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崩於乾清宮, 為著手革除嘉靖後期世宗怠政和嚴嵩專權遺留下的諸多弊病，在徐階的主導下，先後頒佈了《嘉靖遺詔》和《隆慶登極詔》，二詔也成為隆慶新政的綱領性文件。但二詔存在著對世宗並不全面的評價以及不加澄辨的平反等問題，高拱復出後, 力反徐階所為, 力行改革, 重新評價世宗, 創造了良好的君臣關係和政治氛圍, 為進一步改革找到了支點和依據 。

一、《嘉靖遺詔》和《隆慶登極詔》的主要內容以及高拱等人的質疑和反對

《嘉靖遺詔》其內容和精神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批判嘉靖弊政, 恤錄建言致罪諸臣；二是移交皇位, 力求穩定。它大體確定了日後為政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政策, 即平反建言致罪諸臣; 依律懲治方士 ; 停止齋醮、採買等勞民之事等, 以與嘉靖時期劃清界限 。

嘉靖遺詔

《遺詔》在當時贏得了人心, 朝野“皆號慟感激”，“舉手相賀”； 主要原因在於: 第一, 它滲透了徐階的保守思想, 其精神顯得很平和 ; 第二, 皇子合法繼承,有利於政局穩定; 第三 , 改變世宗求仙問神的荒怠的政治局面, 含有振興朝政之象, 所以人心所向;第四, 平反建言致罪諸臣是徐階“用舍刑賞還公論”政策的繼續, 言路的歡呼聲自然是朝野歡呼聲裡面的主要聲音。

但是,《 嘉靖遺詔》也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該詔由徐階與未入閣的張居正合謀密草, 其他閣員均未參與, 因而引發了高拱、郭樸等閣員的不滿, 埋下了閣員之間火併的隱患。 二是遺詔缺少對嘉靖皇帝的全面而辯證的評價, 這是它最大的缺陷。《遺詔》應該是世宗在位時期功過的綱領性文件, 它牽涉世宗一生的榮辱, 更重要的是關係到嘉靖前期革新的是非, 因而也關係革新能否繼續推行的問題。雖然後期的世宗怠政和嚴嵩專權使革新幾於停止, 但其改革本身和革新政策及精神能否有一個正確評價,事關全局 ; 三是對建言致罪諸臣的恤錄規定缺乏深入思考 , 存在籠絡言路、放縱言路之嫌。

徐階影視形象

因此與朝野慶賀形成強烈反差的是, 對於遺詔，“同列皆惘惘若失”， 所以高拱拍案反對, 認為言辭“太峻”。稱“先帝英主, 四十五年所行, 非盡不善也。… …乃明於上前, 揚先帝之過, 以示天下, 如先帝何?”並指出土木齋醮並非全為先帝之過言語中暗含對嚴嵩 、徐階的批評。郭樸更言“徐公謗先帝幫, 可斬也。” 言辭相當激烈。高拱在當時以敏銳的眼光發現了《遺詔》的問題所在, 但高、郭的抵制遭到徐階主導下的言路的接連彈劾。

郭樸

《隆慶登極詔》亦徐階所草, 其主要內容有: 第一, 肯定世宗 ; 第二, 遵奉《遺詔》, 禮葬等斟酌改正進行, 恤錄治罪諸臣, 方士治罪 , 停止土木、織造、採買等。與《遺詔》相比,《 登極詔》有一個明顯變化<strong>, 即增加了對世宗的正面評價, 但《登極詔》仍然沒有改變《遺詔》的主要內容, 對建言得罪諸臣和方士王金等的處理, 兩詔卻是一脈相承的。

在兩詔的指導下, 隆慶新政開始推行, 大規模的平反活動迅速展開。自嘉靖末年至隆慶元年先後被錄用、復職者達 60餘人。新皇即位,大赦天下, 對先朝致罪大臣進行恤錄以籠絡人心,本無可厚非, 對刷新政治也必不可少。然而, 徐階卻在這一軌跡上越走越遠, 以至幾於喪失原則而缺少澄辨, 因而遭到後人質疑。王世貞言: “嘉靖遺詔 , 恤錄言事得罪諸臣, 雖仿改元詔旨, 最為收拾人心機括。惜乎吏部奉行之臣, 未諳典故,倉卒奏請,不能無舛。”與此同時,對王金等方士“各正刑典”的活動也在進行。終議王金“比子弒父律, 坐以極刑”。

高拱在諸多問題上見解與徐階相去甚遠, 二人矛盾重重, 因而引 發言路對高拱一波又一波的彈劾, 所謂“言路論拱者無虛日”於是高拱於隆慶元年五月被迫告退, 七月郭樸也被劾乞歸 。

二、穆宗與徐階矛盾的激化與徐階的致仕

高拱於隆慶元年五月辭官歸家。之後, 穆宗與徐階以及當時的言路的矛盾卻在不斷醞釀、激化。

隆慶元年十一月, 穆宗不同意對員外郎申良等人恤錄,但因“言官王治、龐尚鵬力爭”, 不得不“詔贈恤如例”。隆慶二年正月, 吏科給事中石星批評穆宗言:“臣竊見陛下入春以來, 為鰲山之樂, 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 朝講久廢, 章奏遏抑。一二內臣,威福自茲, 肆無忌憚, 天下將不可救。”結果穆宗大怒, 命廷杖六十, 黜為民。<strong>前一事是穆宗對恤錄事的不滿, 似乎兩詔對建言致罪諸臣恤錄的精神已經受到穆宗的質疑 ; 後一事石星的指責與徐階限抑中官精神相一致, “自上即位以來, 階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 中官側目”。雖所奏確並無失實之嫌, 但穆宗對言路的不滿已經無法遏止。

隆慶帝

徐階“持諍多宮禁事”是漸漸失意於穆宗的一大因素, 史載 :“徐文貞在世廟中得旨多溫,穆宗中得旨多咈, 固緣老臣執奏,動忤聖懷 , 亦時異勢殊,無筵不散之理。”更重要的是,“(言官)事無大小,好與上強爭”。徐階對科道官的放縱使言官形成與穆宗對抗的態勢造成穆宗對言路不滿穆宗與言路和徐階不滿已經激化, 穆宗言:

明代的言官

在日益失寵的情況下, 戶科給事中張齊發難, 言:“階事世宗皇帝十八年, 神仙土木皆階所贊成。乃世宗崩,乃手草遺詔, 歷數其過。階與嚴嵩處十五年, 締結連姻, 曾無一言相忤, 乃嚴氏敗, 卒背而攻之。階為人臣不忠, 與人交不信,大節已久虧矣。比者,各邊告急, 皇上屢廑宣諭,階略不省聞,惟務養交固寵,擅作威福, 天下惟知有階, 不知有陛下”。

三、高拱的復出及其“盡反階政”的主要措施

徐階致仕後，隆慶三年底, 高拱復出。便開始著手糾正徐階依據二詔所行新政, 即所謂的“盡反階政”。

<strong>第一,重新評價世宗皇帝

給世宗一個合理的定位, 一個總體而符合歷史全貌的評價, 對認清嘉靖前後期的差異以及繼承嘉靖革新精神事關全局, 意義重大。對於世宗，後世的《明史》是這樣評價的:“世宗御極之初, 力除一切弊政,天下歙然稱治。……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 營建繁興, 府藏告匱, 百餘年富庶治平之業, 因以漸替 。”

從史實上來看，世宗在位前期, 欽定大禮, 保證皇權的權威; 任用賢臣, 勤求治理,有效地革除了明除以來諸多積弊,化解了武宗荒嬉引發的明朝嚴重的統治危機但自十九年後,專求長生,荒疏政事,加之嚴嵩專權害政,使明王朝面臨又一次危機。可見,《明史》的評價是比較客觀和公正的。但是, 二詔對世宗的評價並沒有忠於事實, 不能全面反應世宗一生的功過是非 。

嘉靖帝

為了扭轉朝政, 高拱高瞻遠矚地從改革大局出發以真實的歷史為依據大膽而理智地否定二詔, 對世宗重新進行了評價,“我先帝以聖神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 , 悉洞燭其隱微。”讚揚“先帝,聖主也。”高拱對世宗的肯定與當年徐階的“謗先帝”形成鮮明對比。高拱毫不避諱地將矛頭指向徐階,言:<strong> “當時之臣不以忠孝事君, 務行其私臆……”。

<strong>第二,力停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恤錄

高拱首先指出, 君臣父子之綱常是國家的立國之根本, 而且明代歷朝依然“君臣之義極嚴, 父子之恩篤”, 因而能夠有效地號令天下, 以至於“治道邁隆古而陋近代”。接著, 在肯定世宗的同時, 批評一味的恤錄, 指出“夫大禮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天下已久矣。”而“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的做法則是仇視先帝、離間嘉隆父子關係的不法行為, 背離了父子之義而傷害穆皇父子真情, 事實在一步步地踐踏《明倫大典》, 影響皇權的權威和天子的核心精神統治。並且, 如高拱所言,“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 豈無一人當其罪者?”這種一味的恤錄本身存在形式主義缺陷, 是經不起推敲的 。

漫畫大禮議

高拱復出掌吏部後, 曾對恤錄“悉停格不行”, 但仍有大臣一如唐樞乞恩恤錄, 這表明僅僅依靠就事論事的做法不足以徹底扭轉局面, 必須採取有效手段予以禁止。於是, 高拱上言,“並往日所行之非 , 明白諭告天下, 以醒久迷之人心, 以開久塗之耳目。嗣後敢有務行己私, 揚先帝之過者, 皆以大不敬論 。”希望將停格恤錄形成國家法律 , 進而從源頭上予以糾正, 以徹底扭轉全局 。

徐階“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的做法從根本上說是對大禮議的否定。“<strong>大禮議一方面是武宗猝死後實現皇權轉移的必然 ,另一方面是嘉靖革新的前奏曲。”也就是說,大禮議是與嘉靖革新聯繫在一起的 。高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深刻的，而厲行禁止也是非常英明的抉擇。高拱終於說服了穆宗, 就在高拱疏上第三天下旨 , 言:“大禮, 皇考聖斷,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其他諫言被遣諸臣亦豈皆無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恤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

<strong>第三,複議方士王金等罪名

王金等方士在嘉靖後期地位舉足輕重, 所以對他們的懲治不可或缺。嘉靖末年的清算是必要的、及時的。但高拱翻出當年對王金等人的判決, 卻發現其中存在的荒謬。高拱認為, 王金“子弒父律罪”使世宗背上“不得正終”之惡名, 既損天子的威嚴, 也是封建人文倫理不為頌揚而極為避諱的。因而請求穆宗下詔重審王金等方士, 確正王金等罪名,“萬死何足惜”。於是刑部會府部大臣及錦衣衛、科道官在承天門重審, 王金終於被改判 。

嘉靖帝為求長生，迷信方士

與停格恤錄所上之疏一樣, 高拱盡力改正揚先帝之過的做法 , 一再強調世宗為聖主明君, 給穆宗以安慰。而且曉以人間大義, 以父子親情感化穆宗, 正常化嘉隆父子關係, 改變二詔政治對嘉隆父子關係的扭曲, 使穆宗正視父子這一人間真情,“父子之恩”, 從而正視先帝, 正視嘉靖政治, 包括大禮議和前期的革新求治等, 為高拱推行改革求得支持並創造有利環境。

四、高拱“盡反階政”的評價：將隆慶朝政駛向正軌，為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

徐階的失敗實際上是其所行新政的失敗，在嚴重的內憂外患下，他並沒有採取有效的舉措進行革除, 雖沒有繼續嚴嵩的老路, 但侷限性昭然若揭。徐階新政的努力仍沒有走出嘉靖後期的勸君模式, 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宮禁之事上, 缺乏更多的手段和措施以刷新政治, 或者只是“惟務養交固寵”。他缺少高拱整頓全局的勇氣, 也缺少張居正的全局憂患意識。而且更大的問題是, 在徐階主政時言路已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徐階的多年為政仍舊沒有改變百弊叢生的局面 , 正如張居正所言, 當時已是言路大壞、法度不行、紀綱不肅、上下姑息、詔令不行、盜賊蜂起、虜患日深、邊事久廢, 等等。

高拱選擇遺詔作為突破口也是非常正確的選擇, 糾正揚先帝之誤,急剎為大禮議翻案的越軌車, 總體上肯定世宗, 肯定大禮議, 進而肯定嘉靖革新及其革新精神, 徹底否定二詔和二詔政治, 從而將隆慶朝政駛向了正軌。

高拱影視形象

史稱高拱復出“盡反階政”,然而高拱所為主要針對事而非針對人,即針對二詔政治而言而行。歸納起來, 二詔及其指導下的隆慶新政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 ,對世宗功過是非的蓋棺定論缺乏深入全面的思考, 因而是不成熟的, 也與歷史本來面目不相吻合; 第二, 對大禮大獄建言得罪諸臣的一概恤錄存在形式主義缺陷, 並沒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這一行為本身是對大禮議的翻案 , 影響獻皇帝系的穩定並牽涉嘉靖革新 ; 第三 , 對方士王金等人的量刑治罪波及世宗和穆宗, 乃至於大明王朝的統治威信, 使穆宗難以“對越二聖” , 先帝之志也就難以為繼。 <strong>高拱“盡反階政”是必不可少的 , 是積極而有建設性的。高拱肯定世宗 , 肯定大禮議,也就從事實上肯定了嘉靖革新,為其改革找到支點和依據。 從而為下一步全面改革創造了良好條件。也因為此, 高拱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進行了全面改革 , 並且成效顯著，也為其後的張居正改革奠定了基礎。

《明史》

《明通鑑》

《國榷》

《嘉靖以來首輔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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