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口碑不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身体的残缺，人们看他们戴着有色眼镜；另一方面，由于宦官们接近皇帝，历史上宦官干政的事情屡屡出现，甚至能左右废立，影响到一个朝代的兴衰。
就明朝来说，太监们也是如此，王振、刘瑾、魏忠贤等权宦都曾权倾朝野，最后也都身败名裂。
太监们依附的是皇权，许多时候都是皇帝用来对抗官员力量的工具，所以太监和官员的关系，就比较微妙。
或许和不少人想象中不同，太监和官员的关系绝不仅仅只有对抗与逢迎，他们同样存在着各种社交属性的关系，有对抗，有合作，有利用，也有交往。
以活跃于明武宗正德朝和明世宗嘉靖朝的宦官张永为例。
张永曾被列入正德朝“八党”之一，被文官们视为引诱武宗不务正业的对象，深受恶评，在正德初期，他和文官们的关系是比较恶劣的。
比如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忠，就与张永不和，因为被人弹劾怕招致报复，干脆请求致仕。
《明实录》：“忠以持正守法，不和于张永。倾之主考，左右有指擿试录中讹舛以白上。忠闻之，即日复疏休致。”
张永原来依附于刘瑾，当然也干了不少得罪大臣的事。不过张永是个聪明人，他能历仕武宗和世宗，最后得以善终，与所有官员交恶是不行的，除了与他不和的官员，还有不少官员和他关系不错。
张永颇为活跃，他跟不少官员有过交集，其中最出名的是和名臣杨一清的关系。
在正德五年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时，杨一清和张永开始合作。得到叛乱的消息，武宗任命杨一清总制军务，张永为监军，带领京营军队平叛。朱寘鐇叛乱是场闹剧，征讨的大军还没抵达，杨一清以前的手下仇钺就已经生擒朱寘鐇，叛乱宣告平息。张永和杨一清奉命驻留当地安抚民心，两人彼此合作，约束部下，相得益彰，从这时起，两人建立了交情。
张永和杨一清更亲密的合作是在对付权宦刘瑾的时候，他们合力计除刘瑾，张永居功甚伟，和杨一清关系更上一层楼。
此后，杨一清和张永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张永去世后，杨一清为张永撰写墓志铭，多达2800多字，是众多墓志里字数最多的，不是交情好到一定地步，以杨一清的身份不可能如此劳心烦神。
除了杨一清，还有著名的王守仁。
王守仁平定了宁王叛乱，活捉了朱宸濠。武宗却要玩战争游戏，派张永赶去释放朱宸濠，两人见面后，王守仁说服了张永不再坚持释放朱宸濠，张永也说服了王守仁把朱宸濠交给自己，好回去请功。
《明武宗实录》：时守仁携家而还，永乃潜遣人逻其资重。守仁惧，乃以宸濠付永，且厚结焉，遂与俱还。”
两人从这时开始，也结下了良好关系。此后王守仁几次遭到诬告，张永都为他解释开脱，出了不少力。
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也和张永关系良好，张永曾高调请封，自比郑和等著名宦官，杨廷和劝说他低调做人，以免惹祸上身。后来张永果然被罢免，自己叹息：“今日始知杨先生前日爱我之厚也！”
到了嘉靖一朝，张永已闲居，时任兵部侍郎张璁说服嘉靖复用张永，最终皇帝同意。张璁和张永的关系，也是非比寻常。
如果说张永和许多大臣关系良好，是因为他虽然有过劣迹，但总体还算是个正直的太监，那么可以再看看被公认的坏太监——钱能。
钱能，女真人，他曾担任云南镇守太监长达十二年。在云南期间，他骚扰地方，贪财受贿不择手段。
钱能如此跋扈，引来许多大臣不满，许多御史先后弹劾钱能，宪宗却并不愿处理钱能，只是处罚了他的一些党羽。
成化十二年，当朝大学士商辂觉得钱能闹得实在不像话，于是建议朝廷派有威望的大臣就任云南巡抚，以便让钱能有所收敛，他选中的是人选是王恕。
《王恕传》：“云南远在万里，西控诸夷，交接交阯 ，而镇守中官钱能贪恣甚，议遣大臣有威望者为巡抚镇压之，乃改 ( 王 ) 恕左副都御史以行，就进右都御史 ”。
王恕也是明朝名臣，历仕五朝，在弘治一朝，与马文升、刘大夏被合称为“弘治三君子”，是弘治中兴的重要功臣。
王恕的形象是正面的，他到云南后，也和他的人设匹配，多次上疏弹劾钱能，揭发钱能的罪状，要求宪宗惩治。
钱能以贪婪不法出名，是恶太监的典型代表，商辂、王恕以清正刚直出名，是正直大臣的代表。两者可谓是泾渭分明，为了各自的立场，必然要斗争到底。
然而，现代在北京发现钱能母亲墓地的碑文，却显示商辂和钱能的关系没这么简单。
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出土的《敕赐最胜寺兴建碑》里提到了钱家兄弟们的母亲，碑文里是这么说的：
太夫人所生三子 : 长喜，御马太监掌监事；仲即福也；季即能也。能今奉命镇守云南，从子义， 亦任御用太监，皆太夫人抚教之力。兄弟联名，贵禄日盛，宠眷有加，太夫人之余庆未艾也。
撰写者是商辂，落款时间是成化八年夏五月。
钱母当时早已去世，最胜寺是钱能发迹后，朝廷将钱母墓地周围的六十多亩地赐予钱氏兄弟，他们在这里捐资修建寺院，是为最胜寺。
成化八年时，钱能已经镇守云南四年，不法事迹也时有耳闻，商辂作为士大夫的首领，是弹劾钱能的代表人物，却为钱家兄弟所建寺院撰写碑文，并且从碑文中“辞不获”的文字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奉旨撰写，而是应钱家兄弟私人请求。
除了张永、钱能等太监，还有太监孛罗、田义，他们分别和罗玘、沈鲤等官员保持着私人的交往，孛罗之母和田义本人都有官员为他们撰写墓志，这里不再仔细列举。
以上可以看出，不管太监本身如何，官员和太监的关系也都不是简单的非友即敌。
明朝的太监和官员们
太监实际代表的是皇帝的意思，是皇帝的传声筒、代言人。明朝的太监，不管曾经权力有多大，离开了皇帝的支持，他们就什么也不是。强如魏忠贤，也被即位两个月的崇祯不动声色就轻轻拿下，连一丝反抗的余地也没有。
拿钱能来说，他在云南强取豪夺，不用官员们一再提醒，宪宗也能得到消息，但即使大臣一再弹劾钱能，宪宗却为什么并不处理钱能呢
因为，钱能的行为，就是宪宗的意思。钱能被派去云南前，宪宗内库已经空虚，“岁用赏赐之费不给”，所以才“云南逋岁办差发金银及各处赃罚银尽数差解，以应急用”，钱能是真正去替皇帝办私事的，纵然行为过分，宪宗也不愿轻易处罚他。
作为镇守太监，钱能只需要对皇帝负责，而不需要对官员负责，所以官员们对他有多大意见，和他关系不大，只要皇帝不对自己动手，他就是安全的。
钱能出镇云南，背后是宪宗的支持，他在云南的行为，如果没有宪宗的默许，钱能也不敢肆无忌惮，这和其他权宦是一样的。
官员们都老于官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弹劾钱能，出发点也是对宪宗不满，目的是通过对钱能的弹劾提醒宪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的话，当然不能直接对宪宗说，只能通过弹劾当地太监的方式来婉转的表示。
明朝太监和官员们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官员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或者高调和宦官合作，比如张居正和冯保、杨一清和张永；或者公事公办、私事私办，朝堂上的意见不影响私下的关系，比如商洛和钱能；或者公然结党，比如魏忠贤和齐党、楚党等联手打击东林党人，这些方式，都是大臣们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选择，并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也随时可能发生改变。
官员们对宦官的心态是多样和矛盾的，绝不是简单的敌视，也不是一味的奉迎，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同一个皇帝手下效力，抬头不见低头见，如何处理好和宦官的关系，对官员们也是门学问，身处皇帝周围，无人能逃脱政治旋涡，太监与大臣们，谁都是有合作也有对立，谁也不想把事情做绝，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减少一个可能的盟友。
从现代的人际关系学说来看，也可以用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
社会交换理论的学说的核心观点，是对于收益和代价的估计，决定了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太监和官员的交往，也符合这种理论，如王守仁和张永保持良好关系，张永为他在朝中挡掉了不少麻烦，张永失势后，他和官员们的关系又帮助他被重新起用；杨一清和张永合作，一起板倒了刘瑾，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张居正和冯保合作，使他的政治理想得到了最大化发挥；商辂私下和钱能的关系，也是基于他对收益的估计，钱能则收获了商辂为其母撰写的碑文，得到了荣耀。
这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原则：互相帮助。
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也要给人以回报，从本质上看，社交的过程也就是个交换过程，宦官与大臣间同样如此，他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切都是相互的，所以大臣和太监们并不存在绝对的势不两立，也不存在真正的亲如兄弟，他们之间有算计、有妥协、有情绪，也有利益，彼此都在复杂地进行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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