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下的大环境之下，外国列强在掠夺中国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文化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丁戊奇荒”，除了中国内部自身的关注之外，同样也引起了外国群体的注意，使得对于灾荒有了更多内容的记载。因此针对近代中国主要的三种不同信息主体记载内容的对比，同样也是三种不同文化主体的对比，进而了解在世界局势变化下的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与世界接轨，迈进近代化的潮流之中。尤其是通过当时旅居中国的外国人视野，了解晚清中国社会的状况，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有更为明确的把握。

1、中国灾荒史研究概括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度，而且中国社会长期是以农业立国，而灾荒发生与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古代对灾荒的关注极为敏感。而同时，中国又有记史的传统，历代王朝对于灾荒都有极为详细的记载，丰富的史料使得灾荒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且成果颇丰。

深受灾荒困扰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之中，对灾荒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将这些灾荒发生的时间和受灾情况记录下来，整理成册，使得中国的灾荒史史料有着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线。而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关于灾荒历史的记载，“殷墟出土甲骨文中多有‘熯’的记录，即发生旱灾，从中可以看出商王对旱灾的关注；为解决旱灾而进行的祈雨活动也见诸卜辞”，这是中国古代对于灾荒的较早记录，之后随着社会体系的完备以及文化思想的进步，对于灾荒的记载更加详细广泛，除了政府的官方记载之外，民间记史也逐渐形成，使得灾荒史有了丰富的史料基础。

丁戊奇荒作为近代影响广泛的一次巨大灾害，一直是学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灾情之重都是近代乃至古代颇为罕见的，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感叹此乃“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在《近代中国的十大灾荒》中有统计“灾荒伊始的1876年，直隶、山东、河南、四川省份被灾州县达222个，具体来说，直隶63个、山东76个、河南75个、山西8个。一年后，直隶被灾州县增至69个、山东79个、河南86个、山西82个、陕西86个等等，其他省份在原有基础均有大幅度的提高。灾害整整持续了三年才宣告结束，出现约2亿灾民，占当时全国人口总量的半数以上，约1000万的人死于这场饥荒和疫病，有2000万以上的灾民成为背井离乡的逃荒者”如此鲜明的数字统计结果让我们看到了这场灾害对于当时华北地区的破坏有多么严重，这种社会惨象自然也就会让当时更多的民间群体去关注和记录这场灾害，而当时的中国政府自身以及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同样对此尤为关注，这也因此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且珍贵的历史史料。

按理说，这场波及广泛的大灾应该算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令人奇怪的是，这场大灾在《清史稿》之中却记载很少，灾害情况叙述也是极为简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清史稿》载：“（光绪）三年四月，武进、沾化、宁阳、南乐、唐山旱，应山夏、秋大旱。四年春，东平、三原旱。七月，内丘、井阱、顺天、唐山、平乡、临榆旱。”“光绪三年，山、陕大饥，（吴大澄）奉命襄办赈务。躬履灾区查勘，全活甚众。”，我们发现《清史稿》等官方文件的记录中对于灾害的具体情况介绍很少，并且只能通过这些简短的记录知道灾荒发生于何时何地，至于灾荒到底造成了怎样的破坏以及在这场灾荒之中有多少损失我们却很难了解，因此方志和碑刻等史料的存在，为我们了解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灾难提供了有力的史料证明，通过现存下来的《山西通志》等地方官府记载和各地的碑刻遗留，了解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国人对这场灾难的认识是怎样的？

2、官方方志中的灾荒记载

在《山西通志》之中，我们还会发现一点，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之中，洋人在中国的活动已经十分普遍，我们自然也相信在这次灾难之中，洋人不会没有丝毫作为，但令人诧异的是，作为晚清官府主编的《山西通志》之中，却没有丝毫对于洋人活动的记载。而通过《申报》、《纽约时报》等一些以外国人为主体的报刊和民间的记载来看，洋人在这场灾难之中其实是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光绪《山西通志》成书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书184卷，分图、谱、考、略、记、录六门。

虽然我们可能在一些史实中了解到古代王朝的帝王和官员们往往以贪污腐败，搜刮民财的形象为主，但更多史料证明，这些往往是一些无稽之谈或是片面之说，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官方存在不作为的行为，但在涉及到自己的统治利益方面，他们往往也会积极处理与应对。在这场大灾荒面前，政府的反应可谓是十分迅速，这与既定的清末官府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

在光绪《山西通志》中有载：“（光绪三年八月）上论前因洗马温忠翰奏晋省赈务需款，请借拨海防经费以资接济当经论，令李鸿章酌量借拨，兹据该督奏称，海防海防经费难挪用，拟将天津练饷制钱一款，易银十万两为借拨晋省赈款以应急需。应如所议，著曾国荃即行派员前往领解回晋，督饬所属核实散放嗣奉。”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信息是当灾荒发生之时，官员上报中央，请以海防经费挪用，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一场“海防塞防”之争，对于海防着实十分重视，尤其是清政府见到了外国船舰的厉害之后，给海防以大量拨款。可是当内地发生灾荒之时，清政府能够舍掉海防之重，有挪用经费的打算，虽然最后是从练饷的军费之处拨款，但也能看出政府对于这一次灾荒的重视与应急之切。

而从查阅到的资料中以及灾荒造成的巨大恶性影响了解到，“丁戊奇荒”造成的危害绝对不是这十万两可以解决的，所以清廷采取多种方式来应对灾荒可能造成的更多危害。作为统治者的清廷，自然需要努力做好这一次的防灾工作，如果灾荒不能有效得到控制，自然会引发更深的危害，就犹如自己的前代王朝一般，所以他们极力想要让这场灾难尽快度过。因此清廷内部开始了一次“筹款大行动”。据光绪《山西通志》载 “著户部即行筹拨银二十万两，李鸿章再行筹拨银二十万两，作为该两省赈款，山西情形最重，河南稍轻，所有此次备赈银四十万两，著以七成拨归山西，三成拨归河南，核实散放。本届起运江安漕粮，并著截留四万石由李鸿章、曾国荃设法运解山西以备赈济之需。至灾黎待食孔亟，凡有商贾运赴晋豫米石，经过地方各该督抚饬属，暂免抽收厘税期于商贩畅行，藉资接济。”在筹款的基础上，清廷为了应对灾荒，对厘金的限制也有所放松，使得这场灾难的救荒物资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灾区，进而使灾情能够有所缓和，希望这一次的“救灾行动”能够成功，但这些准备也是远远不够，

灾荒之中，最大的需求其实无非就是粮食，清廷自然知道灾荒地区此时除了钱银之外，还需要大规模的粮食调运。

而在光绪《山西通志》之中，有一个特别的范例是关于慈禧太后的。其中载：“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晋豫两省民苦流离，为人上者，岂忍稍涉奢侈，著内务府大臣督饬司员将宫内一切应用之需力加裁剪，约可节省若干，迅速具奏，但能省一分浮费，即可多一分赈需款，钦此仰惟。”在我们了解到的知识中，慈禧太后是个爱财喜享乐之人，但这次灾荒中的表现确实令人诧异，能够“身先士卒”，为灾区考虑。而慈禧这样做的表现，更重要的一点影响就是作为皇家的绝对掌权者已经做出表率，而下面的各省督抚官员也必然会为了赈灾拿出银两，这也可算慈禧的一次动员典范。

通过对官方记载资料的分析，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作为国家主体的清政府，他们在这次灾荒面前的积极表现，作为统治阶级，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以及力量是民间以及当时活动在中国的洋人们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可以更为有效或者可以理解为更大规模的去赈济灾荒。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官方记载的灾荒中的一些特点，他们更多的是对于治理灾荒措施的记载，很少有灾荒地的发生状况，一方面确实官方与灾荒发生地的交集太少，只知道灾荒发生很惨，但具体怎样的惨状，这也不是久居高堂的官员们该考虑的，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维护官方的形象，作为统治者的他们，自然不会让后人诟病，如果在这些官方记载的内容中渗透过多的社会惨象，反而会让人觉得政府的无能，因而在他们的笔下更多的是官方如何积极救灾的表现，而不是对于灾荒发生地具体状况的记载，希望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者形象。

为了应对这次灾荒，清廷的官员们进行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赈荒大动员。作为国家中的统治阶级，他们有义务也必须这样做，毕竟不久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危害让他们回想起来历历在目，他们也必然会为了这一次的赈灾付出极大的心力，否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让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最终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从过程来看，这场荒灾动员也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3、地方碑刻中灾荒记载

山西作为“十年九荒”的多灾之地，地方上自然也保留了丰富的灾荒史料，而碑刻的存留更是十分丰富。“这些碑刻经过学人们的收集、整理、出版，主要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平定碑刻文选》、《高平金石志》、《三晋石刻大全》等”，除此之外，还有郝平老师整理的《“丁戊奇荒”山西碑刻辑录》也是近年来对于山西灾荒碑刻的一个很好搜集。通过这些现存以及一些旧的保存下来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民间的角度，也就是这场灾害的直接受害者的眼中，了解“丁戊奇荒”带来的危害以及当时民间最直接的处理办法。

在碑刻之中，除了对于灾荒发生情形本身的记载之外，更多是关于于捐纳者的记载，其实这也不足为奇。捐纳者多是地方上的地主和乡绅，他们是地方上基层权力的代表，在清政府的响应号召下，他们也必然会做出一定的行动，毕竟当朝的太后都已经做出了表率，他们还能够有什么怨言。作为地方上的地主和乡绅，他们既享受着一定的特权，也为保护这一地区的负有一定的义务，所以他们也必然是这场赈灾行动的主力军。而

在

《垣曲县志》记载：“旧时，救济多由绅士开仓赈济，数量甚微。”灾荒一开始，这些乡绅们也确实组织了救灾活动，但地方庞大的人口数量绝非是仅靠几个富商们的捐助便可度过灾难，长此以往，就算是富贾一方的乡绅们自然也无法撑得住这样的消耗，在保证自救的前提下他们自然也就对于赈荒的热情消减，然后就有了之后的官府强行纳捐事件的出现。万荣县光华乡南火上村碑刻《荒年志》记载在大灾过后，整个村庄“合村人五百口有零，留一百八十口。户一百二十户有零，留四十户有零。牛马七十头有零，留十头”在人口大量饿死的情况之下，仍然有些家庭的牲畜能够保留在十头以上，其中原因无非是某些富商自留以求自救。这种情况之下，地主们的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地方民众的不满，向当地的政府去报告情况，而政府的反应无非就是逼迫这些富户们强行捐纳。“由是，有余者多纳官府，无食者难度光阴。”，

而灾害之中，神灵思想往往会极度膨胀甚至于统领一时，中国古代的多次农民起义也是这样而来，而灾荒发生前不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神灵思想的蔓延的典型代表。

“公遂禀明各上宪，并遣邑人增生雷君声宏于七月初七日偕杨公同往邯郸县圣井岗，恭请铁牌，往返兼程而行。自起身后，每日密云不雨，似有待者。直 至月之十四日夜间，铁牌甫入壶境，灵雨滂柁，四野均沾而且连朝迭沛，禾苗复苏。由是未秀者吐秀，己秀者结实 ，沣然而兴 ，其庆有秋于斯时也。忧者以喜， 病者以愈，不旬曰转歉为丰，四野欢忭。”丁戊奇荒自然是由干旱所起，所以民间对于雨水更是极为需求，再加上山西本就是少雨少水之地，更是对于求雨有着一股痴迷，山西多地的“龙王庙”无非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是这种神灵思想并未为他们的灾荒提供多大的帮助，更多的人可能是带着自己所谓“神灵慰藉”自此长眠，无法度过这场荒灾。这自然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这场灾荒，进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以便于减少这场灾荒的危害。

在碑刻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官方记载中难以出现的内容，这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有着重要的关联。因为亲历灾荒，所以他们能够有最直观的感受，也相对来说有更真实的灾荒实情记录，对于还原以及分析这场晚清时期的大灾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近代报纸中的灾荒记载

虽然类似报纸形式的传播手段在中国产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但近代形式的报纸在中国正式开始出现却相对较晚，但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报纸已经有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并且逐渐稳固成形，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宣传载体，在广播媒体以及电视媒体出现之前，报纸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丁戊奇荒”发生之时，中国的报纸业也已经初具规模，随着外国传教士以及洋商进入中国，他们对于文化信息的需要使得他们在中国境内自行创办报刊。而对于中国境内发生的灾荒，这些报纸自然也是颇为关注，所以自然我们能够在这些报纸之中发现许多对于“丁戊奇荒”的记载。

作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申报》，一直是人们研究近代历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作为一份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能够更好的了解晚清面貌。《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是近代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刊。《申报》前期的主要创刊人是英国商人美查，但主要执笔人却是中国人，这种特殊分工使得《申报》具有很强的中西结合的特点，这也是《申报》在近代能够对中国人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而“丁戊奇荒”发生之时，《申报》发行已有5年多的时间，我们自然也不用怀疑《申报》的阅读群体之少，所以《申报》对于这一次灾荒的记载也更容易让中国境内更多人所了解，甚至影响到当时的外国人群体。

《申报》有载：“今岁以山西被灾较重，除本省筹款施赈外，各外省亦转扎鉓州县官妥为设法劝捐款往山西。适时赈济昨闻宁波赈捐局暂捐情形，计分四等，首富捐银一千两，次富四百两，再次二百两，而又次一百两，均由地方官会同本地公正绅士熟商而定者现已办有就绪，劝慈镇三县约共得万余金，惟奉象定三县尚无成数云。”在前文之中论述到，“丁戊奇荒”发生之时，政府以及民间或多或少的都做了一些救灾行为，但灾荒的危害确实是令他们始料未及，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到底需要多少物资，而政府以及民间对于灾荒的救济都有点有心无力，当时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列强的不断侵扰，国家也正是用钱之时，而民间也因为其资金有限，自然不会成为灾荒的长期捐助者，况且他们本身也是生活在灾荒之中的人群，对此更是无能为力。而《申报》的出现，正好为灾荒做了一次有效的动员，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当时的中国北方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尤其是报纸的撰写者，很多撰稿者都有着在灾荒发生地报道的经历，所以他们的报道要比政府的宣传更加真实，比民间的传播更为迅速，因而也会让更多人受此感染，为受灾区捐款。

“关圣帝君曰：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大哉言乎是以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凡一物失，所亦必多方援救，所以体上天好生之德也，今年山左右迭降荒灾饥，鸿栽道敝堂曾设法劝捐，蒙善士施财济困，不遗余力，斯真莫大阴功，继闻河南亦被旱灾，敝堂因力有未逮事虽兼办每以为憾幸吴中，诸君子有助赈河南之举，集资万緡，特邀袁君子鹏，严君保之蒋君子彬周君子安吴君复棠驰往河南赈济昨接袁君子鹏自汴城来书其目击情形甚为凄惨，今节登大异冀四方仁人见之同为援手”在《申报》之中，很多文章其实是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尤其是在这篇对于劝赈的宣传之中，更是借用了中国人广为信奉的关公形象，使得灾荒的劝赈更加具有说服力，相较于官府对于民间地主乡绅的劝捐，《申报》的劝赈其实更能体现自愿原则，尤其是加入了更多中国传统元素进去，也就会使许多其他地区的富豪们对此伸以援手，《申报》的这种劝捐方式取得的效果也自然会更加成功。而事实也确实证明这样做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

当然，当时的中国境内也绝非只有《申报》一家报纸在进行灾荒的宣传，《万国公报》等同类型的报刊也在积极进行着劝捐活动，除了对于灾荒状况的记载以及呼吁劝捐的记载之外，《万国公报》还对中国人的神学思想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西学的传播是与落后观念在相互博弈中完成的，在灾荒救助中，《万国公报》发挥了舆论监督与批评功能，经常刊登些批驳落后救灾观念的言论，对于”神龙戏水“与灾害传播中的谣言予以科学的解释和澄清，并提出科学的、进步的观点。”《万国公报》的创作主体相较于《申报》来说，以外国传教士为主，所以对于这场灾荒更加理性和客观，所以在报纸之中我们很容易看多许多对于灾荒成因的分析以及如何救灾赈灾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也是《申报》之中很少涉及的，因此随着报纸的发行，中国的赈灾理念以及赈灾模式也在渐渐发生转变，更多的赈济方式出现在当时的晚清社会当中。植树造林、以工代赈、兴修铁路、开采矿藏等方式，使得救灾的模式更加丰富与多样，也使当时的受灾区度过这场灾难更加迅速。

除了中国境内对于灾荒的报道外，中国的灾荒自然也引起了世界报纸的关注，《纽约时报》更是对灾荒进行了长期的关注，从灾荒初现到灾荒的解决，《纽约时报》都有不同程度的跟踪报道。

而当《纽约时报》之中开始有了对于灾荒的记载之后，美国人的反映必然是震惊，对于一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很难想象到一个国家的几个省份竟然会因为一次灾荒会有这样巨大的人口损失以及数量巨大的难民，美国国内甚至还引起一度的恐慌，害怕这些难民有移民的打算，更令人感怀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的难民表示表示出极大的同情与怜悯，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是否归还中国赔款用于赈灾的大讨论。

5、三者记载差异之浅析

综上来看，灾荒书写已经不仅仅是官方的特权，特别是民间文化的繁荣以及近代报纸在中国的出现，使得记载的形式更加多样，这样也就保留了更多的历史资料，也会使历史研究更加容易接近真实。但是，由于各方的利益以及价值追求的不同，对于灾荒的记载必然也有一定的差别，这也是我们对于这些史料进行研究的重要原因，在对比中了解这场灾荒发生时社会的真实表现，吸取一定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的救灾减灾工作提供一定的预防措施。

在官方的记载之中，我们很难见到有灾荒所造成的具体危害的记载，它只用简短的话语对灾荒概以描述，至于灾荒发生之后灾区的受灾情况很少有专门的记载。而在碑刻和报纸之中，却对受灾区的情况进行了细致描述，对于灾荒波及的范围以及受灾人口和灾荒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在碑刻中有载：“归途骨肉多分散，归来亲邻半不见。吞声空对釜甑叹，靡有孑遗忆云汉。君不见，通衢旁僵尸枕藉，白骨累累不埋藏。或则葬犬腹，或饱豺与狼。”“光绪丁丑岁，乃大饥也。麦未种，秋未登，一岁己成两岁之灾；食树皮，食人肉，十分几毙七分之数。”

至于为何会有这种记载差异，原因其实不足为奇。方志的记载者主要是当时的清朝官方，他们代表着整个政治权利运转中心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记载会有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维护清朝统治者的正面形象，他们不管这场灾害到底有多么惨重的人员伤亡，或者可以理解为民众到底遭受了多少的损失，因为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这些受灾区施以援手，显示君主的慈爱之心，这也是这场灾害一开始被轻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按着传统的形式来赈灾，才导致了后续更大的灾害损失，所以对于这场灾害造成损失的记载在方志中其实是很少见的，但是常见的就像我们文中所提到的“赈荒大运动”，对于各地捐粮捐银的记载，尤其是在政府的引导之下所进行的一些赈荒行为，这些都是方志之中极力宣扬的，尤其是对慈禧节俭以赈荒的记载更是表明了他们对于清朝政府形象的极力维护。而值得注意的是碑刻的记载其实是这场灾害受灾区民众的最直接记载，这也是所有史料中更加接近真实性的史料存留，尤其是对于灾荒发生之后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这场灾害造成民众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有最残酷的灾区情况，对于碑刻的研究也就能够使这场灾荒的形象更加接近历史原貌。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作为当时在中国境内新兴起来的报纸，其记载内容的多样性使得它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传播媒体，尤其是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信息传递的缓慢，它可以做到信息传播的及时性，这是官方的方志与碑刻远远不能达到的，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近代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与方志碑刻不同，他们只是对于灾针对荒本身的记载，而报纸的关注点却更为全面，除了对灾荒发生前后的灾情记载之外，还包括对如何处理灾情以及从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提出处理灾害的方法，使得尽可能的快速度过荒灾，这也是近代文明交流之中外国文化涌入中国的表现，为当时的中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也为当时中国正进行的洋务运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方案。

6、总结

这场晚清时期的大灾荒，看似仅仅是中国北方的一次自然灾害，但灾害发生之后的活动，却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世界近代文明的一次碰撞，让更多的国人以及清政府内部认识到中国所存在的问题，而中国当时境内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

而通过对中国传统方志、碑刻和新出现的报纸三种不同形式的信息记载方式的分析，对于这场灾荒发生之后的中国社会所作出的反应以及世界所给予的反馈的研究，了解到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转变以及将要可能发生的变化，了解在近代潮流之下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是做如何选择。而通过对一些救灾措施以及所涉及的到主体的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灾荒救助能够提供很好的经验，使我们今天更好的做好防灾减灾工作，进而减少灾害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清)曾国荃等撰(光绪版)，《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

[3]《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4]《申报》[M]，上海：上海书店，1982.

[5]（清）贺澍恩（光绪版）《浑源州续志》[M]，山西：山西省图书馆，2010.

[6]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通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7]张正明、科大卫主编：《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9]王树新主编：《高平金石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 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垣曲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范耀江、王建军：《殷墟甲骨文所见“旱灾”研究》[J]，《四川文物》，2017年，第2期，总第129期。

[12] 郝平 《从历史中的灾荒到灾荒中的历史——从社会史角度推进灾荒史的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第33卷第1期。

[13] 侯秀林：《略论清代山西大同地区的刻书业和毫无影响》[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6期，2014年12月。

[14] 郭春梅：《河东碑刻中的光绪旱灾》[J]，《文献》，2005年10月，第4期。

[15] 刘胜男：《与清朝光绪时期灾荒报道》[J]，《传媒史话》，2017年3月下。

[16] 刘亮：《近代西方人对“丁戊奇荒”的认识及其背景——传达的信息》[J]，《古今农业》，2014年第3期.

[17]赵晓华：《“丁戊奇荒”中的社会秩序——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4月，第2期。

[18]田丽：《“丁戊奇荒”中平阳府的灾情和赈灾工作——基于碑刻和地方志的研究》[J]，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3月，第19卷第1期。

[19]刘亮：《19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与“丁戊奇荒”信息、反应与识华》[J]，《古今农业》，2017年第1期。

[20]谢忠强、刘转玲、黄红莲：《“丁戊奇荒”中山西的灾荒与救济》[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月，第11卷第2期。

[21]王金香：《洋务派与“丁戊奇荒”》[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2]张大海：《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J]，《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1期。

[23]孙荣芳：《河津光绪丁戊奇荒灾情考》[J]，《沧桑》，2014年2月。

[24]郝平、周亚：《“丁戊奇荒”时期的山西粮价》[J]，《史林》，2008年第5期。

[25]王璋：《灾荒、制度、民生——清代山西灾荒与地方经济研究》[D]，南开大学，2012年5月.

[26]李文海、刘仰东、夏明方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7]李文海、夏明方编：《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8]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9]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0]李文海：《灾荒与饥馑1840——191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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