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武漢市城建局參照2003年抗擊非典期間北京小湯山醫院模式建造火神山與雷神山醫院。1月27日20時，“央視頻”聯合中國電信推出特別直播，全天候24小時實時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設現場實景。央視頻於2019年11月20日正式上線。中央廣播電視總檯力求將央視頻打造成主流媒體與廣大用戶的連接者、互聯網新技術的引領者、主流價值的傳播者，更好地推動主流價值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截止2020年2月5日，武漢醫院建設直播已有超億人觀看，網友在評論區為鏡頭中出現的車輛、房屋、樹木等物起了“紅牛哥哥”“大白兔”“吳三桂”“嘔泥醬”“白居易”等外號，並戲稱自己是“閒瘋帝”，成為網絡“雲監工”，並將工地車輛稱為“挖掘機天團”。網友的飯圈化表達也得到了媒體的進一步認可。
1月30日起，央視頻增加了助力打榜活動，不同的設備都有了自己的外號和卡通形象，網友可以為自己喜愛的車輛設備助力打榜。
此類打榜活動在飯圈文化和粉絲經濟中十分常見，但主流媒體以打榜形式將施工設備擬人化，設置類飯圈化操作，卻是十分罕見。近年來，主流媒體在融媒體進程中做出的創新有目共睹，也延伸到近來飽受關注的疫情議題。此次嚴肅議題飯圈化的背後，又究竟有什麼影響呢？
從“粉絲文化”到“飯圈文化”
“飯圈文化”是伴隨著“養成”系造星模式而出現的一種粉絲文化現象，是“粉絲文化”的變體，原本是從日韓傳播而來的一種“fan”文化。在粉絲文化中，粉絲更多的是鬆散地獨立追星，只要喜歡某明星就可自稱為其粉絲。但“飯圈”的內部有著嚴密的架構，精確的分工，極高的效率，其中的粉絲來自各行各業、各個年齡段，運用著自己的專業知識，貢獻時間義務地為偶像工作。而近年來，飯圈在組織的高行動力下曾多次打破人們帶有偏見和歧視的刻板印象。
最典型的案例為2019年8月，“飯圈女孩”和“帝吧網友”聯合“出征”，通過發表愛國言論、刷國旗、發表情包等方式，聲援愛國藝人。在諸如此類事件中，飯圈文化打破大眾對亞文化的偏見，以正面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同樣，在此次支援湖北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上百家明星的粉絲團、後援會、個人站等紛紛參與了資金和物資的援助。如蔡徐坤、TFBOYS、吳亦凡、張藝興、朱一龍等明星粉絲團將醫療物資直接點對點運送至醫院，併發布了完整的明細和捐贈證明。飯圈井然有序的執行力，在此次抗疫支援行動中得到了集中體現。
主流文化對飯圈亞文化的“收編”
除亞文化群體通過自身努力“出圈”外，主流文化也在對飯圈亞文化進行“收編”。赫伯迪格在《亞文化：風格的意義》一書中指出，亞文化的表達形式通常通過兩種主要的途徑被整合和收編進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秩序中去。一是意識形態的方法。支配集團對異常行為貼標籤並重新界定。另一種是商品的方式。把亞文化符號（服飾、音樂等）轉化成大量生產的物品。
從意識形態的角度進行分析，媒體通過新聞報道潛移默化地“培養”大眾認知，以實現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收編。首先，媒體的引導分為提及和不提及以影響受眾的認知；其次是正面表達和負面表達以影響受眾的態度；最後則為媒體自身運用飯圈化表達進入主流文化對飯圈文化的收編環節。
《人民日報》作為最具有代表性的主流媒體，通過對其微信公眾號、微博兩個新媒體平臺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全部發文進行關鍵詞搜索，即可發現有趣的規律。
以“飯圈”為關鍵詞在微信和微博搜索，去除重複及無關條目後發現：微信端提及“飯圈”一詞次數為8次，2017年1次，其餘7次均集中於2019年。微博提及“飯圈”一詞次數為7次，均為2019年提及。
由於“飯圈”一詞是後引入中國文化場域的詞彙，因此增加“追星”關鍵詞去除重複及無關條目後發現，人民日報微博端發佈內容中含“追星”字樣推文共36篇，微信公眾號發佈內容中含“追星”字樣的推文共43篇（見下表）：
整體來看，飯圈文化的提及率明顯呈上升趨勢。2018年和2019年增長速度增快，追星行為逐漸作為獨特現象映入大眾視野。
其次，在提及內容中分析人民日報新聞報道情感傾向。以人民日報微信端發佈文章中含“追星”關鍵詞為例，微信端在2019年8月16日首次以正面態度描述追星主體，並自稱為“阿中”，此前共提及“追星”字樣35次，其中18次通過直接批評呈負面情感傾向，17次中性態度，在中性情感態度文章中又有4次隱含負面態度，將“追星”一詞與腦殘、看臉、沉迷、執意、瘋狂等詞相連接。而以2019年8月16日為分水嶺，此後8次涉及“追星”字樣，其中3次正面讚揚態度，另有2次負面批評，3次中性態度，並多次使用飯圈化表達，如“阿中哥哥”“愛豆”“控評”等。
從中可以發現，以“飯圈出征”為分水嶺，以人民日報新媒體端為代表的主流文化對飯圈文化呈現出明顯的規制與收編傾向，無論從提及率抑或是態度轉變都表現出對飯圈文化的日益重視，可視為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長久馴化、規制和柔性的整合。“飯圈出征”作為飯圈“出圈”的典型事件，將飯圈文化首次全面呈現在主流文化的視野內，並獲得一定程度的認可。同時，主流媒體開始傾向於使用飯圈化表達，主動消融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區隔。
災難議題飯圈化傳播的辨證思考
（一）主流媒體巧用飯圈表達的親民聯結
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採取直播方式向大眾公開施工現場和施工全過程，其首要目的離不開國家反覆強調的，對待疫情要公開透明，進一步實現人民大眾的監督權，另一方面以實時直播的形式，回應公眾對於醫院建立的各種疑慮和關切。利用飯圈化表達，主流媒體成功吸引了年輕網民的注意力，擴大媒體的影響力，有利於傳播主流聲音，使民眾團結一致聚焦在共同對抗疫情的關鍵議題中。
從情感角度與社會連接來說，在人們不得已“宅在家”的特殊時期，直播為被物理區隔而倍生孤獨感的大眾提供監督窗口和情感出口。通過共同的虛擬在場，不僅滿足了大眾的在場感和參與感，為共同對抗疫情的網民提供情感連接，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塑造了互聯網時代的媒介事件，建構了新的集體記憶。
由於直播距離，加之因疫情原因建設工人都戴了口罩，觀眾無法識別其中的具體建設者，便將情感寄託於便於識別的施工車輛上，不同車輛雖有多人操控，但每個人都將與自身有關的車輛擬人化形象視為自身的展演，為車輛打榜實則激勵工人煥發抗疫熱情，提高工作效率。武漢醫院建設的直播的形式不同於主播直播的直接人際互動，而是雙方無交流的類人際互動。通過類人際互動，拉近了工人與觀眾的心理距離，兩方實現情感連接，在疫情中原本孤獨、焦躁的情緒得以釋放。從更大的意義上來講，億萬網友通過飯圈化表達實現情感寄託，實則是社會團結、共抗疫情的體現。
（二）濫用飯圈化表達的過度娛樂化副作用
社會學者S.Fritz曾指出，
【“災難是一個發生於特定時空的社會事件，對社會或該社會的某一自足 (self-sufficient) 區域造成嚴重損壞，招致人員及物質損失，以致社會結構瓦解，無法完成重要功能或工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擴散，對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災難敘事中的信息環境也更加複雜。由於人們的注意力資源有限，新聞報道中應適當減少其它信息干擾災難焦點議題，減少公共資源浪費，以聚焦特殊社會時期中的核心議題。也就是說，有關抗災、救災、防控病毒等議題應排在首位。但這場超億人觀看的直播評論區，卻在熱情討論車輛設備的外號，將其擬人化，甚至賦予各種劇情加以渲染傳播，而打榜活動將網友自發的飯圈化表達行為進一步正統化。
從拉扎斯菲爾德和莫頓的功能觀來看，大眾媒體具有社會地位賦予、社會規範強制和作為負面的麻醉功能。任何一種問題、意見、商品、團體、人物乃至社會活動只要得到大眾傳媒的廣泛報道，都會成為社會的矚目焦點，獲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併為它們帶去一種正統化的效果。經由新媒體推動，“挖掘機天團”切實“出道”，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此次打榜活動實際上仍為搬運飯圈話語系統和飯圈的消費邏輯，而飯圈文化的本質仍為娛樂文化。而在1月28日，國家廣電總局部署全國衛視加強疫情防控宣傳和輿論引導，減少娛樂性節目。就此來看，過度娛樂化不免顯得前後矛盾。
拉扎斯菲爾德和莫頓所提出的麻醉功能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讓人沉醉在虛幻的滿足中，滿足於表層信息和通俗娛樂中。從疫情角度來看，飯圈的淺層邏輯使災難議題焦點進一步模糊，超億人參與在這場集體狂歡中，暫時忘卻災難帶來的苦痛。
在武漢醫院建設直播中，議題焦點本應為建設過程、建造進度、建築工人的辛苦付出，但在媒體飯圈化表達中，卻將無血無肉的建築車輛送上新聞焦點。這無疑使受眾的關注點失焦，從本應關注疫情信息和監督建造轉為為喜愛的小叉車打榜。而在此次武漢醫院建設直播的飯圈化表達中，經由眾多媒體擴散，各路“飯圈女孩”進一步沉迷於表層信息，喪失深度思考能力，絲毫不思考此類打榜活動是否妥當，從長期來看，同樣不利於社會娛樂的正常化運作。
而從飯圈的話語邏輯來看，飯圈沒有對錯只有立場，粉絲無需思考，只有崇拜。粉絲文化研究學者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文本盜獵者》中曾給“迷”下了一個定義：“迷”是指狂熱地介入球類、商業或娛樂活動，迷戀、仰慕或崇拜影視歌星或運動明星的人。飯圈文化正是這樣一種“迷”文化。如此的偶像式崇拜一旦用於災難性嚴肅議題，極易使大眾只遵循立場，沉醉於表層娛樂信息的滿足，跟風點贊、打榜，而難以深度思考和實際行動。
麻醉功能的另一個表現是剝奪了人的行動能力，使人們認為對一件事情參與了、討論了、認識了就等同於親身經歷過並採取行動了。
在本次武漢醫院建設直播的飯圈化表達中，一旦人們接受了這個邏輯，在為小叉車投出“神聖”一票後就自認為已經親身經歷了醫院建設，為疫情做出貢獻，則勢必會削弱人們對疫情的重視度。而從長期來看，借用網絡上調侃的話，人們認為自身已經參與過“國家重要工程建設雲監工項目”並“為工程建設質量、效率和進度貢獻力量”，那麼未來災難中的情感與話語模式也許將逐漸淪為戲謔，使災難淪為消磨媒體權威性的噪音。
結語
飯圈化表達是主流媒體接近年輕人群所做出的努力與嘗試，不僅在以往的年輕化轉型中確有成效，也在此次疫情中成功將人們的視線集中在醫院建設中，不僅有利於提升公共議題的公開性與透明度，也進一步提升央視頻的知名度，有利於在進一步的輿論引導中發揮成效。而本次直播為千萬被疫情區隔在物理空間的人們提供情感連接的場所，網民自發的飯圈化表達被官方所認可，主流媒體不再是居廟堂之高的所在，而是與人民並肩對抗疫情的戰友，飯圈化表達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災難議題中主流媒體與廣大民眾之間的情感連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災難面前，一味運用飯圈的話語邏輯，將災難議題焦點立於在飯圈打榜的消費邏輯之上，變嚴肅議題為戲謔狂歡，將大眾的注意力資源和爭論核心集中在哪家車輛更“萌”、更應該出道的無關議題上，不僅短期消磨災難中人們的深度思考能力和對抗災難的嚴肅性，更在長期上有損媒體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且飯圈文化中不問對錯只問立場，不談是非只爭輸贏的淺層邏輯並不適用於嚴肅話題的討論。網友過度的二次元擬人化表達，某種程度上更是對在嚴峻局勢中為抗疫保駕護航的前線工作者的不尊重。在災難面前，無論是輿論監督抑或是輿論引導，都應把握好飯圈化表達的度，利用好飯圈化表達，可以使娛樂有效平衡災難中的恐慌情緒，但若一味濫用飯圈化表達，以集體狂歡代替冷靜思考，以不合時宜的自我感動和粉飾，影響了對災難的切實反思，那等待我們的也許是滑向泛娛樂化窪地。
【周韌，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李鑫斕，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碩士生，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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