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張伯行任福建巡撫，為拒絕送禮者，特地撰寫了一篇《禁止饋送檄》，張貼於居所院門及巡撫衙門。讓我們去看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或略能知道一二。
張伯行（1651-1725年），字孝先，河南儀封（今蘭考）人，任福建、江蘇巡撫，禮部尚書。康熙二十年（1681年），考中舉人。康熙二十四年，中殿試三甲，賜進士。康熙三十一年，補授內閣中書，從此入仕途。
一、篤信了理學以後，堅定他從政為官的思想信念。
張伯行出身書香門第，其父親三代在鄉里均德高望重。在家風薰陶和理學的浸染之下，樹立起篤信理學、恭敬祖上的信念。為了專心致力於理學和讀書，在蘭考建立請見書院。此後，在張伯行四十餘年的讀書生涯中，奠定了理學名臣的思想底蘊，孕育了他對己嚴律、對事謹慎的性格，塑造了公正廉潔的為官品格，形成了克己奉公、堅持真理的行事原則。
這些特質，與我們今天領導者要堅定理想信念、心存敬畏的內容和標準雖然不一樣，但嚴以律己、公正廉潔、堅持真理的行為規範還是值得學習借鑑的。
二、學習了理學以後，牢築了他以聖學為標準推己及人的行事原則。
張伯行考中進士後，奉聖諭回家讀書，把“程朱理學”作為自身為學之身的根本，完成了從儒學雜家向篤志理學的轉變，以至後來以理學名臣從祀孔廟。
張伯行通過對宋代“程朱理學”四大學派的學習研究，體會到“千聖之學，括於一敬，故學莫先於主敬。”他認為，學習沒有比掌握“敬”更重要，索性取自號為“敬庵”。他把“敬”作為“正心”“立本”的重要手段，認為“敬”不僅僅是一種心理活動，而且能夠與“恭”這一外在道德品質相互養成。只要內心時時存“敬”，有事無事都可以“無時不悅”，從而使人的道德更好地踐行於行動之中。
張伯行對朱熹以“畏”“釋”“敬”的主張極為贊同和欣賞，平日“凡動作之間，凜然如有所督責而知畏懼”。這種對聖學的心裡敬畏既形之於外，又內存於心。對自己言行舉止的嚴格要求，做事如“有所監督”的心理狀態，使張伯行能夠做到慎獨慎微，形成了自己做人處事的原則。
當代領導者要把理想信念作為自己的人生格言和前進的燈塔，作為自己努力奮鬥的最大的精神動力，只有這樣的立意和胸襟，視野才能開闊，事業才能寬廣。
三、追求了理學以後，養成了他從政為官清正廉潔的浩然之氣。
張伯行有一句名言：“我為官，誓不敢取民一錢。”他到福建任職時，拒絕了奢華的署衙佈置，取消了前任以家丁冒領錢糧的舊例，拒絕領取五十名家丁兵糧。他為官期間，一切花銷包括日常用品、衣服穿戴，甚至是磨面的牛、石碾都是從河南老家運來。
他任巡撫時，對江蘇總督噶禮在案件審理中收受賄賂、阻撓案件正常審理上奏參劾；對欽差張鵬翮案件審理中的“瞻顧掣肘”行為，請求朝廷另外委派欽差大臣前來審案。為官剛正不阿，堅持原則，一心為民。
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康熙帝南巡到江蘇，諭令總督和巡撫舉賢薦能。在提供的舉薦名單中康熙帝沒有看到已聞名朝野的張伯行名字，就對總督、巡撫訓斥道：“朕聽說張伯行居官清廉，是個難得的國家棟梁之材，你們卻不舉薦！”康熙帝親自舉薦張伯行，由江蘇按察使提拔任福建巡撫，並賜予“廉惠宣猷”的匾額。
作為領導者，就要做到在原則面前決不能讓步。要摒棄“好人主義”思想，與特權意識、官僚習氣、圈子文化作堅決鬥爭，做到忠誠、乾淨、擔當，奉獻自己忠誠的事業。
張伯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讓他能夠保持清正廉潔的浩然正氣，能夠呈現無欲則剛的凜然骨氣，能夠堅持原則敢作堅決鬥爭的無畏勇氣，這也是當代領導者應該學習借鑑的地方。
四、踐行了理學以後，強化了他從政為官“為生民立命”的初心。
康熙三十八年，張伯行主動出資招募農民堵塞沖毀的河堤，挺身而出主動擔當。在濟寧道任職時，他從老家運來錢糧，製作棉衣，併發倉谷賑濟汶上、陽穀兩縣災民。任福建巡撫時，禁止商人謀取高利，穩定米價，移風易俗，解救貧苦人家的女子。他自始至終認為，為官從政就是要為民立命，為百姓辦好事。因此，在從政中，他為民眾利益據理力爭，救百姓於天災人禍。
作為當代領導者，就要牢固樹立為民服務的宗旨，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解決人民群眾操心、煩心、鬧心的一個個現實問題為己任，堆土成山，積水成淵。
張伯行一生對“千聖之學”的篤信和敬畏，踐行於他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仕途生涯，他心存敬畏、嚴以律己的行為，正如他在福建巡撫任上寫就一篇《禁止饋送檄》：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雲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倘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
《禁止饋送檄》可以作為領導者的“一面鏡子”。正是這面閃閃發光的“金子牌匾”，為領導提供了端正自己形象的“衣冠鏡”，即對信念的恪守，對自己一言一行、一絲一粒、一釐一毫的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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