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拉拉

我觉得张居正改革不但没有使明朝人亡政息，反而纠正、修补了嘉靖隆庆朝及以前数代的明朝积弱问题，使明朝重新走向富国强兵的方向，至少以古人的史观看去，实在是使明朝再次走向强大了。

我觉得真正使明朝人亡政息的，是万历废除了张居正绝大多数的改革举措，而他的孙子们，天启和崇祯两位帝王，面对内忧外患，一个做甩手掌柜，另一个瞎折腾。

首先，张居正使明朝的军事再次恢复了强大，这才给了万历三大征以底气。

自从明英宗时期的土木之变，明朝军队的精锐，可谓损失了大半，从此以后，明朝北边不断被蒙古各部骚扰，明景帝时期，也先打到了北京城，明世宗时期，俺答又一次围困了北京城，都城两次被鞑靼各部围困，可见明朝军事积弱到了什么地步。

以至于北边的外族入侵，明朝朝廷却无力限制，东南的倭寇横行，也无足够兵力荡平，一则是朝廷实在财政困乏，没钱养那么多兵，二则是，军队的组织纪律以及病源素质也已经下降了很多。

但是，在隆庆朝，通过高拱和张居正在内阁的主持，明朝朝廷跟北边的异族达成了停战，边境的互市又畅通起来了，俺答也封贡了，只有蒙古一部的一个小王子还偶尔偷窜入关内劫掠，整个北方算是稳定了。

这一方面是张居正用人得当，使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李成梁等真正懂军事的将领守卫北边，另一方面，是张居正在吏治和财政上的改革有了成效。

张居正在吏治上的改革卓有成效，纠正了嘉靖和隆庆两朝的重用奸佞、内阁乱斗的问题，使官员大部分能够在其位，谋其政，吏治清明了，朝廷做事的效率就高了，国家就朝好的方向转变了。

明世宗嘉靖皇帝时期，严嵩严世蕃父子霍乱内阁二十年，使朝廷内外的运转效率急剧下降。以至于，俺答都打到京师了，各地勤王的兵还没调度好，北京城外面只有几万人跟俺答对垒，严嵩面对局势，甚至授意勤王的军队不要跟俺答打，因为在边关打仗，输了也可以说赢了，在北京城外打仗，输了可就瞒不住了，嘉靖帝在城门楼子上看着呢。

隆庆朝，延续了嘉靖朝后期的内阁乱斗，隆庆皇帝放纵自己的老师高拱在内阁里兴风作浪，虽然在这时期，高拱也解决了北边的鞑靼的问题，但是，整个朝廷，特别是内阁里，都是高拱在跟不同的内阁辅臣斗，他斗走了徐阶，又斗李春芳，陈以勤，赵贞吉，等等，内阁的争斗势必影响百官的正常事务，甚至于朝廷的御史们和六科给事中们，成了内阁乱斗的马前卒。

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今天高拱让手下的御史参劾赵贞吉，明天赵贞吉让手下的御史参劾高拱，还怎么搞国家的建设？

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了高拱以后，他终于在内阁里大权独揽，皇宫里，他有两宫皇太后撑腰，有冯保的支持，所以他在朝廷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所以，他才能真正地整顿吏治。

张居正改革吏治的一大举措，就是限制朝廷里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们，概括性地说，内阁管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

明朝六部里，每部下边都有给事中，通常被称为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监察，和言论，也就是言官，这些人，官职不高，权限特别大，但是都是本部堂官的属官。

不过，六科给事中胆子比较大，本部堂官他们都敢反驳，都敢参劾，甚至还要掺和别部的事。

所以，明朝的御史和言官，特别让人头疼。为了限制他们，张居正让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然后再由内阁管理六科给事中。实际上，是提高了内阁的职权。

大家都说，张居正是明朝第一大权臣，为什么呢？因为，张居正是实际上的宰相了。

明朝越到后期，朝廷的效率越低，就是因为没有宰相了，什么事都要皇帝做决定，而皇帝做不了这么多决定。内阁又只是传声筒，秘书处，做不了主，很多事拖着办不了。

张居正大权独揽，他可以做决定，可以让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去执行，六部执行不力，六科给事中就要参劾，就要警告他们，而六科给事中又被张居正的内阁捏在手里，六部做事效率就高起来了。

张居正改革吏治的另一大举措就是账簿制度的建立以及考成法。

这一举措，有两大好处，一是限制了冗官，二是使国家的财务使用透明了。

怎么讲呢？以前，比如兵部吧，有很多官员，有很多职位，原来不该有的，增设了，原来一个职位一个人，后来两个人，三个人，原来一个位置一个官，现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个职权重叠的职位，还有就是吃空饷的。

六部这些事，朝廷都不能完全搞明白，所以造成了冗官和吃空饷的问题。

张居正建立了账簿制度，就是六部和都察院大理寺等部院，定期做一份本部院近期工作的总结，都有哪些职位，哪些官员，做了哪些事，定期交给六科给事中审查，如果审查出冗官或者吃空饷的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然后，再由内阁复核六科给事中的审查结果。

这就是，内阁管六科给事中，六科给事中监督六部。

这么一来，吏治清明了，大家都各司其职，没有冗官，也没有吃空饷的了，由于账簿制度的建立，大家的效率也提高了，朝廷的运转效率也就提高了。

账簿制度对朝廷的财务使用状况也有极大的帮助，使朝廷的用度透明了，大家都知道国税都花到哪里去了。

比如，给皇帝盖宫殿，这是工部的事，那么工部的定期工作报告里就要体现出来，工程预算是多少，工期是多久，有哪些官员主持，有哪些财务进度，买木头花了多少钱，买砖瓦石头用了多少钱，运输费是多少，人工成本是多少。全都清楚了。

通过定期账簿的制度，明朝的财政用度也更透明了，从而，哪些地方该省钱的，哪些地方该加钱的，都可以计算了。想瞒报，想造假，六科给事中们都在后面盯着呢，明朝的御史们可是遇上点事，一窝蜂地上奏疏淹了你。

这就是考成法。

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举措，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针对的是徭役和赋税，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只是，张居正真正把它推向了全国。

一条鞭法，简单的理解就是，对于朝廷征收的徭役田税等等各种赋税，由过去的分别收取，改成统一的按照田地的亩数收取银两。

这至少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可以对大地主们多征税了，减少了偷税漏税，二是征税更有效率了，减少了多头征税过程中的贪污腐败和效率低下。

然而，这一切，在张居正死后，大部分却被万历皇帝破坏了，万历皇帝废除了考成法，使明朝吏治再次出现过度冗官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党争，一条鞭法虽略有保留，可是，面对大地主大官僚的顽固，执行也不如张居正时期，以至于后来崇祯皇帝时期，国库里竟然没有钱支撑军饷。

如果张居正在的话，明朝也许不会那么快灭亡吧。

西堤君

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那么为何他的变化会随着他的去世而人亡政息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继承人选择错误，改革无法延续；二是没有相应的支持力量，几乎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

主要原因：继承人选择错误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的变革能否在其死后继续得以贯彻，完全操之于继承者之手，这一点张居正做的并不好，他选择的继承人不但没有很好的贯彻他的变法，甚至倒打一耙导致了张居正的身败名裂。

潘晟：张居正弥留之际，举荐礼部尚书潘晟入阁，当时赋闲在家的潘晟随即启程赴京，然而事与愿违，潘晟虽然得以入阁，却并未继任首辅之位。张居正去世之后第四天，张四维成为首辅，潘晟以原官职兼任武英殿大学士，但随即便遭到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的弹劾，万历皇帝又令潘晟致仕，潘晟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又被罢免了。

张四维：张居正死后，张四维得以继任首辅，他也是一度受到张居正垂青的能臣。然而张四维并不是一个能够坚持己见敢于与权势对抗的人物，他见反对张居正之人甚多，不但没能继承张居正的改革事务，反而立即转向倒打一耙，加入了打击张居正的行列。他不但起用一批被张居正罢职的官员，就连率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也是出自张四维的门下。

申时行：吏部右侍郎申时行也是张居正举荐入阁的一位大臣，然而申时行就像汤显祖评价的那样，他是“柔而多欲”。张四维回乡奔丧后，申时行成为首辅，他虽然不太赞同张四维攻击张居正的做法，但面对朝中的反对势力却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而由于大臣们弹劾张居正牵扯到自己，他甚至亲自上场与御史言官进行对抗。虽然最终申时行将朝廷从对张居正的争论中拉了出来，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动荡，但是同样由于他的“无作为”，导致张居正的一切改革都被终止。

综上所述，张居正之后进入内阁之人，并没有很好的贯彻他的改革措施，这与张居正自己的用人方式不无关系，他虽然能够做到深谋远虑，但却有些刚愎自用、偏听偏信，没能客观的考察人选，这对他的改革延续造成了致命影响。

次要原因：没有相应的支持力量

这也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固然会得罪一定的利益团体，可是想要成功，又必须获得一定的支持力量，这种力量或许是皇帝，又或许是其他利益集团，“孤胆英雄”式的改革只会落个人亡政息局面。

而纵观张居正的改革，在他推行改革的十余年间，他可以说是完全在用“独裁者”的身份来进行的，他的这一行为完全将自己置于了士大夫阶层的敌对面上，再加上他又与太监冯宝关系密切，这更是导致了全天下士大夫的反对。

而古代进行的改革，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和改革者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个改革者能够获得支持，那么他的改革措施就可以得到施行。相反，如果这个改革者没有得到认同，那么即使他的政策再对国家有利，也会遭至其他人的攻击。

站在张居正对立面的士大夫集团势力太过庞大，一旦他身死，由于立场关系，他的新政包括他自身必然遭受攻击，在没有支持者予以反抗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坚持下去，刚刚主政的皇帝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群情汹汹的局面。再者，张居正并非圣人，身上肯定有过错，而在对立集团的攻击下这种过错必然会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其身败名裂的助推剂。

有了以上两点原因，张居正自身的个人修养问题和损害利益集团的问题反而成了不太重要的问题，正如商鞅变法一样，如果继任者足够强大，又能获得朝中部分官员的支持，那么即使有反对力量，改革也并非不可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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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不正常，其实却是必然。就好比赵云的不受重用，他的谏言都没错，但于情势估算上非常不足，张居正也好，赵云也罢，他们面对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有独立思想，个人利益的人，当张居正和赵云的“主意”不被绝大多数人所心甘情愿接受的时候，那么反张或者反变法联盟就会受利益的驱使自动缔结，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太过强势，不强势也没法施行诸如一条鞭法和考成法，但是张居正一旦死了，那就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局面，对于张居正家人的迫害，连张居正的政敌都看不下去。

比如商鞅变法，先不说秦的那个地理位置，就说整个秦国国力相对还是比较弱的，不变法早晚会死，统治阶层看到了危机，所以支持变法，哪怕令世族不满，也在所不惜，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有的人本来就支持，有的人虽然不支持但也同样看到了危机，所以也就捏着鼻子认了，当然，死硬派也是有的。最重要的——执行力方面或者说政策下达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至少中下阶层官员是支持变法的。

• 请注意，我们从后往前看都是诸葛亮，甚至可以说比诸葛亮有本事，但是那个时期缺乏神仙，人都是有前眼没后眼的，积弊问题的深远性一般人或者说一般神仙也都看不到。不要以为古人都是傻子。

反观张居正，那个时期的明朝是外强中干，无论底子有多烂，表面上还是说得过去的，所以自上而下缺乏一种紧迫感，换句话说，恐怕也只有张居正一厢情愿的希望变法，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反正那么多年了，这样不也挺好么。

当时的万历皇帝不支持他行么，官员不支持他行么，不想倒霉就要按张居正的意思来，所有反对意见都被压制了，所以变法所遭遇的反弹一直都在积蓄力量，从来不曾停歇，一旦张居正寿归正寝，那一切变法政策必然化为乌有。

商鞅那时秦是弱秦，不变法必然会灭亡，所以虽然世族不满，但为国家计，很多人支持商君，最重要的中下层官员不反对他。而张居正处于明朝，在穆宗之后，大明朝维持着表面的强大，无人思变，且张居正的变法触动了整个官员体系和读书人阶层利益，被碾碎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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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比如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是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工程。

张居正的改革实践，在隆庆朝就逐步展开。他与他的两位前任首辅徐阶和高拱密切配合，试行初步改革。其中，尤以军事改革最具成效。

张居正把政治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中之重，政治改革又以考成法为核心。考成法意在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整饬吏伍、裁汰冗员、肃清吏治、严明法纪，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

经济改革是对嘉靖后期和隆庆时期地方赋役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是张居正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又以推行“一条鞭法”影响最为深远。

张居正认为“养士之本，在于学校”，通过整顿学校的教育、教学风气和理念，可以打造一种“务实默虚”的良好学风，为他的“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改革政策提供良性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端正士风和学风被纳入改革的范畴。

张居正的文化专制，反映了他以“威猛”、“重刑”、“果敢”的手段推行改革的一贯作风。面对积弊尤深的明代社会，不如此就难有成效。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改革出现转机后，应该适当调整改革方案。可惜，随着改革的深入，张居正身体状况越来越差，长大成人的明神宗越来越有主见，君臣之间逐渐出现裂痕。

这种“裂痕”在“倒张”力量强烈的风化腐蚀下，不断加深和扩大，终于导致张居正的败亡和改革运动的终结。所以，他的改革人亡政息也是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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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之浅见，这与一国之君是否贤能有着很大的关系。

商鞅身死，其变法犹存，是因为当时的秦国国君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赢驷虽然在当太子时就与商鞅有矛盾，但也算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王，他对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好处和利益心知肚明，深有体会。因此，他虽然杀了商鞅，但仍然保留了商鞅变法的成果。

而张居正的变法，遇到的却是万历。万历皇帝是个什么人，相信大家比我还清楚。正是因为他执政后期荒于政事，造成皇帝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才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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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商鞅，一个张居正，两个人都曾权倾朝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法大家，但是在二人死后，他们的变法举措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差，恶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

第一，两者变法内容不同。商鞅变法的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而张居正鬓发的内容是：政治上，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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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张居正改革为何人亡政息，必须要理解中国封建时代以来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人亡政息，这是一个历史规律。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由帝王支持，由能臣谋划，由干吏执行，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变数就是帝王，帝王的支持与否是变法改革的重要基础。所以当帝王对改革态度变化或是新帝继位清洗旧臣，变法改革自然人亡政息。加之变法改革得罪一批既得利益者，如果这个群体力量比较强大自然会反扑。还有社会其他阶层对变法改革是否支持。等等变量造成古往今来的变法改革多以失败告终。

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在于秦国处于从奴隶社会进去封建社会的历史节点，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已经要求国家必须变法改革。秦国的贵族也能从变法中获益。秦王也能通过变法使秦国变成强国抗衡东方六国。所以变法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使绝大多数人获益，国家和社会是否迫切需要变革，有没有长久支持的群体。

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如此。张居正一死，万历便推到重来。其中最重要的是张居正的改革使皇权旁落，加之张居正飞扬跋扈霸道的性格使万历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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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代中国的历次改革，改革成功与否，改革者都没有好的下场。秦之改革成功，改革者遭车裂；王莽改制，身首异处；王安石变法，官罢政息；张居正变法，人亡政息。究其原因，变法改制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集团甚至皇权。焉有不贩之理。我认为其中传统文化起到了巨大阻碍作用。此处不讲。指儒家文化。

为什么秦国变法能成功，其一，儒家文化尚未成熟，国人崇尚法家。主要人物秦孝公。其二，变法者是由最高统治者主导。其三，生存压力，国人渴望强秦。包括既得利益者和权贵。其四，商鞅拥有大无畏，大智慧。最终秦国成法，然而变法成，改革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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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

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张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为万历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等。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政治上，张居正加强了中央集权制。针对朝廷中大量的冗官，他向明神宗奏明处理办法，即就是精简朝廷官员，并且按时考核朝廷各级官员的行政水平和行政业绩。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大致的内容就是，百姓在上交税收之时，废除以人力代替税收，统一摊丁入亩。这样一来，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土地和百姓的矛盾。在农业方面，张居正派遣水利专家，加大建设黄河以及淮河流域，在当时，黄河、淮河对泥沙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在军事上，张居正派遣戚继光和李成梁镇守边境。戚继光负责东南部的沿海安全，李成梁负责东北部的边境安全。有了戚家军和李家军，保障了明朝在国防上的安全。文化上，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而大力打击“心学”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进步者的思想，张居正还下令拆毁各地的书院，实行一家之言。张居正在文化方面的改革，无疑是一次失败的探索，他打压了进步者解放思想的天性，从根本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在《杂著》《陈六事书》等著作中阐述的“极则必变，变则反始”的社会治乱观、“天之立君以为民”的民本思想、“事理无常，当随时处中”的行政理念丰富和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他主持的改革比商鞅变法温和、理性、人性化，比王安石变法稳健、有序、切实可行，其中赋税改革取得了重大胜利，缓解了明王朝的经济危机，生前“万人称颂”，死后朝野苛责，差点被剖棺戳尸。历代史家把张居正人亡政息、名毁家衰的原因归于“得罪了皇帝，得罪了贵族和大官僚”，而没有揭示出改革夭折的体制性根源，明王朝一如所有封建王朝，“朕即法律”，有“天宪”无宪法：“一个单独的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孟德斯鸠语），一切是非功过都由“口含天宪”的皇帝说了算，在此体制下，权力和权利博弈的“元规则”一是“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张居正语），努力揣摩、影响皇帝的好恶与态度，然后见机行事；二是打着忠君保国的旗号，“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搏刻小民”（张居正语）；三是以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为工具，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任意解释，党同伐异。从皇帝到大臣，大家口头上说的都是国事，心里打的却全是个人小算盘，计较的都是个人利害，顾虑的是私人关系和人情世故，上下结构的权力体系仅依靠一条“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和不着边际的道德观念维持，表面上“四海一家”，实际上一盘散沙。因此，地方官吏“剥下事上以希声誉”（张居正语），上下级之间是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婆媳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履行任何义务，官员无论黑白正邪，大家都没有权利和尊严的保障，海瑞清廉而孤立无援，严嵩腐败而岌岌可危，徐阶油滑而危机四伏，申时行中庸而碌碌无为，张居正能干而高处不胜寒；恶贯满盈的严嵩得势时能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失势时则被全部涂黑，继而遭遇全方位的污蔑、揭发、批判、打击、报复。由于缺乏宪法尺度，没有宪政秩序，明王朝整个社会运行既无科学理性，也无权利理性，个人行为情绪化，大家都在“跟着感觉走”，谁出政策谁挨骂，谁负责任谁背“黑锅”，张居正自然就成了豪强地主和贪官污吏的对立面，成为众矢之的。张居正及其改革人亡政息的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综观张居正改革，他整顿吏治，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蒙汉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明王朝和蒙汉等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明王朝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只能是帝国暮霭中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余晖。张居正墓碑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政治上的腐败，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掌权柄期间，大明帝国摆脱了严重的危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观。但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由于明神宗怠于政务，此后的内阁首辅平庸无为，致使整个统治阶级腐败不堪，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明显。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最后灭亡，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对此，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HMSVICTORY

大明万历五年九月的一天，接到自已父亲去世的讣告，帝国首辅张居正披麻戴孝，满脸倦容，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踟蹰犹豫，往往复复，面临抉择的困惑，如何选择进退，实在令人难于定论。

权力是他唯一的眷恋，而新政是权力的载体，如果按例丁忧，这一走就是三年，别说三年，哪怕三个月局势都难免生变。新政刚刚起步，本就举步维艰，若是手中无权，这新政就是断了线的风筝。政局暗涌迭迭，周边政敌环伺，首辅离任三日次辅便补首辅，想到自已万一离开这权力角逐场的后果，不禁暗生寒栗。

这个两岁能认字，五岁作诗，七岁通晓六经，十二岁在荆州考取秀才，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进士及第，拿现在话讲是一个标准的家长眼中“别人家的孩子”。从殿试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开始，熬走了严嵩，徐阶，高拱成为帝国皇帝的首辅大臣，一路走得跌跌宕宕，颇多感慨。

张居正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一旦掌握国家大权，当仁不让地开始推行他的改革。

具有代表性的首先就是“一条鞭法” 的税收方法，把赋和徭役合并在一起，归入田赋之下，统统以银两来收取，减轻了百姓负担，简化了赋役征收的程序和成本，对国家是有好处的。但任何改革都会触及既得集团的利益，依据这一税法对全国大部分土地进行测量，这一行为，张居正成了众矢之的，普查岀大量皇亲贵族，大官僚隐匿的兼并土地，这样他们要上交的赋税会大大增加。对打击兼并土地行为，增加国家税收有积极意义，但同时树立了大量的反对阵营，谤议汹汹，群起而攻之。

“考成法”的推行使得那些懒惰混日子的官僚个个叫苦不迭。各衙门事务轻重緩急都要定出一定期限，然后登记上簿，这就和现在去国家职能部门办事一定会给你一个多少个工作日解决答复一样，捣浆糊的官员日子没法混了。而且登记造册送内阁考察，一月一小考，一年一大考。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标准，地方官收不到九成的一律处罚。

凡事和乌纱帽结合起来，问题得到解决效率也高，万历五年财赋此隆庆增长七成，财政收支结余八十五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损的局面。可同时各种言辞批评“考成法”太过苛刻，指责张居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同僚的非议与嫉恨四起，本来大伙都轻轻松松做官，高高兴兴捞钱，你这“考成法”一来，弄得整天累月奔波忙碌，当官不轻松，不捞财谁愿意呢。

一时间明争暗斗，硝烟四起，朝廷一派紧张气氛，这节骨眼儿，张居正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下火线的。在一系列操纵下，为了能抓牢大权，搞了个“辞俸守制”的办法，不要薪水照常上班，人们一看便知是贪权心理作祟。凡是反对皇帝夺情的贬官，廷仗，充军，赞成夺情的加官进爵，为了巩固手中权力，他已是不择手段。

而历代攻击改革者最容易入手的不是推行政策的本身，而是改革者的私德。时位之移人，张居正也不免这个老路，对自已父亲及子侄的劣行睁只眼闭只眼，得罪父亲的御史李颐很快就被罢官。被受人指责的是他干预客科场，暗箱操作二儿子嗣修以一甲第二进士及第，万历八年懋修，敬修同时考上进士，这一切都是有意安排。大臣们纷纷有样学样，科场风气不可收拾。

张居正左挡右突，躲明枪防暗箭，但忽略了在他背后一双年轻人的眼睛。这个年轻人就是已慢慢长大的万历皇帝。从小朝廷的事均不用小皇帝插手，神宗也乐得自在，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其心理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一个强大的阴影下生活的年轻人有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这个皇帝已然长大，他也懂得掌握权力的快感，而张居正的独揽大权本就为神宗所有，皇权和相权就像各露出海面一角的两座冰山，表面看似平静，可海面下开始相互摩擦碰撞。张居正平日对万历越严格，万历就越反感，当年那种尊敬已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还了。

所有这一切在万历十年六月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戛然而止，所有他生前的对手，政敌，包括万历和一个已然在黄泉路上的人开始了斗争，只赢不输。

他的大后方大太监冯保遭到清算，被抄家发配，万历十一年开始夺其谥号，他所实行的制度几乎全部废止，离他身死仅九个月。这只是万历报复的开始，将懋修除名，抄家，追赃，敬修自尽，全家饿死十口。万历下诏“念勤劳有年，故免尽法”，将其弟居易，子嗣修等人发配烟瘴之地。

一生为谋国，新政利民，但贪权利已，刚愎自用，生前享尽权力这剂上瘾的迷药，生后哪晓这滔天恶浪。

（一家之言 ，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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