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生在庚子年春节前后，全球的目光都聚集到了东方，看这个古老的国度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瘟疫，可以说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
如此频发的瘟疫，并没有阻挡住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中华民族至今屹立在世界之巅。那么在古代，人们是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瘟疫的呢？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汉宣帝刘洵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古代感染瘟疫的百姓
在疫区设立隔离场所，安置病人，切断瘟疫传染源，防止疾病传播。元始二年（公元2年），青州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唐朝时，为了隔离麻风病人，在寺庙里设立了“病人坊”。武则天时期，改名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管理。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地区曾发生瘟疫。越州知州赵抃，建立了一个“病坊”，收治病人并隔离他们接受治疗。事实上，瘟疫爆发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历代也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隔离，禁止进入
控制瘟疫的蔓延，需要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体系。《封诊式》中有战国时期的传染病逐级报告和可疑病例调查制度。宋朝规定，派往边疆的将领，要带上负责防疫卫生的医务人员。元朝建立了民间医户制度，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必须参加治疗。清政府也有“查痘章京”的官职，专门从事痘疹的防疫工作。
古代，政府设立官方医学院，对各科医生进行培训，并将瘟疫预防知识和简单的处方刻录在石板上，分别放在病坊、村坊和路边，向公众展示，以备急用。在加强医学教育的前提下，普及疾病知识和预防知识。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黄帝内经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医圣张仲景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李时珍
如此看来，似乎古代和现代的瘟疫防治方法是大同小异的。今天，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们对疾病有了深入的了解，得到了国家政府的重视；再加上全民卫生状况的改善，卫生习惯的养成。面对疫情，我们不应惊慌失措，相信国家，听从指挥，全民一心，相信疫情会得到很好的控制。
众志成城,攻坚疫情——钟南山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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