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水纪事：老地主
一夜大雪，小镇白茫茫一片。
这样的早晨，镇子里少了些平日里的忙碌与喧嚣，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几近于触手可及。地上的雪光映衬上去，天宇反倒显得空廓而明亮。没有了太阳，便没有了“日上三竿”之类的时辰概念，难得有这样一个睡懒觉的由头，人们在热被窝里享受着少有的悠闲时光。
我破例地早早起来，并不是因为勤快，而是要实施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我要逮几只麻雀给我的大黄猫，让它美美地吃上一顿。只有大雪天，才有这样的机会。
我在院子了扫开一小片空地，地上撒一把小米，黄灿灿的，格外醒目。然后用一根小木棍支一个箩筐，小木棍上栓了一根长绳，我揪着长绳的另一端，拿了一把扫帚，倒退着一边扫平脚印，一边躲进刘老汉独居的南房茅屋里。
我之所以要扫平自己的脚印，是因为我觉得聪明的麻雀一如聪明的我，它们会根据这一串脚印判断，在脚印消失的那个门后面一定藏着一个人，那个人通过雪地上隐约可见的绳子与这个箩筐、以及箩筐下面的这把米有关系。食欲的诱惑力固然不可抗拒，可是箩筐下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换作是我，我会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轮流着上，而且，每一位上前的勇士，我会反复地叮嘱，一定要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只有傻瓜，才会一窝蜂地上去卖命。
下面的故事就应该是很简单了：麻雀们早晨起来照例要出来觅食，它们茫然四顾，满世界被雪遮盖得严严实实，实在找不着下嘴的地方。好在它们是长翅膀的一类，就算是不为了觅食，早晨也要出来锻炼身体、嬉戏打闹。麻雀是群聚性鸟类，飞起来一群，落下来一片，起起落落之间，地上的细枝末叶尽收眼底。我撒下那一把米，不消半个时辰，就会引来一群麻雀争抢着啄食。到那时，我一拉绳，嗐嗐……
我就这样一边设想着，一边进刘老汉的屋。
一般情况下，老汉这时辰应该已经起来，一个人坐在火盆旁边抽旱烟，一大缸砖茶搁在火盆上，抽几口烟，呷一口茶，一个人打发无所事事的岁月。
我倒退着用身子抵开门，扫平最后一道脚印，再把门轻轻掩上，返过身来靠在门后。就在扭身之间，眼前一幕令我惊讶：炕上不是坐着的刘老汉，而是在一条被子底下，枕头上露出两个年轻的脑袋。
他们扭头看了看唐突闯入的我，好像没感到有多么意外，依旧面对面睡那卿卿我我的懒觉。我一边惦记着外面的局势，一边打量着鸠占鹊巢的这对新人。男子应该是老汉的孙子，在外地工作，那女人，应该就是他领回的媳妇了。只是，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并不知道。那一刻，我想的是，他们睡觉为什么不插门？奥，我背后靠着的门板上没有门栓，老汉从来用不着插门。那他们为什么不用棍子把门顶上？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此刻，最重要的是麻雀们已经来了，我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司令员，面对着密密麻麻冲上来的敌人，单等着最合适的时机，绳一拉，就可以打扫战场了。我的诡计得逞了，麻雀在我拉绳的那一刻，飞走了几只，罩住了几只。紧张过去，出来的时候，茫然与好奇冲淡了那份得意，我反而纳闷在赶走了老汉的那一对年轻人身上。
老汉的孙子本来在外地工作，因是地主成分，被精简打发回来，一夜之间变成了农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许多干部工人精简回乡成了农民，许多城市户口被下放到农村。那年，被精简回来的，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几个地主成分的子弟也被打发回来。好像是天上飞的几只鸟，折了翅膀落到了地上，和一群鸡在地上一样的啄食，其中的失落与无奈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最是知晓。
那一段时间，老汉到一个单身汉那里借宿，每日三餐回儿子这里，吃罢又走了，像一个过客。
老汉当年大约是七十来岁，瘦脸，扁嘴，下巴上留了长长的白胡须。一个人独居在南房子里，每日三餐都是住在正房的儿子给端了过去，待老汉吃完再把盘碗收拾了回来。老汉深居简出，大多数时候是一个人守着火盆喝茶抽烟，旱烟叶子有一股辛辣的味道，一缕一缕的蓝烟如云丝飘荡在狭小的屋子里。他虽是老地主，却没有被批斗，倒是他儿子每到批斗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时候，从来没有缺席过。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的情由。
过了不久，儿子和几个孙子在大门外给老汉盖了一间茅庵房。大门外左手边的那一间房的地皮是他们家的，老汉种旱烟，右手也有一间房的地皮是我们家的，原来是我爷爷种旱烟的，爷爷去世后，我们家种土豆。那房子矮小，简陋，加一个小院子，像一个按比例缩小的院落。收拾好以后，老汉又搬了回来。再过不久，他儿子又在三道街上面寻了一块地皮箍了几孔窑洞，老两口搬了出去，正房让孙子住了。
老汉鳏居，无所事事，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有事没事到他屋里冬取暖，夏避暑。闲来无事，也讲一讲他辉煌的过去。
老汉是口里人，做买卖先到哈拉寨，后到暖水。他发家致富靠的是种洋烟，也就是罂粟。那几年，暖水地界刚刚放开，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不用上肥料，种啥长啥。他瞅住机遇，租地种洋烟，几年之间，就挣得盆满钵满。后来，便是买房置地，过起了雇工的日子。正值壮年，打算放开手再折腾一把，只是儿子不知爹的辛苦，仗着老子的财富游手好闲，做了些横行乡里的霸道事。好日子没过几年，解放了，房屋土地被分了，还给他戴了一顶地主的帽子。
老汉说，他倒无所谓，原来就是穷苦人出身，只是赶上了那几年兵荒马乱，种洋烟挣了些钱，也没怎么花，又买了地，本打算给儿孙们铺垫一个好底子，只因世事无常，一夜之间又是一穷二白，再过穷日子，也还能习惯，只是苦了儿孙。儿子年轻时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如今要下地干活，再怎么打磨，也不会是一把劳动的好手。再加上那一顶地主的帽子，沉甸甸地压在头上，怕也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了。孙子本来供书念字，已经跳出了农门，挣上了工资，还讨了一个中学生做媳妇。如今打发回来，落架的凤凰不如鸡，真是难为了娃娃们了。
愈是往后，日子愈是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隔三差五就要开批斗会。老汉已年逾古稀，好像在镇子上也没有什么民愤，年轻时积善，老来受用，人们没有为难他。只是他儿子遭了老罪，不仅要挨斗，还要遭些人身的侮辱。有一次批斗，几个半大后生拿来个尿盆子，不知谁在尿盆里还尿了一泡，给他扣到了头上。他无奈，无助，只是用阴鸷的眼神狠狠地瞪了那几个造反派一眼，如刀子一般。不是他不想反抗，而是他不敢反抗，批判会上，那口号喊的就是地富反坏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有一次，我无意看到了他发泄仇恨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那一天，我在山沟里挖野菜，他拉着生产队的一头驴从山沟里路过。突然，他停了下来，四顾无人，便拿手中的柳条子抽打那驴，驴一跳一跳，缰绳攥在他手里，驴挣不脱，像拉磨一样围着他转圈，直到那驴浑身冒汗，任他抽打却动弹不得为止。过了很久，他牵着那头筋疲力尽的驴走了。他万万想不到，草丛后面有一双眼睛把刚才的一切尽收眼底。我看的惊心动魄，却丝毫不敢动弹，如果那一瞬间被他发现，我不知道是什么后果，弄得不好，我可能成了刘文学第二。刘文学因为抓偷生产队粮食的地主，被活活掐死，这是我们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老师叮嘱我今后小心点，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事情过去了近五十年，就是按照保密要求，应该也可以解密了。
老汉的孙子在文化大革命后有些得势，有时候，无缘无故地掐断我家的电线，无奈之下，我家常备了一盏煤油灯。此事，曾向当时的公社领导反映过，公社领导说，他有失落，有不平，甚至对这个社会有仇恨，无处发泄，不要太计较，躲着些就是了。
有一次，趁我们举家出门的时候，他在大门右侧我家的那块地皮上盖了一间房，找来公社领导，他答应用院子里凉房作为交换，只是，一直不肯腾出来，这一拖就是四十年。
某一日，老汉殁了，儿孙们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埋出去了，据说，没有棺材，只是用了两只大瓮，套在一起，安葬了出去。
齐永平，笔名祁连山。男，汉族，1958年3月生，鄂尔多斯人，祖籍陕西，大学本科，一级创作。历任《北方新报》副社长，《北方周末报》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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