社会的控诉、人道主义式的关怀，在在符合奥斯卡的审美观。
《寄生虫》或许未必是所有选民的最佳影片首选，因影艺学院在这个项目采用的是「偏好投票制」，意即让选民进行喜好排序，一个个刷掉最多人排在最后一名的电影，循序估算出「最大公约数」。如果直接一票定生死，获奖的或许是符合奥斯卡传统喜好的《1917》，呼声也不小的《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 2019）和《小丑》（Joker, 2019 ）可能也都在厮杀之列。喜欢《1917》的选民可能恨透《好莱坞往事》，反之亦然。但所有人大概都对《寄生虫》不排斥。
《寄生虫》剧照。
韩影工业的雄厚实力
《寄生虫》的出现，的确是给好莱坞电影一记当头棒喝。不看字幕的美国人过去大概以为只要是非英语片就是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王家卫或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那样的形貌。殊不知韩国人的企图心与执行力远超他们想象，作品不仅凸显了奉俊昊作为一个优秀作者的能耐，也彰显了韩国电影工业的雄厚实力。
然而，在《寄生虫》抡元之后，却惊见许多人妄想接下来也要轮到其他亚洲电影在奥斯卡发威。在我看来只是痴心妄想。这样一部大胆揭示韩国社会阶级黑暗面，丢出「有钱的话我也会很善良」等讽世金句的革命之作，可不是某个导演卖房子就能拍出来的，而是韩国最富有的CJ集团为首的投资制作，由此可见韩国金主对题材的自由度与宽容度。相信有关注韩片的观众也很清楚，近年直接大胆针砭时政的韩片也不止这一部，《国家破产之日》（2018）等片力道都格外强劲。
目前除了韩国，我实在看不出来亚洲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成熟电影工业、国际视野与创作自由度，能去支撑一部《寄生虫》。对于亚洲电影能有如此成就，与有荣焉一天就好，这终究是属于韩国人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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