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之際，回顧歷史無疑能使我們樹立信心。著名報告文學作家江永紅用新中國防疫抗疫的生動實踐告訴我們：儘管遇到過各種挫折，但是在所有的傳統傳染病面前，中國還沒有打過敗仗，這得益於黨和政府對防疫工作的高度重視，得益於全國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統聯動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而我國不斷髮展的醫學科學水平，也增強了我們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底氣和力量。
小小口罩立下大功
一個陌生的瘟神，引發肺炎的新冠病毒還在中國遊蕩，疫情防控激戰正酣，口罩成為這一特殊時段的一道“風景”。
從眼前的口罩一下想到了一百多年前的口罩。1911年1月，在東北哈爾濱，從前一年年底開始暴發的鼠疫勢頭正勁。在這次防疫戰中，出現了一個在中國防疫史上著名的“賭局”，“賭”啥？要不要戴口罩。一方為清廷任命的東北防治鼠疫總醫官、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副校長）伍連德博士，他堅持醫務人員和疫區人民一定要戴口罩；另一方為法國名醫、天津陸軍軍醫學堂監督（校長）兼首席教授梅斯尼，他堅決反對戴口罩。怎麼回事呢？
原來，在疫情最嚴重的哈爾濱，伍連德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和屍體解剖，發現此次流行的是一種有別於傳統腺鼠疫的新型肺鼠疫，人傳人的特點非常鮮明，因此他制訂了包括隔離、消毒、入戶登記、病人集中收治、屍體火化、人人戴口罩等在內的防疫措施。然而，戴口罩這一條遭到幾個大權威的反對，反對的理論根據是鼠疫只有鼠傳人，沒有人傳人，戴口罩是多此一舉。這個理論是被譽為細菌學鼻祖的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等提出的，是上了教科書的，而伍連德發現的人傳人的肺鼠疫，書上沒有。於是梅斯尼與伍連德“打賭”，為了證明其觀點正確，他堅決不戴口罩，結果一天之後他就被感染上人傳人的肺鼠疫，6天之後就不治身亡了。他因為自己的固執“賭”掉了生命，同時也用生命證明了伍連德的正確。他的死讓伍連德的防疫措施得以順利實行。
伍連德親自設計了加厚口罩，並開設一家口罩廠，免費給民眾發放口罩。在綜合治理下，哈爾濱鼠疫疫情於3月1日撲滅，僅用了67天。哈爾濱鼠疫防疫戰是中國現代醫學意義上的防疫第一戰，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防疫史上的奇蹟。創造這個奇蹟的措施中有兩項在當時是革命性的，一個是屍體火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集體火化（此前有個體）；一個是戴口罩，疫區全民戴口罩是破天荒的（此前只有教會醫院的醫護人員戴）。這次防疫戰的勝利，讓國人第一次見識了科學防疫的巨大威力。很多人未曾想到，一個小小的口罩，居然在戰勝鼠疫中立下大大的功勞。在這個意義上說，口罩是中國開創科學防疫歷史新階段的見證者，是戰勝瘟疫的“鍾馗”，相信在今天也一定能給人民帶來福音。
在防疫上，新中國沒有打過敗仗
據史書記載，一次大疫，死者少則數萬，多則上千萬甚至上億。“溫氣疫癘，千戶滅門”（王充《論衡·命義》）；“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曹植《說疫氣》）。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傳染病仍然肆行無忌，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務院第四十九次政務會議上，時任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報告說：“全國人口的發病數累計每年約1.4億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數以上是死於可以預防的傳染病上，如鼠疫、霍亂、麻疹、天花、傷寒、痢疾、斑疹傷寒、迴歸熱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熱病、日本住血吸蟲病、瘧疾、麻風、性病等也大大侵害著人民的健康。”這麼多傳染病，難以一一細說，只說全國流行最普遍的“年年發生，月月出現”的天花，每年就奪走數萬甚至數十萬人的生命。據1950年湖南省岳陽市的調查，患天花的人佔總人數的13.6%。而我國少數民族的情形更加嚴重，據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調查，新中國成立前出生的族民中竟有近半數是麻子。全國麻子知多少？沒有統計，超過千萬是毫無疑問的。
然而，人們發現：不知從哪一年開始，中國就再沒有人變“麻”了，幾乎見不到因患小兒麻痺症而變成的瘸子了，還有許多讓人聞之喪膽的烈性傳染病也難得聽說了。是的！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通過免疫手段實現了消滅天花，消除脊髓灰質炎，基本消滅了鼠疫、霍亂，有效控制了其他傳染病的發病率。據國家衛健委權威發佈：1978年至2014年，全國麻疹、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質炎、結核、破傷風等主要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降幅達99%以上。
有必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消滅天花的時間點是1961年，而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全球消滅天花是在1979年，我國整整提前了18年。我國從1994年始再無本土脊髓灰質炎病例，比世衛組織預定的2000年消除脊灰的目標提前了6年。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我國已構築起一條以疫苗為主的微生物“長城”。對已知的傳統傳染病而言，它既能抵禦急性傳染病的進攻，又可防止慢性傳染病的侵蝕。慢性傳染病乙肝曾經悄悄地讓我國6.9億人感染，每年因之死亡約27萬人，我國因而被人稱為“乙肝大國”。但是自1992年接種乙肝疫苗以來，已使全國約9000萬人免受乙肝病毒的感染，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從9.7%降至2014年的0.3%，兒童乙肝表面抗原攜帶者減少了3000萬人。2012年5月，世衛組織證實我國實現了將5歲以下兒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2%以下的目標。“乙肝大國”帽子被摘掉了。
計劃免疫是我國的發明。有計劃的疫苗接種使我國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明顯提高，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由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到35歲提高到2018年的77歲。平均壽命是由綜合因素決定的，但對傳染病的控制無疑是權重最大的因素之一。
新中國防疫史表明，儘管遇到過各種挫折，但是在所有的傳統傳染病面前，中國還沒有打過敗仗。我國已經控制或消滅了傳統傳染病，也有能力戰勝新的傳染病，17年前我們戰勝了SARS即為明證。
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戰勝疫情的最大優勢
睜眼看一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一方有疫情，八方來支援。此次武漢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支援可謂山海不可狀其大，且不說所需物資要啥給啥，僅說醫療隊員，第一批增援的就有近7000名，接著又有第二批、第三批……總數已超2萬名。在決戰階段，全國對湖北的支援採取一省包一市的形式，這是一個發明，是世界防疫史上找不到的。
再看：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一聲令下，軍隊就衝上防疫第一線？2003年戰非典，人民軍隊出動1000名醫務人員，承包了北京小湯山醫院。17年後的今天，人民軍隊出動4000餘名醫務人員，接管了武漢火神山醫院。
這些，在全球都是獨一無二的，只能出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一出現，習近平總書記就在大年初一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必須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工作，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為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來抓。黨中央的決策變成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行動。像這樣集中統一指揮防疫是黨的好傳統。一部新中國的防疫史昭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戰勝疫情的最大優勢。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伊始，就遇到察哈爾鼠疫疫情。接報當日，毛澤東主席親自給蘇聯斯大林發電報求援，責成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連夜開會，成立了中央防疫委員會，由副總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員，統一指揮此次防疫戰。中央防疫委員會令東北人民政府將全東北的防疫隊伍全部開到察哈爾，令長春、大連、北京天壇三個生物製品研究所趕製鼠疫疫苗，令北京市、天津市組織醫療隊前往察哈爾，令人民解放軍封鎖疫區，總之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統一行動，結果只用一個月零幾天便撲滅了此次鼠疫，僅死亡75人。連共和國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在防疫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這是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所決定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使然。
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可不是第一次光顧中國。
1917至1918年初，晉綏暴發鼠疫，綏遠地方官員竟煽動愚民殺害北京來的防疫隊員，大名鼎鼎的伍連德博士也險些葬身火海；而山西軍閥閻錫山更絕，根本不讓中央政府派來的防疫隊跨進一步。這次鼠疫歷時半年，最後是自然消亡的，死了1.6萬餘人。
1920年10月，東北再次發生鼠疫，並蔓延至河北、山東兩省，雖然伍連德等防疫專家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央防疫處的專家俞樹棻甚至獻出了生命，但由於社會制度不給力，疫情仍然無法控制，最後流行了7個月，死亡9300餘人。
新中國防疫體系的建立與毛澤東主席有直接關係。在察哈爾鼠疫被撲滅後，他對衛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狀況憂心如焚，指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必須大力加強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於是“預防為主”被作為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從1950年開始在全國各城市大力推廣免費接種卡介苗和免費種痘。1951年召開的全國第一屆衛生防疫工作會議，提出衛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亂、天花等19種傳染病為重點，並制定了對上述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體辦法。鑑於有些省、縣的黨政領導幹部只把不餓死人當作是政府的責任，而對因不講衛生而病死人的情況重視不夠，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天災”這個帶傾向性的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九·九指示”，嚴厲批評這種傾向，要求“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督促下，在國家百廢待興、財政極其困難的情況下，1953年國家撥鉅款先後新成立或完善了專門研究疫苗等防疫製品的北京、長春、蘭州、成都、武漢、上海等六大生物製品研究所和檢定所，並在縣以上行政單位建立了專事預防疾病的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以後又在有地方性流行病的省、市、縣建立了專門的防治站和專科醫院，如南方的血吸蟲防治站等，從此我國的防疫工作走上了正規化、制度化軌道。
防疫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是一門科學，但從來不是一個純科學問題，它是科學，更是政治。性質不同的政權，在疫情面前，可能說的話都是不錯的，但實際做法和結果是迥異的。遠的不說，只說被一些“民國粉”懷念不已的民國時期。1930年上海發生霍亂，許多市民得病而死，而各個衛生衙門之間為經費相互扯皮，從春天一直扯到6月，致使市民得不到預防和救治。南京政府的衛生部長不得不親自來上海開會協調，議定了“免費注射疫苗”等三項措施，可最後“卒以籌設不及未能實現，良可惜也”（見《上海市霍亂流行之報告》，載《衛生月刊》1930年第三卷第11期）。1932年的長江流域霍亂流行的防治，是在媒體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聞，蔣介石都親自出馬了，結果僅在武漢、南京清理了屍體、注射了疫苗，最後還是死了約50萬人。
要控制和消滅一個傳染病，僅靠一個地方、一個部門是力不從心的，全國同力、全民同心、全系統聯動才能達到目的。這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我國戰勝傳染病，都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的結果。被排位頭號傳染病的鼠疫，在我國從肆行無忌到只有偶爾零星病例發生，馴服這個瘟神的辦法，除了接種疫苗等醫學措施之外，立功最大的當數“滅源拔根”，就是在疫源地滅鼠。傳染媒介沒有了，鼠疫就沒有了。這項工作是老百姓做的。而要老百姓行動，只有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才有如此強的動員力。
麻疹到20世紀90年代幾乎銷聲匿跡，但進入21世紀後，全世界包括歐美都出現了麻疹“返潮”，我國也連續幾年出現上升，於是政府果斷採取措施。2010年9月11日至20日，全國統一開展了一次以8月齡至14週歲兒童為主要接種對象的強化免疫活動，10天之內接種兒童1億人，有效打退了麻疹的“返潮”。這麼短的時間，這麼大的範圍，接種這麼多的兒童，是世界防疫史上的首次，是隻有中國才能做到的。
我國最後一名脊髓灰質炎患者1994年9月出現在湖北省襄陽縣，從此再無本土野病毒感染脊灰的病例，標誌著我國已消除了脊灰這一危害甚烈的傳染病。2011年8月，輸入性脊灰疫情突然降臨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和田地區。雖然只感染了一個人，但國家立即作出反應，決定在全疆進行突擊免疫，中國生物利用軍機將1000萬人份的脊灰疫苗送到新疆的6個機場，當地疾控中心接著用冷藏車送到接種點，展開接種，把這次輸入性疫情撲滅在萌芽狀態。
這些事例都表明，制度優勢不是吹的，而是實實在在擺在這兒。
中國醫學科學家值得信賴
疫情的撲滅，傳染病的消滅，說到底還得靠科學的手段。在疫苗出現之前，對付疫情的辦法主要是隔離、切斷傳染源，在中國還有中醫的湯藥調理，這些傳統的手段到今天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許多傳染病特別是病毒性的傳染病至今還無藥可治，所以最終戰勝疫病的武器不是醫療而是疫苗（類毒素、抗毒素、血清等與疫苗作用相同，為敘述方便，統稱之）。
雖然中國是古典疫苗的故鄉，早在北宋真宗時期中國就有了種痘術，但在現代疫苗的研製上，我國落後了。直到1919年北洋政府成立中央防疫處，才有了第一個疫苗研發生產機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疫苗生產總體上還處在跟蹤仿製階段。由於科研條件的嚴重落後和帝國主義的嚴密封鎖，連起碼的儀器、試劑等都無從得到，當年的仿製甚至比今天的創新還要難。好在國家通過日內瓦轉口，為各生研所訂閱了歐美的科技雜誌，這遲到幾個月的雜誌成為了解世界科技信息的重要窗口。充分利用這遲來的信息，我國疫苗科學家和工程師們自力更生，奮起直追，使疫苗的數量從10餘種增加到40多種，基本滿足了國家防疫的需要。國外有什麼疫苗，中國很快就有了這種疫苗；國外有什麼新技術，中國很快就學到了，而且在學習中有創新，在跟蹤中有超越。比如，第一個發現麻疹病毒的是美國人，但中國的麻疹病毒是中國人自己分離出來的，雖然發現的時間比美國晚了3到4年，但生產麻疹疫苗採用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組織培養法，疫苗的質量世界領先。即使是在“文革”時期，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新研製出來的A型流腦莢膜多糖疫苗、組分狂犬病疫苗，是新型的亞單位疫苗，處於世界先進行列，狂犬病疫苗被世界狂犬病大會譽為“無與倫比”。改革開放後，隨著科研條件和環境的極大改善，我國的疫苗研發和生產已經從跟蹤仿製階段進入到並跑和部分領跑的新階段，躋身於世界“第一方陣”。疫苗數量多，品種全，可以說世界上有的，中國基本上都有。說基本上，是因為極個別品種暫時還沒有，但也有我們有而別人沒有的。我國的疫苗有領跑世界的，如中國生物李秀玲團隊研發的預防手足口病的EV71腸道病毒疫苗，就是隻有中國兒童才有的福祉；有與世界先進水平並跑的，如輪狀病毒疫苗，是與美國同時上市的；還有不少疫苗雖然不是最早誕生在中國，卻是世界公認的最好的疫苗，如地鼠腎乙腦活疫苗，出口量佔產量的三分之二。目前我國已走出了一條自主創新與引進技術、合作研發相結合的路子，如基因工程重組酵母乙肝疫苗生產線就是從美國默克公司引進的。
我國消滅和控制傳染病的武器幾乎全部是國產疫苗。中國疫苗與國外相比，各有千秋，但國產疫苗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首先，生產所用的毒株——疫苗株絕大多數是在本土分離和培育出來的，因而更適合中國人的體質，接種效果更好。如生產預防天花的痘苗，用的我國科學家齊長慶分離出來的“天壇株”，在世界上免疫力是最好的，副作用是最小的。再如世界上最好的地鼠腎乙腦疫苗，野毒株SA14是老一代微生物學家汪美先從蚊子幼蟲中分離出來的，李河民、俞永新將其培育為疫苗株SA14-2用於生產。
其次，我國疫苗的檢定標準是世界上最高的。乍聽這話，有的人也許會感到驚詫，但事實的確如此。著名疫苗科學家趙鎧院士說：“我國疫苗標準很高，質量水平與歐盟接軌。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檢測項目方面，我國一些疫苗標準甚至高於歐盟。”我國的EV71疫苗每劑的雜質只有10皮克，這個標準是沒有第二家能達到的。其研製者李秀玲自信地說：即使有人仿製我的疫苗，也仿製不出我的標準。
再次，中國疫苗的第一個受試者是研製者本人。這是中國與外國一個最大的區別。中國的每一種疫苗在進入臨床研究之前，首先要在研製者甚至其家人的身上試用，證明安全之後再給其他人用。這在其他國家是沒有的，充分體現了中國疫苗科學家的獻身精神。顧方舟首先讓自己的孩子試服脊灰疫苗，感動了千萬人。但在生物製品行業看來，這不足為奇，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上述三個特色充分體現中國疫苗科學家的科技水平和獻身精神。這是一支悶頭打勝仗的隊伍，從不張揚，不聲不響地把一個個瘟神收進了“魔瓶”。這是一支值得信賴、能帶給人信心的隊伍。這些科學家雖然不會給個體患者看病，但他們是古人所說的“上醫”，是為大家甚至是為全人類開處方的，一個疫苗就可控制直至消滅一種傳染病。
研製疫苗的第一步是分離病毒。在新中國，每當疫情出現時，防疫和疫苗科學家總是與醫療隊伍一起衝在前頭，以圖用最快的速度找到病原體，分離出病毒或細菌。要知道，這是一項充滿危險又極其複雜的工作。在防疫史上，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找不到病原體的情況並不罕見。比如，流行性出血熱開始出現在20世紀30年代，但一直到80年代初才分別由我國蘭州生研所的孫柱臣研究員和韓國學者李鎬旺從黑線姬鼠身上分離出來。從發現這種病到分離出病毒，歷經整整半個世紀。孫柱臣在分離病毒時不幸被感染，險些犧牲。
此次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出現後，我國科學工作者僅用幾天時間就分離出了新冠病毒並且完成了基因測序，稍懂免疫防疫知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顯示了我國科學家出類拔萃的能力。病毒的成功分離足以增強我們戰勝疫病的信心，因為它至少在五個方面給人帶來了希望：一、制定確診標準有了依據；二、有利於針對病毒篩選現有藥物，包括中醫配方；三、可以通過病毒基因追蹤溯源，找到病毒的來源和傳播媒介；四、給治療藥物的研究提供了靶子；五、為疫苗的研發打下了基礎。事實上，這幾個方面都已經取得重大進展。
我們是在與一個完全陌生的新冠病毒做鬥爭，這比戰勝已知的傳染病不知要困難多少倍，也必定要付出更大的代價。2009年，美國遇到了陌生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幾個月後才宣佈進入緊急狀態，造成163萬餘人感染，死亡28萬餘人（當年只報18449人，2012年更正為此數）。不加評論，即可從中讀出許多意味。現在，面對疫情，有人在輿論場上興風作浪，靠捕風捉影甚至憑空捏造來褒美貶中，散佈失敗情緒。因此，在信息的接收和傳播上，也需要戴一個“口罩”，做到百毒不侵，保持定力，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只要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就一定能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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